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焦虑与一年内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增加相关(但反之不成立)

《Anxiety, Stress, & Coping》:Climate change anxiety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in generalize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one year (but not vice vers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8日 来源:Anxiety, Stress, & Copin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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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越来越多的人报告经历气候变化焦虑(climate change anxiety),即对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的焦虑和担忧。先前的横断面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焦虑与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降低相关

  
背景:越来越多的人报告经历气候变化焦虑(climate change anxiety),即对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的焦虑和担忧。先前的横断面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焦虑与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降低相关。目标:这项时滞研究的目的是更深入地理解气候变化焦虑与广泛性焦虑(generalized anxiety)和抑郁症状(depressive symptoms)之间关系的时间方向。设计:进行了一项两波调查,测量间隔一年,以探索气候变化焦虑、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之间潜在的相互关联。方法:数据来自德国1,897名在职成年人,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进行分析。结果:在控制年龄、性别、环境态度(environmental attitudes)和气候变化经历(experience of climate change)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焦虑水平较高与随后一年内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增加均相关,且在不控制这些变量时结果相似。相反,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与随后气候变化焦虑的变化无显著关联。结论:这些发现表明,经历气候变化焦虑与人们心理健康随时间的变化相关,而未发现心理健康与随后气候变化焦虑变化之间的关联。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气候变化对人类福祉构成重大威胁(Lee & Romero, 2023)。越来越多的人报告经历气候变化焦虑(climate change anxiety),即与人为气候变化显著相关的焦虑和担忧(Pihkala, 2020, p. 3)。尽管气候变化焦虑常被视为对现实威胁的理性反应(例如,它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Kühner等,2024),但它也与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关。一项元分析报告了气候变化焦虑与广泛性焦虑(generalized anxiety, ρ = 0.31)和心理压力(psychological strain, ρ = 0.33)的正相关,以及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ρ = -0.22)的负相关(Kühner等,2025)。然而,这些关联的时间方向尚不清楚:心理健康问题是否作为预先存在的条件,使个体更容易随后发展出气候变化焦虑?还是气候变化焦虑代表一种独特的、与环境相关的压力源,与随后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相关?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两波调查,测量间隔一年,旨在检验气候变化焦虑与两个关键心理健康指标(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之间的潜在相互关联。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招募了德国1,897名在职成年人(样本平均年龄48.12岁,49.9%为女性),在2023年6月(时间点1,T1)和2024年6月(时间点2,T2)分别收集数据。使用经过验证的德语版气候变化焦虑量表(13项,Clayton & Karazsia, 2020)、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7项)和患者健康问卷抑郁模块(PHQ-9,9项)进行测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数据,同时控制T1结果变量水平以及年龄、性别、环境态度和气候变化经历。结果显示:T1气候变化焦虑正向预测T2广泛性焦虑(标准化β = 0.12, p = 0.002)和T2抑郁症状(标准化β = 0.10, p = 0.011),表明气候变化焦虑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一年后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约增加十分之一个标准差。相反,T1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与T2气候变化焦虑无显著关联,假设1a和1b未得到支持。这些发现表明,气候变化焦虑是一个独特的心理压力源,对心理健康产生下游影响,而非预先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环境相关表现。论文发表在《Anxiety, Stress, 》上,强调了气候变化焦虑对理解心理健康变化的重要性,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潜在机制和保护因素的必要性。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两波纵向调查设计,测量间隔一年。数据来自德国1,897名在职成年人,由ISO 20252认证的在线面板公司招募。主要分析方法为结构方程模型(SEM),使用Mplus软件(Muthén & Muthén, 1998-2017)进行稳健最大似然估计。模型控制T1结果变量水平,构成滞后内生变化模型(lagged endogenous change model),并纳入年龄、性别、环境态度(8项量表,Bamberg, 2003)和气候变化经历(3项量表,Clayton & Karazsia, 2020)作为控制变量。缺失数据采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处理。

**研究结果**
**假设1: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与随后气候变化焦虑的增加相关**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在控制T1气候变化焦虑和控制变量后,T1广泛性焦虑(βstd = 0.02, p = 0.63)和T1抑郁症状(βstd = 0.01, p = 0.86)与T2气候变化焦虑无显著关联。因此,假设1a和1b未得到支持。

**假设2:气候变化焦虑与随后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增加相关**
在控制T1结果水平和控制变量后,T1气候变化焦虑显著正向预测T2广泛性焦虑(βstd = 0.12, p = 0.002)和T2抑郁症状(βstd = 0.10, p = 0.011)。在未纳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中,结果类似(见补充材料表S3)。因此,假设2a和2b得到支持。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扩展了先前横断面和元分析研究(Kühner等,2025),通过纵向设计揭示了气候变化焦虑对随后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而一般心理健康指标未显著预测气候变化焦虑的变化。这一单向关系与气候变化作为“威胁乘数”(threat multiplier)的概念一致(Manning & Clayton, 2018),即气候变化焦虑随时间泛化,溢出到其他生活领域,造成持续心理压力。因此,政策制定者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应通过预防和干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焦虑,例如支持适应性应对策略。同时,研究也指出气候变化焦虑与亲环境行为增加相关(Kühner等,2024),表明其可能具有适应性动机功能。

研究局限性包括: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两波设计可能无法捕捉短期动态、所有测量均为自我报告、样本为德国在职成人可能限制推广性。未来研究应纳入更多波次、不同时间间隔,考察中介变量(如应对策略)和调节变量,并通过干预研究探索如何缓冲气候变化焦虑对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而不削弱亲环境动机。

**结论**
本研究显示,气候变化焦虑与一年内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小幅增加相关,而广泛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与随后气候变化焦虑的变化无显著关联。这些发现表明,气候变化焦虑与理解心理健康变化相关,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潜在机制和保护因素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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