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睾丸生殖细胞癌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这一趋势提示可能存在生活方式或环境风险因素,不过包括丹麦在内的一些地区的发病率近期已趋于稳定。1, 2 多年来,人们一直关注环境因素对睾丸生殖细胞癌的影响,尤其关注那些可能在胎儿睾丸发育关键时期造成干扰的环境化学物质。3有观点认为睾丸生殖细胞癌起源于胎儿时期,部分可能是由于胎儿接触了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的各种化学物质所致。4虽然动物实验已经证明了某些化学物质会对雄性胎儿的生殖系统产生影响,5, 6, 7 但要在人类身上建立胎儿暴露与成年后患睾丸生殖细胞癌之间的关联却十分困难。由于睾丸生殖细胞癌较为罕见,要想在可能诊断出该疾病数十年前获取孕妇的样本,就需要对大规模群体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在一项利用孕期采集的母体血清的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与睾丸生殖细胞癌风险之间的关联,发现某些全氟烷基物质,比如全氟辛酸,会略微增加患病风险。8同样,在另一项分析中,我们发现几种有机氯农药和多氯联苯也会增加睾丸生殖细胞癌风险,不过相关证据较为有限。9总体而言,长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关注农药在睾丸生殖细胞癌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已有许多研究通过生物样本、问卷调查或职业数据来评估人们的农药接触情况。10, 11, 12, 13
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研究了4-羟基氯噻酮,这是一种最近通过非靶向筛查被发现的物质,且在人类生物样本中经常被检测到。14, 15, 16 4-羟基氯噻酮是氯噻酮的主要代谢产物,氯噻酮是一种广谱有机氯类杀菌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17,由于存在致癌、地下水污染以及水生生物毒性等健康与环境问题,它于2019年在欧盟被禁用。18氯噻酮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研发出来,后来被广泛用于农业和家庭环境中,用来防治农作物上的真菌病害,19, 20, 21 同时也用作某些油漆和木材的防腐添加剂。20在丹麦,氯噻酮于1981年开始使用,主要应用于水果和蔬菜种植领域,其在1990年代销量达到顶峰,之后在2000年停止使用,也就是在欧盟实施禁令之前。22尽管如此,氯噻酮仍在巴西、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使用,23, 24, 25 在美国仍被批准用于农业用途,26而哥斯达黎加则直到2023年才禁止使用这种物质。27
目前,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诸如4-羟基氯噻酮这类代谢产物的研究。虽然关于4-羟基氯噻酮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包括其在环境和人体内的半衰期等数据也尚未完全明确,但研究表明它可能比其母体化合物更具毒性,且在环境和人体内的迁移性及持久性都更强。20, 22, 28, 29, 30, 31, 32, 33, 34 目前关于人类体内该物质的生物监测数据相当少,但在母亲血清和母乳样本中已经检测到了4-羟基氯噻酮,28, 35, 36 包括在瑞典一项针对1997年至2015年间怀孕妇女的研究中收集的1,808份母亲血清样本中也有该物质的存在。28它在配对的母亲血清和母乳样本中,36以及配对的母亲血液和脐带血样本中也能被发现,37这表明它可以从母亲的血液循环传递到其他组织中。这一现象与农业用农药以及氯噻酮的胎盘传递特性是一致的。38, 39 40目前还没有研究将4-羟基氯噻酮的浓度与人类的健康状况联系起来,不过实验研究表明它在斑马鱼体内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41,在人类细胞模型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生物活性。33
在此,我们报告了一项关于孕妇生物样本中4-羟基氯噻酮浓度及其与男性后代患睾丸生殖细胞癌风险之间关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