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中的“双刃剑”:环境行政处罚如何影响企业就业

《Sustainability》:“A Double-Edged Sword” for Sustainability: How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Impact Corporate Employ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9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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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行政处罚被广泛用于遏制企业环境不当行为,同时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但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仍未得到充分研究。通过使用2007年至2022年上海和深圳上市的非金融企业数据进行检验,本研究发现,这类环境行政处罚通过加剧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就业

  
环境行政处罚被广泛用于遏制企业环境不当行为,同时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但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仍未得到充分研究。通过使用2007年至2022年上海和深圳上市的非金融企业数据进行检验,本研究发现,这类环境行政处罚通过加剧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就业增长。研究人员采用工具变量法(IV)、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法(DID)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横截面结果表明,国有所有权和当地劳动保护缓解了这种负面效应,但在重污染行业和高水平企业国际化中则被放大。此外,尽管受罚企业表现出较低的就业增长,但它们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以增强绿色创新,捕捉到了环境行政处罚的双刃剑效应。这些发现揭示了环境处罚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并为推进有效的环境法规和高质量就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论文解读: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就业的双刃剑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环境规制成为各国政策核心。中国政府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然而,环境行政处罚作为强制性环境执法工具,其对就业市场的潜在冲击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环境规制对宏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如“污染避难所假说”与“绿色就业”观点,但缺乏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环境行政处罚如何影响企业雇佣决策与人力资本结构的系统性分析。此外,环境行政处罚与市场激励型或自愿型环境规制在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其具有不可预测性、突发性和财务负担骤增的特点,因此无法直接借用早期环境规制研究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考察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

**2. 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检验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环境行政处罚显著抑制了企业就业增长,且该效应通过加剧企业内外部融资约束实现;国有产权和当地劳动保护强度缓解了这种负面效应,而重污染行业特征和高国际化水平则放大了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受罚企业虽降低整体就业增长,但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减少低技能员工)来提升绿色创新能力,体现了环境行政处罚的“双刃剑”效应。该研究发表于《Sustainability》。

**3.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OLS)检验基准效应;其次,使用工具变量法(IV,以公司总部与当地环保局的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PSM,1:3最近邻匹配,按年份和行业精确匹配)和双重差分法(DID,以首次处罚作为外生冲击)解决内生性问题;再次,通过KZ指数、Z-score以及内外部融资约束指标(In_Finan、Ex_Finan)进行机制检验;最后,进行横截面分析(按国有产权、劳动保护强度、重污染行业、国际化水平分组)和异质性分析(按员工技能、教育、研发背景分类)。数据来源包括CSMAR、IPE、CNRDS、上市公司年报等。

**4. 研究结果**

**4.1 基准结果**
通过模型(1)回归,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环境行政处罚(Punish)与就业增长(Employment growth)均呈显著负相关(系数-0.058,对应约5.8%的就业增长下降),支持假设H1。

**4.2 稳健性检验**
- **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显示距离(Distance)与Punish显著负相关,满足相关性;第二阶段Punish仍显著负相关,支持结论稳健性。
- **PSM方法**:1:3匹配后得到1259个处理组和3777个控制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
- **DID方法**:首次处罚事件窗口内累计异常收益(CAR)平稳,满足外生性;DID模型Post_Punish系数显著为负,且事件图显示处罚前平行趋势成立。
- **其他稳健性**:替换解释变量(处罚次数对数)、替换被解释变量(就业增长率)、剔除金融危机与COVID-19年份、仅保留受罚样本、加入行业与地区控制变量后,结论依旧稳健。

**4.3 机制分析**
模型(2)和(3)检验显示:Punish与KZ指数正相关、与Z-score负相关,且与内外部融资约束指标(In_Finan、Ex_Finan)正相关;交互项Punish×KZ_high、Punish×Z_low、Punish×In_Finan_High、Punish×Ex_Finan_High均与就业增长显著负相关,验证了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支持H1a和H1b。

**4.4 横截面分析**
- 国有产权(SOE)交互项不显著但主效应与交互项之和接近零,表明国有产权缓解了负面效应,支持H2。
- 劳动保护强度(Protection)交互项显著为正,且主效应与交互项之和接近零,支持H3。
- 重污染行业(Pollute)交互项显著为负,且主效应与交互项之和显著为负,表明放大效应,支持H4。
- 国际化水平(Oversea)交互项显著为负,支持H5。

**4.5 进一步分析**
- **员工类型异质性**:环境行政处罚主要减少低技能、低学历、非研发员工的就业,对高技能、高学历、研发员工无显著影响。
- **绿色创新效应**:交互项Punish×High_skilled、Punish×High_educated、Punish×R&D对绿色专利数量有正向影响(部分显著性仅10%),表明受罚企业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改善环境责任得分(Envir_score)。

**5. 讨论与结论总结**

本研究揭示了环境行政处罚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通过减少低技能员工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并促进绿色创新,另一方面却抑制整体就业增长,加剧社会就业不平等(效率-公平困境)。其机制在于:低技能员工因技能非专用性和谈判能力弱,成为成本削减的主要目标;同时,合规成本上升促使企业优先裁员而非投资长期培训。基于此,研究提出分层政策建议:企业应增强环境责任意识以减少违规;对轻微违规采取梯度处罚(如首次警告、再犯罚款);政府应建立针对低技能及低学历员工的职业培训体系,并考虑将部分环境罚款收入用于再培训(但需防范财政依赖)。最后,研究强调需要企业、政府和劳动者协同努力,以实现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维度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研究结论翻译:环境行政处罚通过加剧内外部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企业就业增长;国有产权和当地劳动保护缓解该效应,重污染行业和国际化水平则放大该效应;受罚企业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减少低技能员工)促进绿色创新,体现了环境行政处罚的双刃剑效应。这些发现为设计兼顾环境目标与就业质量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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