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管理组织(DMO)准备度与旅游生命周期阶段:印度尼西亚多巴湖的混合方法制度分析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DMO) Readiness and Tourism Life Cycle Stages: A Mixed-Metho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Lake Toba, Indones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9日 来源: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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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背景与目标 有效的目的地管理要求区域发展阶段与制度准备度之间的同步。然而,在行政碎片化区域中,目的地管理组织(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DMO)准备度如何与旅游生命周期动态相互作用仍存在持续的理论空

  
摘要
背景与目标
有效的目的地管理要求区域发展阶段与制度准备度之间的同步。然而,在行政碎片化区域中,目的地管理组织(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DMO)准备度如何与旅游生命周期动态相互作用仍存在持续的理论空白。标准的DMO准备度框架将制度能力视为一种与情境无关的组织属性,忽视了目的地生命周期位置及其在多行为者治理网络中的嵌入性如何从根本上塑造准备度在实践中的含义。本研究通过分析印度尼西亚多巴湖地区(Lake Toba Area, LTA)中旅游区生命周期(Tourism Area Life Cycle, TALC)阶段与DMO制度准备度之间的共同演化关系来填补这一空白。
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设计,整合了三个分析阶段:(1)使用游客到达趋势、停留时间和基础设施密度指标进行定量TALC分析;(2)通过三十二次深度访谈,从五个维度(管理能力、监管支持、营销一致性、利益相关者参与和财务自主性)对DMO制度准备度进行定性评估;(3)使用Gephi 1.0(结合Force Atlas 2布局和模块化聚类算法)进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结果
分析揭示了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运作的制度异步性。处于参与阶段的目的地表现出制度空白:结构性脱节、资本稀缺和技能转移缺陷。成熟目的地表现出制度锁定:官僚僵化抑制私营部门创新。SNA指标证实了自我行政碎片化(47个节点、89条边、密度0.041、模块化0.68、四个行政集群)。
结论
DMO准备度是一种情境性、演化性和网络化能力。本研究推进了一个阶段权变模型:参与阶段目的地需要制度支架;成熟目的地需要制度灵活性。在分散化的发展中国家,针对生命周期阶段的有针对性的治理干预对于可持续目的地管理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旅游业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尤其在岛屿目的地和发展中国家贡献显著。然而,有效的目的地管理要求区域发展阶段与制度准备度同步。现有研究存在两大理论分野:旅游区生命周期(TALC)模型描述了目的地从探索到衰退的演化阶段,而目的地管理组织(DMO)文献则关注组织能力与治理结构。但两者长期孤立发展,导致一个关键理论空白——DMO准备度被视作与情境无关的组织属性,忽略了生命周期位置和多行政辖区治理网络对其实践含义的塑造。在印度尼西亚多巴湖地区(LTA),七个行政县(kabupaten)在后分权体制下共管同一旅游资产,行政碎片化与生命周期阶段异质性并存,成为检验制度异步性的理想案例。为回答三个研究问题(LTA内各目的地的TALC阶段、DMO准备度如何随生命周期变化、利益相关者协作网络的结构特征),本研究整合了定量TALC分析、多维定性制度评估与社会网络分析(SNA),旨在提出阶段权变模型,并为分散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目的地管理提供治理干预依据。本文发表在《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分三个分析阶段。第一阶段:定量TALC分析,基于2022–2024年县级统计局(BPS)数据、北苏门答腊省旅游办公室年度报告及印尼旅游部统计资料,使用游客到达趋势、平均停留时间和设施密度(住宿容量、餐饮设施、可达性基础设施的复合指标)三个指标,经最小-最大归一化(0–100)后按Kubickova和Martin(2020)标准分类生命周期阶段。第二阶段:定性DMO准备度评估,于2024年9–12月对32名受访者(区域政府官员10人、旅游企业家8人、社区领袖6人、DMO工作人员5人、非政府组织代表3人)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数据经Braun和Clarke(2006)六阶段主题分析(NVivo 14),编码者间信度Cohen’s kappa = 0.79,结合文件分析(RPJMD、省旅游战略规划2020–2024、第13/2020号部长令)按管理能力、监管支持、营销一致性、利益相关者参与、财务自主性五个维度评定低/中/高准备度,并依据阶段权变重要性赋予解释权重。第三阶段: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滚雪球抽样和监管文件系统映射构建47节点、89条有向边的利益相关者协作网络(2022–2024参考期),使用Gephi 1.0计算网络密度、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模块化(Louvain算法)及边权重,可视化采用Force Atlas 2布局。样本来源: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多巴湖地区七个行政县中的四个焦点目的地——Parapat(Simalungun县)、Tuktuk Siadong(Samosir县)、Tongging(Karo县)和Lumban Silintong(Toba Samosir县)。

