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A combined intervention of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reducing anticipatory grief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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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情绪释放技术(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 EFT)联合心理护理与化疗期乳腺癌患者预期性悲伤相关心理结局之间的关联,为临床心理护理实践提供真实世界证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23年8月至2024年12月在
目的:探讨情绪释放技术(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 EFT)联合心理护理与化疗期乳腺癌患者预期性悲伤相关心理结局之间的关联,为临床心理护理实践提供真实世界证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23年8月至2024年12月在本院接受化疗的158例乳腺癌患者。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使用1:1最邻近匹配法,卡钳宽度设为倾向性评分logit值标准差的0.2倍。匹配变量包括年龄、肿瘤分期、化疗相关临床特征、合并症及基线心理评估得分。匹配后,每组保留79例患者:联合干预队列(EFT加心理护理,n=79)和常规护理队列(n=79)。由于干预为行为和心理护理干预,患者和干预提供者无法设盲,因此本研究未采用真正的双盲设计。为减少评估和分析偏倚,未参与干预实施的结果评估者审阅心理评估数据,统计分析采用编码分组标签。主要结局为干预后晚期癌症患者预感性悲伤量表(Preparatory Grief in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PGAC)总分。次要结局包括干预后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评估的焦虑和抑郁得分、心理韧性维度得分、Herth希望指数(Herth Hope Index, HHI)评估的希望水平、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MCMQ)评估的应对策略、Piper疲乏量表(Piper Fatigue Scale, PFS)评估的癌因性疲乏及生活质量问卷(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QoLQ)评估的生活质量。结果:PSM后,两个匹配队列的基线临床特征和干预前心理得分均衡,所有标准化均差(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 SMDs)<0.10。对于预设的主要结局,联合干预队列的干预后PGAC总分低于常规护理队列(40.56±2.17 vs. 58.94±3.37;均差MD=-18.38,95%置信区间CI:-19.27至-17.49;Cohen's d=-6.48;P<0.001)。次要分析显示,联合干预队列的干预后焦虑、抑郁、回避、屈服和疲乏得分较低,而心理韧性、希望、面对和生活质量得分较高。P值、MD、95% CI和Cohen's d值在相应结果小节中报告。结论:在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接受EFT联合心理护理与化疗期乳腺癌患者较低的预期性悲伤得分和更有利的心理结局相关。这些关联可能与改善的心理韧性、更高的希望水平和更适应的应对策略有关。该联合方案可能代表一种对乳腺癌患者综合护理有潜在价值的心理护理方法,但因果效应需在前瞻性随机研究中确认。
**论文解读:情绪释放技术联合心理护理对化疗期乳腺癌患者预期性悲伤的干预效果**
**研究背景与问题**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持续上升。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数据,2024年全球新发乳腺癌病例达280万例,占女性恶性肿瘤诊断的31.4%。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显示,乳腺癌5年生存率已升至83.2%,但治疗期间心理并发症发生率仍高达76.3%,成为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化疗作为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方式,其副作用(如脱发、恶心、疲乏)常引发患者对疾病进展和死亡的过度担忧,医学心理学将这种心理反应定义为“预期性悲伤”(anticipatory grief)。预期性悲伤是癌症患者特有的心理应激反应,表现为对治疗不良反应的恐惧、角色功能丧失的悲伤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文献报道,化疗期乳腺癌患者中预期性悲伤的发生率为68%~82%,且与治疗依从性下降、生活质量恶化和生存期缩短显著相关。一项纳入12项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未解决的预期性悲伤使化疗中断风险增加2.3倍,5年复发率升高1.8倍。这种心理状态不仅扰乱治疗进程,还可能形成“心理应激-生理反应-疾病进展”的恶性循环。
当前临床干预主要包括药物抗焦虑治疗和单一模式心理干预。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虽可缓解焦虑症状,但存在依赖和药物相互作用风险;认知行为疗法(CBT)虽有效,但需要专业心理治疗师持续参与,在肿瘤专科医院实施率不足30%。情绪释放技术(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 EFT)是一种新兴的身心干预方法,结合特定穴位敲击与认知重构,已显示可快速降低应激激素水平。一项纳入46项研究的系统综述显示,EFT对焦虑障碍的治疗效应量(Cohen's d=1.23)大于传统CBT(d=0.68)。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模式干预,缺乏对多模式联合方案的系统评价。研究团队在早期临床实践中观察到,化疗期乳腺癌患者常呈现多维心理和躯体问题,包括共病焦虑/抑郁、消极应对方式及癌因性疲乏,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复杂临床综合征,提示需要整合情绪调节、认知干预和社会支持的综合护理方案。