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Advances》:Inverse Association between PFAS Mixtures and Body Roundness Index: A Competitive Mediation of Free Triiodothyro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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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与肥胖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且其与身体圆度指数(BRI)(一种新型身体脂肪分布指标)之间关联的证据尤其缺乏。目标:研究人员调查了单一及混合PFAS暴露与BRI的关系,探讨了甲状腺激素的中介作用,并识别了易感亚群。方法:本研究
背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与肥胖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且其与身体圆度指数(BRI)(一种新型身体脂肪分布指标)之间关联的证据尤其缺乏。目标:研究人员调查了单一及混合PFAS暴露与BRI的关系,探讨了甲状腺激素的中介作用,并识别了易感亚群。方法:本研究纳入了来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1999-2000,2003-2020)的14062名美国成年人。采用加权多元线性回归、加权分位数和(WQS)回归、中介分析及亚组分析评估关联。结果:研究人员发现PFAS(单一及混合)与BRI之间存在稳健的负相关。全氟癸酸(PFDe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是混合物效应的主要贡献者。中介分析揭示了一种新的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竞争性中介作用:PFAS暴露对BRI存在直接的净负效应,这一效应部分被通过FT3增加介导的正向间接效应所抵消。此外,这些负相关在关键亚群中显著更强,包括当前吸烟者以及既往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个体。结论:本研究提供了首个流行病学证据,表明PFAS混合物与BRI之间存在负相关,并具有FT3竞争性中介的特征。在吸烟者和代谢疾病患者中观察到的更高易感性提示,PFAS暴露可能导致不利的身体成分变化。这些发现强调了在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中需要考虑混合物效应和脆弱亚群。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是一类广泛应用于工业产品和消费品(如建筑材料、食品接触纸和消防泡沫)的人工合成化合物。由于其碳-氟键的极高稳定性,PFAS在环境中持久存在,导致人类通过饮食、饮水和吸入广泛暴露。PFAS的生物蓄积性与其对内分泌、免疫、神经和生殖系统的损害有关。在代谢健康领域,PFAS与肥胖的关联存在争议:部分流行病学研究提示PFAS具有“致肥胖”作用,但另一些研究则观察到负相关或无显著关联。传统肥胖指标(如身体质量指数BMI和腰围)的局限性可能掩盖了PFAS对体脂分布的真实影响。身体圆度指数(BRI)是一种新近开发的人体测量工具,能更准确捕捉体形变化和内脏脂肪水平,并与心血管代谢风险预测有更强关联。然而,PFAS暴露与BRI的关系尚未被充分研究。此外,PFAS可干扰甲状腺激素稳态,而甲状腺激素(尤其是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是基础代谢率、产热和脂质代谢的关键调节因子,可能介导PFAS对体脂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利用美国国家代表性样本,全面评估单一及混合PFAS暴露与BRI的关系,探讨非线性趋势,检验甲状腺激素的中介效应,并识别易感亚群,为理解PFAS与肥胖的复杂关系提供新视角。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1999-2000及2003-2020共10个周期的数据,纳入14062名20岁及以上成年人。通过加权多元线性回归、加权分位数和(WQS)回归、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中介分析和亚组分析,发现:
- 单一PFAS(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全氟己烷磺酸PFHxS、全氟壬酸PFNA、全氟癸酸PFDeA)及混合暴露均与BRI呈显著负相关;
- 混合效应中,PFDeA和PFOS是主要贡献者;
- 所有PFAS与BRI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
- FT3在PFHxS和PFNA与BRI的关联中起竞争性中介作用:PFAS通过直接负效应降低BRI,同时通过增加FT3产生正向间接效应,但直接效应占主导;
- 亚组分析显示,当前吸烟者、女性、其他种族、既往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个体中负关联更强。
