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政策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来自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Cogent Food & Agriculture》:The effect of green finance policy on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vidence from China’s green fin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ilot zon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7日 来源:Cogent Food & Agricultur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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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驱动力。绿色金融作为促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政策工具,在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绿色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及通过何种机制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利用2010年至2023年中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驱动力。绿色金融作为促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政策工具,在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绿色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及通过何种机制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利用2010年至2023年中国29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GFRIPZ)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评估其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显著提升了农业新质生产力。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改善信贷获取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政策效应在层级较低、规模较小的城市更为显著,表明绿色金融政策在相对欠发达地区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益。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业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但当前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与环境退化的双重挑战。全球农业系统极端天气频发,导致约6.38亿至7.2亿人处于系统性粮食不安全状态,同时农业贡献了全球21%至37%的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巴黎协定》等国际框架强调绿色低碳农业转型,但全球政府农业导向指数持续下降,核心瓶颈在于农业外部资本动员不足与内生增长动力薄弱。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国和碳排放国,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农业正从传统要素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QPF)成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前提。农业新质生产力以高技术密度、高资源效率和高产出质量为特征,强调绿色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与现代组织结构的深度融合。然而,传统金融体系受农业“高风险、低回报”属性制约,存在严重的“金融排斥”,难以满足绿色智能转型的资金需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Green Fin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ilot Zones, GFRIPZ)政策自2017年起分批实施,旨在通过标准化绿色金融标准、创新金融工具、优化绿色信贷和投资机制等,为绿色转型提供金融支撑。该政策为识别绿色金融能否及如何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宝贵的准自然实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绿色金融对工业结构升级、企业绿色转型等的影响,对农业领域尤其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注不足;且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停留在概念阐释和指标构建层面,缺乏从制度试点视角评估绿色金融政策效果的实证证据。此外,多数政策评估基于省级数据,难以捕捉地级市层面的异质性。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是否显著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传导机制是什么?绿色技术创新和信贷获取是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研究概述与主要发现**
研究人员利用2010—2023年中国29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GFRIPZ)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评估其对农业新质生产力(ANQPF)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显著提升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该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包括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排除新冠疫情干扰、剔除直辖市、控制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加入气候变量等)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揭示,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TI)和信贷获取(credit access, CREDIT)是两条关键传导渠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以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衡量)和改善农业信贷可及性(以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衡量)来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应在低行政等级城市(非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和小规模城市中更为显著,而在不同农业基础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地区间差异不显著,说明绿色金融政策在欠发达地区能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益,且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该研究为理解绿色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因果证据,拓展了绿色金融与生产力研究的农业领域边界,并为优化中国农业绿色金融体系及新兴经济体运用金融工具支持可持续农业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论文发表在《Cogent Food》。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1. **准自然实验设计**:以2017年起分批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GFRIPZ)为处理组,非试点城市为对照组,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识别政策因果效应。
2. **农业新质生产力(ANQPF)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新质农业劳动者(如农业科研人员、新型职业农民)、新质劳动资料(如智能农业装备、绿色投入品)和新质劳动对象(如碳汇农田、数字农业资源)三个维度,采用熵权法构建综合指数。
3.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两步法中介模型,检验绿色技术创新(以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为代理变量)和信贷获取(以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的自然对数为代理变量)的中介作用。
4. **样本与数据来源**:样本涵盖2010—2023年中国294个地级市(含8个最终处理组城市:湖州、衢州、南昌、九江、广州、贵阳、安顺、克拉玛依),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等,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补充。

**研究结果**

**5.1 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双重差分(DID)模型,在仅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时,政策系数为0.106(在1%水平显著);加入经济发展、城镇化率、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规模、政府干预等控制变量后,系数为0.089(仍在1%水平显著),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农业新质生产力(ANQPF),验证了假设1。