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发了EFT联合结构化心理护理模型,旨在通过“躯体干预-认知重构-社会支持”的三维路径系统改善心理韧性和应对能力。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设计,纳入2023年8月至2024年12月在济南市中心医院(Jinan Central Hospital)接受化疗的乳腺癌患者,经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FKLC23HL02)。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控制基线混杂,以1:1最邻近匹配法(卡钳宽度0.2倍logit标准差)匹配年龄、肿瘤分期、化疗方案、合并症及基线心理评估得分等变量,最终联合干预组(EFT+心理护理)和常规护理组各79例。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①情绪释放技术(EFT):每日两次,每次15~20分钟,持续2周,包含缓慢呼吸、个体化接纳陈述、穴位敲击(后溪、内关、攒竹、瞳子髎、承泣、承浆、肾藏、大包、百会)及眼动整合;②结构化心理护理:包含个体化情绪支持(每周至少两次,每次20~30分钟)、正念放松(每日15分钟)、小组心理支持(6次主题会议,每次45~60分钟)及家庭参与。结局评估采用盲法,由未参与干预的评估者审阅数据,统计分析师使用编码分组标签。主要结局为晚期癌症患者预感性悲伤量表(PGAC)总分,次要结局包括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心理韧性三维度(坚韧、力量、乐观)、Herth希望指数(HHI)、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面对/回避/屈服维度、Piper疲乏量表(PFS)及生活质量问卷(QoLQ)功能领域得分。
**研究结果**
**3.1 基线特征**:PSM后两组在人口学特征、肿瘤相关变量、治疗状态、化疗方案、合并症及基线心理评估得分上均衡,所有标准化均差(SMDs)<0.10。
**3.2 次要结局:负性情绪**:联合干预组干预后SAS得分(39.25±5.14)和SDS得分(43.65±5.78)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60.25±8.55和66.87±6.24),均差MD分别为-21.00和-23.22,Cohen's d分别为-2.98和-3.86(均P<0.001)。
**3.3 次要结局:心理韧性**:联合干预组在坚韧(45.25±3.25 vs. 39.45±4.11)、力量(27.58±2.28 vs. 23.58±2.25)和乐观(14.19±1.77 vs. 10.36±1.16)维度得分均高于常规护理组,Cohen's d分别为1.57、1.77和2.56(均P<0.001)。
**3.4 次要结局:应对策略**:联合干预组MCMQ屈服得分(5.21±1.01 vs. 8.54±1.25)和回避得分(7.25±1.85 vs. 12.56±2.11)更低,面对得分(25.88±2.58 vs. 20.13±2.47)更高,Cohen's d分别为-2.93、-2.68和2.28(均P<0.001)。
**3.5 次要结局:希望水平**:联合干预组HHI得分(36.48±2.89)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26.14±2.84),MD=10.34,Cohen's d=3.61(P<0.001)。
**3.6 主要结局:预期性悲伤**:联合干预组PGAC总分(40.56±2.17)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58.94±3.37),MD=-18.38,Cohen's d=-6.48(P<0.001)。
**3.7 次要结局:癌因性疲乏**:联合干预组PFS各维度(行为、情感、感知、认知)得分均低于常规护理组,Cohen's d范围为-4.00至-3.41(均P<0.001)。
**3.8 次要结局:生活质量**:联合干预组QoLQ各功能领域(生理、躯体、社会、心理)得分均高于常规护理组,Cohen's d范围为2.50至7.11(均P<0.001)。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联合干预组较低的预期性悲伤得分可能与情绪表达、感知控制、治疗相关认知改善及支持性沟通有关。EFT通过穴位敲击、接纳陈述和正性自我暗示可能调节应激反应,但本研究未直接测量神经内分泌指标(如皮质醇)、神经递质(如GABA)或脑网络活动,因此相关机制仅为基于文献的假设。较低的焦虑和抑郁得分可能与重复情绪标记、接纳性陈述、放松呼吸及个体化心理支持相关;较高的希望水平可能与目标设定、希望导向沟通及家庭支持有关;更积极的应对策略(面对增加、回避/屈服减少)可能源于结构化应对支持;更低的疲乏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可能与更好的心理调节、应对资源改善及放松练习有关。本研究存在局限性:回顾性设计易受选择偏倚影响,尽管使用PSM控制基线差异,但干预依从性差异可能影响结果外推性;无法实施完全盲法,可能引入表现或反应偏倚;观察期仅覆盖化疗阶段,缺乏长期随访数据;未评估生物标志物或神经影像指标,机制解释需谨慎。
**结论翻译**:采用回顾性队列设计,本研究检验了EFT联合心理护理与化疗期乳腺癌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接受联合干预的患者与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相比,具有更低的预期性悲伤、焦虑、抑郁和癌因性疲乏得分,以及更高的希望和生活质量得分,并表现出更适应的应对模式。此外,接受联合干预还与更低的癌因性疲乏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得分相关。本研究为化疗期乳腺癌患者的心理护理实践提供了真实世界证据。与单一模式药物干预或常规心理治疗相比,EFT联合心理护理具有无创、高可及性及良好患者依从性的优势,支持其在肿瘤专科医院和社区医疗中心的进一步评估和潜在应用。未来研究应通过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长期随访及生物标志物或神经生理学评估,进一步评估联合干预的长期临床关联和潜在生物学机制,同时探索移动健康技术在方案优化中的应用潜力。总之,EFT联合心理护理可能被视为化疗期乳腺癌患者的一种有前景的心理护理方法,但其因果效应需通过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