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Using Science, Advocacy, and a Global Village to Change Body Image and Prevent Eating Disorders: An Invited Narrative Review of the Body Project
目的:本综述旨在概述Body Project的关键科学发现,并讨论实施成功、方法以及尚待解决的问题。方法:这是一篇受邀叙述性综述。结果:Body Project得到大量疗效和有效性研究的支持,已被发现可减少外貌理想内化、身体不满意、消极情绪、节食以及进食障碍病理学的连续测量指标。一些变体还被发现可减少进食障碍的发病,从而使Body Project成为一个真正的进食障碍预防项目。尽管如此,许多社区选择实施Body Project主要是因为它能在广泛情境下有效改善身体意象。讨论:尽管心理健康领域普遍难以将疗效和有效性研究转化为循证项目的广泛采用,但一个由研究人员、社区伙伴和临床医生组成的非正式全球村已共同合作,成功大规模实施Body Project。该项目提供了关于理论和研究在干预开发中重要性的诸多教训,以及社区参与研究的潜力。未来方向包括新颖和文化适应,以允许在新情境中灵活实施Body Project。
1 引言
身体意象(Body Image, BI)指因身体化生活(即在物理身体中生活)而产生的广泛体验(如认知、行为、情感)。研究表明,消极BI与许多负面结果相关,包括心理健康不佳(见Wilfred等人
2026的综述)。例如,身体不满意已被确定为许多(尽管并非全部)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 EDs)的关键风险因素(Stice等人
2017)。因此,最受研究关注的身体意象改善干预——Body Project(TBP)最初源于ED预防领域,这并不令人意外。
2 早期Body Project研究与实施
为理解TBP的影响,需注意在20世纪末,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尝试预防EDs可能是徒劳的。旨在改善BI并最终预防EDs的项目往往未能实现任一目标。2000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关于ED预防的圆桌会议发现,在大约20项ED预防对照研究中,许多增加了知识,但很少产生行为改变;此外,效果通常未在随访中持续或在研究间重复(Pearson等人
2002)。当时的干预措施大多采用普遍性方法,在学校环境中进行,并利用心理教育方法。这种情况在21世纪初开始改变,当时Stice及其同事利用两种理论支撑新的ED预防研究线。
第一种理论是经验支持的双路径模型(Stice
2001)。该模型提出,西方女性外貌理想的内化增加了身体不满意,进而加剧了消极情绪和节食(为改变体型或体重而限制进食)。根据该模型,消极情绪和节食是ED病理学发展的近端风险因素。第二种理论是失调理论,该理论已被研究数十年(Festinger
1957)。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是一种不舒适的心理学状态,当行为与信念不一致时发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减少认知失调,人们会改变信念以与行为一致。
Stice团队利用失调来减少外貌理想内化,旨在创造身体不满意、消极情绪、节食和最终ED病理学的级联减少。这种基于失调的干预后来被命名为TBP。需注意,TBP也以其他名称部署,如Sorority Body Image Program和Reflections Body Image Program(美国);Free Being Me(全球);或Body Image Program(BIP:拉丁美洲);相关项目有时也被称为基于失调的干预。
Stice团队的早期研究表明,TBP减少了报告身体不满意升高的年轻女性和高中女生的外貌理想内化、身体不满意、消极情绪、节食和ED病理学(见Becker和Stice
2017的综述)。这些试验中的TBP由临床医生实施,包括3-4次每周1小时的课程以及课间作业。这些研究之后进行了大型随机对照试验(Stice等人
2006, 2008),提供了关键疗效证据。3次课程版本的TBP既减少了双路径模型中提出的风险因素,也减少了ED病理学连续测量指标(通过ED症状量表测量)的得分。关键的是,与对照组相比,它在三年随访中还减少了未来ED的发病,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表明TBP是真正的ED预防项目。
干预开发通常经过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疗效研究,测试干预在高度控制条件下是否有效。上述试验即针对此阶段。另一阶段是有效性研究,探索干预在更真实世界、较少控制条件下是否有效。接下来,研究人员进行传播与实施研究,促进干预的更广泛使用。重要的是,TBP研究并未线性地通过这些步骤推进。相反,不同团队同时在不同阶段工作,在研究组之间来回分享见解。
具体而言,Stice团队的早期研究促使其他研究人员进行独立重复研究。例如,Becker及其同事在作为当地姐妹会成员的女大学生中研究了TBP(见Becker和Stice
2017)。与Stice团队的研究相比,这些研究并未针对身体不满意的参与者;相反,任何姐妹会成员均可参与,包括那些身体不满意低的成员。Becker团队还采用了2次课程、4小时版本的TBP,该版本是根据姐妹会领导者的时间反馈开发的。出乎意料的是,该版本的TBP在混合风险样本中产生了积极结果(8个月时效应量范围0.28-0.40),且高、低风险参与者之间随时间无显著差异(Becker等人