该研究首次提供了PFAS混合物与BRI负相关的流行病学证据,揭示了FT3的竞争性中介机制,并指出吸烟者和代谢疾病患者为易感人群,为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参考。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Advances》。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1999-2000及2003-2020年共10个周期的数据,样本来源为美国全国代表性人群(14062名20岁以上成年人)。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加权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于评估单一PFAS与BRI的关联,调整社会人口学、行为及健康状况协变量)、加权分位数和(WQS)回归(用于评估五类PFAS混合物的总体效应及各化合物贡献权重)、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用于刻画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基于反事实框架的中介分析(以FT3为中介变量,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及亚组分析(按年龄、性别、种族、吸烟、饮酒、体力活动、鱼贝类消费、高血压、糖尿病分层,检验效应修饰作用)。所有分析均采用多重插补处理缺失数据,并依据NHANES复杂抽样设计进行权重调整。
**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特征**
研究共纳入7160名女性(51.2%)和6902名男性(48.8%),加权平均年龄47.11岁。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比最高(68.3%)。BRI的加权均值为5.31,中位数为5.13,四分位距为3.89-6.67。PFAS检测率均>70%,几何平均浓度各异。PFOA与PFOS(r=0.75)、PFNA与PFDeA(r=0.73)呈强相关,其他化合物间呈中等相关(r=0.3-0.63)。PFAS浓度与BRI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11至-0.05(均P<0.001)。
**3.2 PFAS暴露与BRI的关联**
在充分调整模型中,ln-转换的PFAS与BRI均呈显著负相关:PFOA β=-0.23(95% CI: -0.31, -0.15)、PFOS β=-0.23(-0.29, -0.16)、PFHxS β=-0.16(-0.23, -0.09)、PFNA β=-0.17(-0.25, -0.09)、PFDeA β=-0.32(-0.39, -0.24)。按四分位数分析,各PFAS最高四分位(Q4)与最低四分位(Q1)相比,BRI均显著降低,且呈剂量-反应趋势。WQS回归(负方向)显示,PFAS混合物与BRI显著负相关(β=-0.29, 95% CI: -0.35, -0.24),主要贡献者为PFDeA(权重0.502)和PFOS(0.275),PFHxS(0.218)、PFOA(0.014)和PFNA(<0.001)贡献较小。正方向模型未收敛。
**3.3 PFAS与BRI的剂量-反应关系**
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所有五种PFAS与BRI均呈显著非线性关系(非线性P均<0.001),曲线斜率随暴露浓度增加而变化。
**3.4 中介分析**
仅PFHxS和PFNA与FT3及BRI均显著相关,故纳入中介分析。ln-转换的PFHxS通过FT3对BRI产生显著正向间接效应(IE=0.009, 95% CI: 0.002, 0.017),但直接效应为负(DE=-0.101, 95% CI: -0.182, -0.024),总效应为负(TE=-0.092, 95% CI: -0.173, -0.013),表明FT3起竞争性中介作用。类似结果见于PFNA(IE=0.023, DE=-0.173, TE=-0.150)。
**3.5 亚组分析与敏感性分析**
亚组分析显示,当前吸烟者中PFOA、PFOS、PFHxS的负关联更强(交互作用P分别为0.005、0.002、<0.001);性别对PFNA和PFDeA的效应有修饰作用(女性更显著,交互P分别为0.012和<0.001);其他种族中PFNA和PFDeA的关联最强;鱼消费与PFOA、PFOS存在交互,体力活动与PFOS、PFDeA存在交互;糖尿病与PFDeA、PFHxS存在交互,高血压与PFHxS存在交互。敏感性分析排除极端值、排除缺失协变量、纳入低检测率PFAS(2-(N-甲基-全氟辛烷磺酰胺基)乙酸,Me-PFOSA-AcOH)或加入调查周期协变量后,结果稳健。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挑战了传统的“致肥胖”假说,提示PFAS暴露可能通过不利的身体重塑(如异位脂肪沉积和肌肉减少)降低BRI,而非反映代谢健康的瘦削。FT3的竞争性中介效应表明,PFAS的直接有害作用超过其通过甲状腺激素诱导的补偿性代谢增加。吸烟者和代谢疾病患者(糖尿病、高血压)中关联更强,支持“多重打击”假说,即这些亚群因已有代谢紊乱而更易受PFAS影响。研究优势包括大样本国家代表性设计、采用BRI替代BMI、综合单一和混合暴露分析及中介效应探索。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中介分析假设较强、未测量混杂因素、甲状腺激素样本仅来自三个周期(N=3093)以及单次PFAS测量可能无法反映长期暴露。结论:本研究证实了PFAS暴露与BRI的稳健负相关,增加了对“致肥胖”假说的复杂性认识。FT3的竞争性中介作用提示PFAS暴露可能诱导不利的身体重塑,其直接有害效应超越了补偿性代谢增加。这种关系在吸烟者和代谢疾病患者中更为突出,识别了关键易感亚群。这些发现强调了在公共卫生政策中需考虑复杂生物学途径和高危人群。未来纵向研究对确认因果关系和阐明潜在机制至关重要,以指导更有效的PFAS健康风险缓解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