**5.2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前各期系数(pre6-pre2)的95%置信区间均包含零,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前趋势一致;政策当年(k=0)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体现政策滞后效应;政策后第一年(k=1)起系数持续为正且显著,表明政策效应随时间逐渐显现并具有长期持续性。

**5.3 稳健性检验**
通过七种方法验证基准结果稳健性:(1)随机分配处理组和伪政策时间的安慰剂检验显示,实际DID系数(0.089)位于随机分布右尾,排除偶然因素;(2)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后系数为0.085(在1%水平显著);(3)加入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后系数为0.038(在10%水平显著);(4)剔除2020年后样本(排除COVID-19影响)后系数为0.089(在1%水平显著);(5)剔除直辖市后系数仍显著;(6)控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后系数为0.085(在1%水平显著);(7)控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后系数仍显著。此外,加入年均气温作为控制变量后,DID系数仍为正显著,表明结论稳健。

**5.4 机制分析**
两步中介效应模型显示:(1)以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INVENTION)衡量绿色技术创新(GTI)时,政策对INVENTION的系数为0.141(在5%水平显著);将INVENTION纳入ANQPF回归后,INVENTION系数为0.054(在1%水平显著),DID系数为0.082(在1%水平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8.46%(p<0.1)。(2)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UTILITY)衡量GTI时,政策对UTILITY的系数为0.282(在5%水平显著);UTILITY系数为0.054(在1%水平显著),DID系数为0.074(在1%水平显著),间接效应占17.15%(p<0.05)。(3)以信贷获取(CREDIT)为中介变量时,政策对CREDIT的系数为0.29(在1%水平显著);CREDIT系数为0.0448(在1%水平显著),DID系数为0.0762(在1%水平显著),间接效应占14.54%(在1%水平显著)。以上结果验证了绿色技术创新和信贷获取是绿色金融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部分中介渠道,支持假设2和假设3。

**5.5 异质性分析**
(1)**城市行政等级**:低行政等级城市(非省会及副省级城市)的DID系数为0.084(在1%水平显著),而高行政等级城市系数不显著,表明政策效应集中于低层级城市,因其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政策边际效应更大。(2)**城市规模**:小规模城市的DID系数为0.107(在1%水平显著),大规模城市系数不显著,原因在于小城市农业部门对绿色金融资源竞争较弱,且金融产品与农业需求匹配度更高。(3)**农业发展水平**:高农业基础组和低农业基础组的DID系数分别为0.075和0.085(均在1%水平显著),组间差异不显著,说明政策效应不依赖于初始农业资源禀赋。(4)**市场化水平**:低市场化组的DID系数(0.13)高于高市场化组(0.086),但组间差异不显著,表明政策在不同市场化环境下均能发挥作用。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论**:基于2010—2023年中国29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GFRIPZ)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本研究系统评估了绿色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ANQPF)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得出三个主要发现。第一,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该正向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影响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性,表明通过绿色金融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依赖持续制度承诺和市场发展的长期过程。第二,机制分析揭示,绿色技术创新和信贷获取改善是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两条关键传导渠道。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收益不成比例地集中于融资约束更严峻的低行政等级城市和小规模城市,绿色金融在这些地区发挥了更决定性的制度干预作用。重要的是,政策效应似乎不受区域初始农业资源禀赋和市场化水平的系统性约束。
**政策启示**:应持续扩大绿色金融试点政策覆盖范围,强化示范扩散效应;加强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农业信贷系统的协同整合,激活内生动力;根据城市行政等级和规模差异实施区域差异化绿色金融策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动态评估与反馈调整机制,从供给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范式,持续优化绿色金融服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环境。
**研究局限**: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未完全纳入地形、河流密度、降水、土壤质量等自然禀赋因素,可能引入遗漏变量偏差;未来可结合遥感、气象和地理数据构建更全面的农业环境框架。此外,中国农业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异质性政策效应可能受制度环境、金融体系架构和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共同影响,结论向其他国家的推广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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