2008)。
Becker团队还设计其研究以在姐妹会系统内运作,并使用9小时体验式培训模型将TBP实施任务转移给大学同伴,这使得该研究成为有效性研究(Becker和Stice
2017)。他们还大量采用了社区参与研究(Community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PR)方法,即社区成员在研究设计中拥有重要发言权。任务转移策略,如同Becker及其同事研究中的大多数适应措施一样,源于CPR的采用。几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表明,任务转移的同伴主导版TBP在减少ED风险因素和症状方面与Stice团队试验中临床医生主导组的结果相似。任务转移创新将对TBP的可扩展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随着对TBP兴趣的增长而变得重要(Becker和Stice
2017)。
另一项促进TBP广泛采用的概念性策略也源于Becker对CPR的运用。尽管Stice团队通过将TBP宣传为身体不满意的补救措施来招募参与者,但他们开发TBP是为了预防EDs,并相应地将其概念化为ED预防项目。相比之下,Becker的姐妹会合作者主要将TBP视为解决BI问题。换言之,改善BI本身就是目标;预防ED病例是额外收获,而非主要目标。这导致Becker团队将TBP概念化并宣传为一种BI干预,将使用TBP的主要动因从预防EDs转变为改变BI。这拓宽了可能对使用TBP感兴趣的人群范围,因为受消极BI影响的人数远远超过受EDs影响的人数。
这种方法后来被对在大地理区域(如全球80个国家的600万女孩:见Paraskeva等人
2024;拉丁美洲:见Trujillo-ChiVacuan等人
2024)大规模影响BI感兴趣的研究团队/社区伙伴采用,并导致对最大化干预影响大小(即效应量)的强调有所降低。相反,重点是与社区合作最大化TBP的覆盖范围和采纳。Kazin和Blase
2011认为,在制定减少全球精神疾病负担的干预组合时,效应量较大的干预并不总是优于效应量较小的干预。效应量较小但能以低成本覆盖许多人的干预仍然被认为有价值。重要的是,在Becker团队和其他人朝此方向前进时,Stice团队仍专注于最大化效应量,并提供了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建议,这在目标是预防EDs时至关重要(Stice等人
2019)。总之,尽管我们将TBP讨论为单一干预,但更准确的理解是,它是一组密切相关的干预措施,经调整以解决略有不同的目标。变体之间的差异似乎以相反的方式影响覆盖范围和效应量,从而产生应仔细权衡的取舍。例如,只有3次和4次课程版本的TBP在研究中有显著减少未来ED发病的效果,但一些社区仍报告偏好2次课程版本,因为他们认为这更好地满足了其干预目标。
尽管Stice团队继续开展TBP疗效研究,但他们也进行了一项有效性试验,直接比较了使用4次课程版本TBP的同伴主导组和临床医生主导组(Stice等人
2020)。同伴主导组产生了与临床医生主导组相似的效果。此外,在四年随访中,同伴主导组与对照组和临床医生主导组相比,ED发病显著减少。这项研究巩固了诸如同伴等非专业提供者在TBP实施中的重要性。
持续使用CPR方法促进了TBP的更多采纳。2005年,Becker团队与美国Delta Delta Delta姐妹会(即Tri Delta姐妹会)合作,在5年内将TBP实施扩展到20,000名成员。这一目标需要另一项任务转移创新:培训师培训模式。经过2年试点测试后,Becker和Tri Delta推出了年度BI学院,为有抱负的同伴领导者和员工培训师提供为期2.5天的密集TBP培训。BI学院培训基于为Trinity大学当地姐妹会开发的体验式模式。Becker及其团队通过一项概念验证研究测试了该模式,比较了由经验丰富的非专业人员(即本科生研究助理)培训的同伴领导者与由Becker培训的同伴领导者所实施的TBP。两组参与者的结果(ED风险因素和ED病理学的变化)相似(Kilpela等人
2014)。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混合任务转移/培训师培训模式导致全球数百万女孩和年轻女性接受了TBP。值得注意的社区伙伴关系包括全球大学、加拿大的教育和健康相关机构、美国各地的非营利性ED治疗项目和基金会、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非营利组织、墨西哥的非营利性ED治疗中心(该中心已监督整个拉丁美洲的实施),以及世界女童军协会(WAGGGS)与国际美容公司Dove的联合合作。由Diedrichs领导的后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WAGGGS特定版本的TBP(Free Being Me),已覆盖600万女孩。关于TBP开发和扩展的更多细节,见Becker和Stice
2017、Paraskeva等人
2024以及Trujillo-ChiVacuan等人
2024。
3 后期Body Project研究与实施
鉴于社区伙伴关系在TBP开发和扩展中的历史性作用,后续研究和实施常由社区偏好/需求驱动,这并不令人意外。例如,尽管TBP最初为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开发,但后来的努力集中于其他人群。Brown和Keel