研究结果
4.1 TALC阶段分类
通过游客到达数据与基础设施指标分析,四个目的地呈现显著生命周期阶段碎片化。Parapat和Tuktuk Siadong合计占LTA游客分布的53.7%和酒店容量的80.5%,发展得分71.0和62.4,处于发展至巩固过渡阶段;但实地观察显示浮动网箱养殖侵占湖滨旅游区、吸引力下降等预停滞指标。Tongging和Lumban Silintong发展得分35.8和28.1,处于参与阶段;Tongging游客中81.8%以自然风光为主要动机,商业住宿和活动组织可忽略。

4.2 DMO准备度分布:阶段差异化评估
五个维度评估显示与生命周期阶段相关的系统性差异。在Parapat和Tuktuk Siadong(巩固/发展阶段),缺陷集中于利益相关者参与(低至中等)和财务自主性(低),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官僚依赖和私营部门创新被抑制,即制度锁定。在Tongging和Lumban Silintong(参与阶段),约束性缺陷为管理能力(低)和监管支持(低),缺乏正式DMO结构、目的地专项法规和空间规划,即制度空白。

4.3 社会网络分析:治理碎片化的结构诊断
47节点、89边利益相关者网络的关键指标:网络密度0.041(仅4.1%的可能协调关系活跃)、模块化0.68(四个行政集群)、中介中心性最高0.312(省旅游办公室)、平均聚类系数0.087。高模块化确认了自我行政碎片化,位于政策群与参与阶段目的地基层行为者之间的结构洞解释了区域总体规划为何未能转化为地方能力建设。此外,空间冲突群(鱼排运营商)与省级及县级机构间的高边权重表明冲突在治理网络中被结构性嵌入。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制度异步性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源于后1999年分权体制(第22/1999号法律及第32/2004号修订)导致的行政单位与目的地功能单元不匹配,以及政治经济因素(渔业与旅游业的空间冲突)和制度机制(参与阶段的边缘性、成熟阶段的制度锁定)。本研究提出了阶段权变模型,挑战了通用DMO评估框架的普遍主义假设,并扩展了TALC文献中治理适应性的结构理论。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已证明,在行政碎片化区域如多巴湖地区,旅游发展从根本上受到制度异步性的制约——即治理目的地的制度配置与其生命周期阶段和网络位置产生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系统性错配。通过整合TALC分析、多维DMO准备度评估和社会网络分析,本研究超越了治理弱点的描述性叙述,提供了统一目的地系统内发展轨迹为何如此剧烈分化的结构性诊断。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是DMO准备度的阶段权变模型,该模型将制度准备度重新概念化为治理结构与生命周期位置之间对齐的关系属性,而非固定组织属性。该模型通过五维度准备度框架操作化,并通过SNA结构指标(密度0.041、模块化0.68、四个行政集群、政策群与基层群之间的关键结构洞)验证。政策含义因生命周期阶段而异:参与阶段目的地需建立目的地发展促进者(DDF)、区域旅游投资促进基金和社区DMO试点;巩固/停滞阶段目的地需建立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省级空间分区法规和目的地重新定位计划;整个LTA需建立跨县多巴湖旅游治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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