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摩擦在运作?解释废弃物能源化中的社会技术转型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Governance frictions at work? Explaining socio-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in waste-to-energ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9日 来源: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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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废弃物管理等部门可理解为高度互联的社会技术、政治和经济系统,其特征是稳定与变革之间持续的张力。但何种因素触发社会技术部门的变革与转型?研究人员指出,运作中的是治理摩擦(governance frictions)。本文通过考察不同治理体制(governanc

  
诸如废弃物管理等部门可理解为高度互联的社会技术、政治和经济系统,其特征是稳定与变革之间持续的张力。但何种因素触发社会技术部门的变革与转型?研究人员指出,运作中的是治理摩擦(governance frictions)。本文通过考察不同治理体制(governance regimes)如何随时间的推移相互作用并产生治理摩擦,对社会技术转型研究作出贡献。基于交叉治理体制摩擦(cross-governance regime friction)路径,研究人员将转型概念化为竞争且互动的治理体制之间摩擦的后果。治理体制代表制度环境、监管框架以及行动者取向与决策制定的特定配置集合。以废弃物能源化(waste-to-energy, WtE)为例,研究人员辨识出三种既有治理体制:作为参照的废弃物管理治理体制,以及与之并存竞争的循环经济治理体制与气候及污染治理体制。治理摩擦分析显示:废弃物管理治理要求持续提供可靠的处置能力与运营连续性;循环经济治理寻求削减废物流并逐步限制焚烧角色;气候与污染治理则日益将WtE置于脱碳要务、碳定价与技术减缓要求之下。其结果,转型压力在基础设施、投资周期、运营惯例与商业模式内部累积。在研究人员看来,这一概念与经验研究是处理社会技术转型重要领域的新路径,并为应对大规模问题与重大挑战的治理策略与实践提供有益洞见。
研究背景方面,社会技术转型在自我组织与政治引导间复杂交织,短期政策周期难以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循环经济等多代际挑战,长期治理(Long-Term Governance)框架由此兴起。基础设施密集型部门中,多个长期治理体制在同一社会技术系统上汇聚,产生重叠治理配置与治理摩擦。废弃物管理与WtE是典型的“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欧盟WtE自1980年代起被推广为替代填埋的方案,随后被制度锁定于资本密集投资与能源网耦合中。本研究由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的Danieli Braun Vargas、Stefania Sardo与Dirk Scheer开展,发表于《Energy Research》,旨在回答:哪些治理体制共存于WtE基础设施上,体制汇聚产生何种治理摩擦并引致转型。研究人员提出交叉治理体制摩擦路径,将治理体制定义为制度设置、监管框架、行动者取向与决策逻辑的配置,从规范框架及其政策、行动者角色与行动模式、转型压力三个维度操作化,以WtE为案例揭示转型并非单一体制更替,而是多体制并行摩擦的产物。
方法上,研究采用定性案例设计,聚焦欧洲WtE治理系统并以德国为实证情境。第一阶段对27份欧盟与德国政策文本、立法、报告进行目的性抽样与迭代分类,按三体制标注并与访谈三角验证;第二阶段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4月开展13次半结构化专家访谈(MAXQDA编码),受访者覆盖欧盟与德国层级的环境NGO、产业协会、公共组织、WtE运营商,按规范框架、角色期望、转型压力三类核心维度直至信息饱和为止,两研究者独立编码后比对精炼。
研究结果部分,4.1节“废弃物管理治理体制”下,4.1.1规范框架辨识出“填埋分流要务”(landfill-diversion imperative)与“废弃物与能源双重收益”框架,WtE被锚定在废弃物层级中位于填埋之上、预防复用回收之下,德国2005年未处理生活垃圾填埋禁令为典型风险导向措施;4.1.2行动者角色显示分层治理(layered governance)中欧盟定原则、联邦州与市镇规划运营,运营商被铸为卫生与基础设施托管人,平衡服务供给与可承受性;4.1.3转型压力指出利用率依赖(低于95%触发购废)与政策—市场悖论,以及进料品质波动(超40%分拣塑料最终入焚)使WtE成为系统低效吸收器。4.2节“循环经济治理体制”下,4.2.1规范框架为“从墓到摇篮”(grave-to-cradle)转向,WtE被重定义为残差选项,2015与2020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及2018/851/EU指令强化此位;4.2.2角色再分配将设计师与制造商纳入责任,运营商试图以底灰金属回收与能源供给重构叙事;4.2.3转型压力表现为“缩减规模”要务与高回收标准反致拒收料增多、WtE承接残余的愿景—现实悖论。4.3节“气候与污染治理体制”下,4.3.1规范框架由“污染控制基线”走向“气候减缓整合”,2000/76/EC、工业排放指令(Industrial Emissions Directive 2010/75/EU)、ETS(Emission Trading System)2023/959修订、欧盟气候法(Regulation (EU) 2021/1119)及分类条例(Taxonomy Regulation (EU) 2020/852)将WtE重帧为受监管排放源;4.3.2角色延伸使运营商兼具卫生服务者与受监管排放者,甚至潜在碳移除者,市政当局转为气候合规实体;4.3.3转型压力为ETS内含引致商业模式重调、CCUS(Carbon Capture, Utilisation, and Storage)部署与跨境CO2运输被视作废物等约束,德国案例显示三分之二投资用于烟气净化而非焚烧本体。
讨论部分归纳三维度摩擦机制:规范层填埋分流要务、墓到摇篮诉求、气候减缓整合互不兼容,WtE被同时固化于当下与质疑于未来;角色层卫生托管人、价值链重分配、受监管排放者三重身份叠加,行动者既稳系统又促变;压力层市场—政策悖论、愿景—现实悖论、内化成本压力(ETS)累积,WtE不可或缺却被持续收紧。结论部分译文如下:社会技术转型与长期治理研究愈发强调理解复杂基础设施如何演进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导向可持续等目标。本文通过考察不同治理体制随时间的相互作用与治理摩擦对此作出贡献;基于交叉治理体制摩擦路径,转型被概念化为竞争互动体制间摩擦的后果。WtE案例中,废弃物管理为参照体制,循环经济和气候及污染为竞争体制。实证比较在规范框架、行动者角色、转型压力三维显露异同:废弃物管理求可靠处置与连续运营,循环经济削流限焚,气候污染施脱碳、碳价与技术减缓之压。这些要求无法顺序优先而不互损,转型压力遂累积于基础设施、投资周期、运营惯例与商业模式中。WtE能力须维持以保服务,而政策削废量;高回收标增残差;碳价抬成本却不消焚依赖。意在缩减WtE的政策同时再生产其必要性并加剧经济技压。摩擦不仅源自目标冲突,也源自缺位之协调机制,矛盾被转嫁运营行动者。长期治理视角下,发现可条件性迁移至拉美等受欧盟框架影响区域或北欧成熟系统,交叉治理体制摩擦路径可作诊断透镜揭示政策目标不一致与适应节点。该研究为基础设施密集型部门之社会技术转型提供新概念—经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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