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care》:Initial Implementation of E-Prescribing: Evidence from Easter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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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的:电子处方(E-prescribing)系统具有多重优势,是数字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台湾地区于2025年启动电子处方系统实施。本研究旨在考察医疗专业人员在该系统早期实施阶段对电子处方的感知、满意度、信任及使用意向。方法:研究对象为台湾东部花莲县医院与
背景/目的:电子处方(E-prescribing)系统具有多重优势,是数字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台湾地区于2025年启动电子处方系统实施。本研究旨在考察医疗专业人员在该系统早期实施阶段对电子处方的感知、满意度、信任及使用意向。方法:研究对象为台湾东部花莲县医院与药局中的医疗专业人员。共收集107份有效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分析。结果:药品可及性、数字健康服务质量与数字信任显著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度;药品可及性与数字信任显著正向影响使用意向;机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数字信任;用户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使用意向。机构信任经数字信任中介间接影响用户满意度与使用意向;药品可及性、数字健康服务质量与数字信任各自经用户满意度中介间接影响使用意向。结论:本研究通过提出一种新颖的“技术—社会心理”整合框架,将电子处方置于区域医疗网络情境中,推进了采纳行为相关文献。通过验证用户满意度与数字信任的关键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卫生主管部门缓解一线阻力、优化数字健康政策实施提供了依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指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自2024年1月起允许民众通过移动应用获取处方信息,全球医疗系统正加速从纸质处方转向电子处方(E-prescribing)。电子处方作为数字健康核心环节,可提升用药安全、降低差错、优化药事管理。台湾地区自2013年推行“PharmaCloud”云药历平台,并于2025年由全民健康保险署(NHIA)正式上线全面电子处方计划,采用FHIR(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标准与QR码,通过“我的健康银行”等平台传输处方。然而,东部花莲县因地理隔离、人口分散与医事人力短缺,构成数字健康采纳的严苛场景;同时医疗人员对技术风险、隐私安全与工作流程改变仍存犹豫,既有文献多聚焦欧美成熟系统,缺乏针对资源受限地区初期实施的社会—心理因素考察。为此,研究人员以花莲试点为对象,构建技术—社会心理整合模型,实证检验药品可及性、数字健康服务质量、机构信任、技术信任、数字信任、用户满意度与使用意向间路径关系,为政策制定与系统优化提供依据。论文发表于《Healthcare》。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4年受NHIA委托在花莲慈济医院等6家医疗机构与11家社区药局开展试点,2025年1月17日至3月10日对参与模拟流程的医事人员发放纸本问卷,获107份有效样本(回应率100%,经伦理委员会IRB114-005-B批准)。测量题项改编自Oppong、Gefen、Liu等文献,含药品可及性(3题)、数字健康服务质量(3题)、机构信任(2题)、技术信任(3题)、数字信任(4题)、用户满意度(3题)、使用意向(3题),五点李克特量尺。统计分析分三步:SPSS 28.0做描述统计、信度与探索性因子分析;AMOS 28.0做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与结构方程模型(SEM);SPSS Process Macro 4.2以Bootstrap 1万次检验中介效应。样本量经MacCallum等事后功效分析,在df=157、α=0.05下功效0.875,满足SEM要求。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女性占71.0%,40–49岁占35.5%,大学学历82.2%,年资超15年者80.4%,自评电脑操作“容易”者39.3%。
4.2 共同方法偏差:采用未测潜方法构念法(ULMC),加入方法因子后GFI、NFI、CFI不变(0.75/0.90/0.94),RMR微升0.03→0.04,表明共同方法方差威胁不显著。
4.3 信效度:组合信度(CR)均>0.7,平均方差萃取(AVE)均>0.5,收敛效度佳;Cronbach’s α为0.893–0.981。技术信任与数字信任初始违反Fornell-Larcker判别效度(相关系数0.95>√AVE 0.92),遂合并为“数字信任”构念(α=0.981,CR=0.981,AVE=0.883)。
4.4 路径分析:模型拟合χ2/df=1.615,RMSEA=0.076,CFI=0.975,TLI=0.968。假设检验除H2b(数字健康服务质量→使用意向不显著)外全支持:药品可及性、数字健康服务质量、数字信任→用户满意度(H1a、H2a、H5a成立);药品可及性、数字信任→使用意向(H1b、H5b成立);机构信任、技术信任→数字信任(H3、H4成立);用户满意度→使用意向(H6成立)。
4.5 中介分析:机构信任→数字信任→用户满意度、机构信任→数字信任→使用意向均为完全中介;药品可及性→用户满意度→使用意向、数字信任→用户满意度→使用意向为部分中介;数字健康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使用意向为完全中介。即数字健康服务质量须借满意度转化方作用于使用意向。
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药品可及性通过流畅处方与稳定供药提升满意度与持续意向;数字健康服务质量仅显著提升满意度而非直接使用意向,反映一线人员虽认可界面与响应性,但对跨机构流程整合与政策配套仍存疑;机构信任经数字信任完全中介影响满意度与意向,故需立法保障、定期资安审计与防火墙/入侵检测机制;技术信任并入数字信任后,系统稳定性、实时传输与防错功能被证实可降低重复核对负担与医疗纠纷风险。管理人员应以“数字信任导向+用户导向”双轨策略优化双向查询、短信通知等机制。
结论部分译文:本研究提出契合电子处方情境的创新技术—社会心理框架,验证初期实施阶段医事人员采纳意向驱动因素。实证显示药品可及性与数字信任直接影响使用意向,机构信任塑造数字信任,用户满意度直接驱动使用意向;机构信任经数字信任中介间接作用于满意度与意向,药品可及性、数字健康服务质量与数字信任经用户满意度中介间接作用于使用意向。发现为政策拟定、系统设计与管理决策提供洞察,通过提升医事人员、患者及家属体验质量,助推用药安全与医疗品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