2015将TBP适应于男同性恋者;这一研究线不仅支持了PRIDE Body Project的疗效,还支持了为异性恋男孩和男性开发的More than Muscles(Brown和Keel
2015;Brown等人
2017)。其他研究团队研究了性别包容版本的TBP。尽管早期针对年轻人的努力不太成功(Kilpela等人
2016),但后续研究显示出在解决性别光谱范围内的BI问题方面的希望。在TBP的改编版本(称为EVERYbody Project)中,团体成员在参与其他失调活动之前,批判性地探索围绕性别认同、种族和民族、性取向以及能力的交叉BI压力。在几项试验中,EVERYbody Project产生了与TBP其他研究相似的结果,且对于具有不同身份的团体成员,尤其是在由具有高级引导技能的同伴领导者领导时,效果尤佳(Ciao等人
2021, 2023)。Diedrichs团队与中学青少年的工作也支持在学校内对改编版TBP进行性别包容实施(Atkinson等人
2024)。
目前TBP的全球覆盖范围难以评估。由于任务转移/培训师培训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培训的影响可能持久,并随着受训人员迁移而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Becker和Stice共同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伙伴接纳TBP,并简单要求人们“友好相处”并尽可能测试它;这创建了一个非常非正式的“全球村”,由经常独立工作以推进TBP使用的人们组成。尽管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研究人员的新研究发表,但没有人真正知道非研究环境(如大学咨询中心、社区机构)中实施的全部范围。
4 关键问题与未来方向
据研究人员所知,关于TBP已发表超过100篇论文。这一庞大的研究基础相当清晰地描绘了TBP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有效的图景。然而,仍存在未解答的问题,描述如下。
4.1 文化适应
TBP被认为内在具有高度的“文化适应性”。由于外貌理想由每个团体中的参与者定义,TBP可以自然地适应当前人群。在新情境中,可以在保持核心特征不变的同时进行微小修改(如语言、例子)。然而,研究人员对修改的最佳水平、修改是否影响活性失调成分以及修改是否影响疗效/有效性知之甚少。此外,还存在一种张力:允许团体成员提出个人感兴趣的话题与进行更大幅度的修改以结构化对话,使所有成员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探索文化因素(包括检查基于身体的特权、系统性压迫及其对外貌判断的影响,例如因肤色歧视或体型歧视)之间。
在某些情况下,似乎需要对TBP进行更实质性的修改。例如,Ciao与跨性别年轻人及其他性别多样化人群的实施工作强调了仔细考虑BI和性别焦虑如何交织的必要性。在进行基于失调的干预时,这种考虑至关重要,因为鼓励失调与在TBP内确认性别之间存在潜在不匹配(例如,在家庭作业中,参与者被要求脱衣站在镜子前识别积极品质)。关于性别多样化人群中BI和ED症状的详细综述,见Laveway等人
2026。在BI并非扭曲的自我形象,而是改变外貌以符合性别认同的愿望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活动采取更中立的立场。这种中立立场可以通过关注身体中立性和功能而非接受作为最终结果来实现。在此背景下,可以鼓励身体变化以追求真实的性别表达,同时阻止使用ED病理学。在真实表达期间的个人安全也至关重要(例如,鼓励团体成员通过行为挑战面对与身体相关的担忧)。其他文化适应可能包括关注更广泛的系统社会文化影响。强调身体接受所有人的干预——而不考虑使身体接受不安全或不可能的系统性因素——会留下那些因性别表达、肤色、残疾等而经历压迫的个体。这些及其他考虑提出了一个问题:失调理论是否是解决特定人群(例如,具有交叉边缘化身份的个体,其身体不满意可能反映通过系统性因素施加的身体压迫)中BI问题的理想选择。借鉴其他探究形式(包括批判性残疾理论、种族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文献,可能有助于将基于失调的干预带入真正普遍的空间,并代表多样化的BI体验。
4.2 培训条件
随着TBP的传播继续,关于理想培训条件和剂量的疑问仍然存在。与许多心理健康培训实践一样,传统和规范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持续存在。TBP培训通常为8-10小时,重点强调角色扮演和通过体验式练习学习脚本和活动。尽管这一配方显然成功,但从未经验性地测试过所需的最低培训剂量,也未评估培训的理想组成部分(说教与体验元素的比例)。在某些情境中的实施可能受限于培训时长。
5 结论
TBP得到了异常丰富的研究和临床经验的支持,并由全球数千人共同推动,他们研究了、实施了(作为培训师、引导者、社区领导者)并适应了这一干预。它提供了关于理论和研究在干预开发中重要性的诸多教训,以及社区参与研究(Community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PR)的潜力。展望未来,继续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社区成员之间的有效合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