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们：

您现在手中的是本届大会特刊。九月份，我们将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相聚。

在思考并规划这次行程时，我的回忆也随之涌现。2012年，第28届大会由施密茨-里克森教授主持召开。虽然会议在威斯巴登举行，但当时他正是法兰克福大学外科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

他引入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全血管领域辩论”（见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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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推出的形式：关于“全血管领域辩论”的正反观点

两位演讲者需针对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发表意见。演讲前后，会场会询问听众更倾向于哪种处理方式。获胜者可获得奖品：能让最多听众改变看法的演讲者将赢得一台iPad。

我收到的邀请主题是：“多药成瘾患者出现的感染性假性动脉瘤应通过动脉结扎术进行保守治疗。”而我的对手则主张采用初次重建手术（见图1）。

实际上，我一直坚信这种治疗方法——这是在我在哈堡的第一份工作中学到的，并且也多次成功应用过——当时是彼得·布罗伊尔在我们这里率先采用了这种方法。但如何让大多数血管外科医生信服呢？

当时我们医院的规定是，大会前的演讲先在员工面前进行——作为预演并借此改进内容。我用的开场幻灯片颇具挑衅性，当时的上司建议我不要这么做。

辩论日到了。第一次调查显示：约80%的血管外科医生支持初次重建手术。我的“对手”约翰内斯·加伦随后做了一个关于初次重建优势的学术性报告。

接着，我被叫到舞台上的争论区（那里确实有红色和蓝色的争论角，上面还挂着拳击手套）。

会场座无虚席。灯光熄灭，一片寂静。我很紧张。我真的要这么做吗？第一张带有标题的幻灯片出现了。我把演讲标题稍作修改：

“我们为何要采用动脉结扎术来治疗感染性假性动脉瘤？”

这个问题悬在空气中。

下一张幻灯片出现了一只狗的图片。“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开始说道，“我想讲个笑话。”

全场一片寂静。

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狗会舔自己的蛋？”

会场响起一阵低语。

“因为它们能做到。”

我做了类比：

“我们应该采用动脉结扎术，因为我们能做到！”

会场顿时沸腾起来。

当然，玩笑之后还有文献、数据和论据。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点：最终约有80%的血管外科医生认为动脉结扎术是更好的选择。那台iPad便送到了汉堡。

至今我仍很喜欢回忆那次演讲——那份紧张感、会场的反应、那台iPad，当然还有那只狗。事实上，多年后还有人提起那次演讲和那只狗——也许您也在场。

不过，大概已经没人记得那些具体的研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作为论据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我的对手有出色的研究，我也有。双方都有证据支持各自观点。因此，真正的问题或许是：医学领域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人们很少记住数字，但他们会记住故事。

在人工智能、数字平台以及日益复杂的数据量盛行的今天，这一道理或许比以往更为重要。能够将复杂的内容清晰易懂地传达出来，其重要性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愈发关键。

当年的辩论形式充分表明：在医学领域，很少只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在医学领域，很少只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在医学领域究竟是如何做出决策的？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医术、高科技、卓越——现在就塑造血管外科与血管医学！”

提到高科技和卓越，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更多：更多的诊断手段、更多技术、更多重建手术、更多介入治疗。

然而，医学系统——如同所有社会系统一样——以自我维持为目标。它们会形成各种常规、结构和激励机制。而且往往更奖励行动，而非（有依据的）不作为。

这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很常见。我们的体系往往更鼓励我们采取干预措施，而非为患有间歇性跛行的患者推荐保守治疗。更多的诊断、更多技术以及更多手术，往往比明智地选择不采取行动更具吸引力。

因此，卓越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做得更多。有时，卓越就在于明白何时少做才是更好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动脉结扎术可能比复杂的血管重建术更优。放弃某种干预措施或许才是更好的医疗方式。而有时候，进步恰恰在于舍弃某些东西。

医术与卓越始终要求我们具备最高的谨慎度和责任感。它们是我们医疗行为的基础。至于高科技，则需要记住：并非所有技术上可行的方法在医学上都是合理的。

不过，有时更多确实就是更多。在本期特刊中，除了法尔津·阿迪利的导言外，还特别准备了三篇社论。因此，您得到的不是更少的内容，而是更多的阅读材料。此外，您还将看到一篇关于颈动脉狭窄预防的文章（作者：克里斯蒂安-亚历山大·贝伦特），以及关于间隔综合征的第二部分内容（作者：拉尔夫-因戈-吕克特）。病例报告探讨的是一种感染性主动脉瘤（作者：亚历山大·爱德华·谢弗），而继续医学教育板块则涉及开放性胸腹替代手术（作者：斯特芬·沃尔克）。

所以，您手中又是一本有趣的特刊。阅读过程中，您或许会在某些地方想到：有时少做才是更多，而有时更多确实就是更多。

诚挚的问候，

阿克塞尔·拉雷纳-阿韦亚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