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Nutrition》:Dietary bioactive compounds targeting insulin resistance: mechanisms and preventive potential
胰岛素抵抗(IR)是由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介导的胰岛素生化应答受损状态。胰岛素是由胰腺β细胞分泌的肽类激素,在全身葡萄糖稳态调控中发挥核心作用。胰岛素抵抗状态下,需更高浓度胰岛素方可实现同等下游效应,进而诱发高胰岛素血症与糖耐量异常。IR与肥胖、血脂异常、糖耐量受损及2型糖尿病(T2DM)等多种代谢异常密切相关,是该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早期事件,且全球患病率居高不下,具有广泛的临床意义与公共健康影响。靶向胰岛素抵抗不仅是治疗策略,更是预防的核心路径。在此背景下,富含生物活性化合物的营养策略与功能性食品已成为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重要研究方向。以全谷物、水果、蔬菜、豆类及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为特征的膳食模式,已被证实可改善代谢控制并降低IR风险。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酚、黄酮类、膳食纤维、ω-3脂肪酸及其他植物源代谢产物可通过调控氧化应激、慢性低度炎症、肠道菌群组成及葡萄糖与脂质代谢的细胞信号通路等关键机制,发挥有益代谢效应。本综述系统评估了参与IR预防与管理的新兴营养策略及生物活性化合物,其在公共卫生层面的风险防控与预后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1 引言
胰岛素是由胰岛朗格汉斯岛β细胞合成与分泌的肽类激素,通过促进肝脏、脂肪组织及骨骼肌对血糖的摄取,在维持葡萄糖稳态中发挥核心作用。除调节糖代谢外,胰岛素还参与糖原合成、脂质代谢、DNA复制、基因转录、氨基酸转运及蛋白质合成与周转等广泛合成代谢与调控过程,是全身稳态与代谢调节的关键介质。当血糖浓度超过约5 mM时启动胰岛素分泌,2–4 mM的血糖波动即可刺激其生物合成。进食后,葡萄糖代谢增强触发协调内分泌反应:胰腺β细胞胰岛素分泌增加,α细胞胰高血糖素释放受抑,最终使循环血糖水平恢复至生理范围,该过程称为葡萄糖诱导的胰岛素分泌。生理状态下,血浆葡萄糖升高会按比例促进胰岛素分泌,提升循环胰岛素浓度,进而促进外周组织葡萄糖摄取,同时抑制肝脏糖异生与葡萄糖输出,恢复全身葡萄糖稳态。胰岛素抵抗定义为骨骼肌与脂肪组织的胰岛素刺激葡萄糖摄取受损,同时胰岛素抑制肝脏葡萄糖生成的能力下降。临床上,IR与肥胖、T2DM、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及癌症等多种疾病相关,其特征包括胰岛素介导的血糖调节受损、葡萄糖利用率降低、脂质代谢紊乱、异位脂质沉积增加及脂肪细胞脂解活性增强,常伴随代偿性高胰岛素血症以维持血糖控制。鉴于胰岛素的全身系统性作用及其对多器官的影响,葡萄糖稳态机制的破坏会引发广泛且多维的生理后果,因此IR是多种代谢疾病的核心致病机制,对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构成重大威胁。
IR的发病是遗传易感性与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内部微环境改变(如慢性炎症、缺氧、脂毒性、免疫失调)及关键组织与循环代谢物的广泛代谢紊乱。遗传决定因素涵盖胰岛素生物学与代谢调节多个层面:包括胰岛素结构异常、胰岛素受体功能及下游信号通路改变、葡萄糖与脂质代谢关键调节因子突变。例如,罕见胰岛素变异体生物活性降低、受体结合能力下降;胰岛素受体基因突变可导致严重遗传性IR,如A型IR、Donohue综合征及Rabson–Mendenhall综合征。除单基因病外,IR更多由多基因变异联合作用引发,涉及葡萄糖转运与感知相关基因(如GLUT4、葡萄糖激酶)、代谢稳态调控核受体(如PPAR家族)及脂质代谢相关组分(如瘦素、脂联素、抵抗素等脂肪因子)。除遗传因素外,环境因素在IR的发生发展中同样关键,主要包括生活方式相关组分:膳食作为核心因素,涉及热量过剩、营养素构成及进食模式;体力活动是重要调节因子,规律运动可增强胰岛素敏感性,久坐行为则促进代谢功能紊乱;衰老进一步加剧代谢效率下降,加重IR。上述因素与遗传易感性动态互作,塑造个体代谢损伤易感性,且可直接触发IR发生。
尽管环境因素是IR的致病诱因,但也是预防与治疗干预的关键靶点。本综述将系统解析膳食生物活性化合物调控IR的机制基础与预防潜力,重点关注其对IR发生发展进程中关键代谢、炎症及信号通路的靶向作用。
2 IR的临床相关性与公共健康负担
IR是现代社会主要健康威胁之一,其高患病率与高热量低纤维快餐消费增加、体力活动减少直接相关。最新系统评价显示全球IR患病率为26.53%,不同人群与地理区域介于26%–30%。美国等不健康饮食普遍的地区IR患病率尤为突出: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HANES)数据显示,约40%的18–44岁美国成年人存在IR,且该状态不仅限于肥胖人群。青少年群体中高胰岛素血症与IR呈上升趋势:1999–2020年美国无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青少年代表性队列数据显示,高胰岛素血症患病率从1999–2000年的15.2%(95%CI:12.1–18.9)升至2017–2020年的21.5%(95%CI:17.1–26.3);基于稳态模型评估(HOMA-IR)的IR患病率从14.0%(95%CI:11.1–17.8)升至20.4%(95%CI:16.4–25.6),每两个NHANES周期增长3.4%(p<0.05)。尽管肥胖与超重青少年高胰岛素血症与HOMA-IR水平高于体重正常者,但仅超重队列中观察到随时间显著升高的趋势,反映城市化进程与青少年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尤其是致肥胖环境与久坐行为的暴露增加。代谢调节紊乱在生命早期已显现:斯洛伐克14–18岁青少年横断面研究显示基线IR患病率达18.6%,尤其见于高体重人群;除人体测量学关联外,代谢损伤还与不良行为习惯相关,包括体力活动不足、含糖饮料过量摄入、不吃早餐及不规律进食,印证现代营养习惯对欧洲青少年的影响。儿童青少年是IR易感人群,生命早期即可出现代谢异常并进展为慢性疾病。与之相对,加纳北部成年人群IR患病率为7.6%,性别差异显著(女性9.9% vs 男性4.5%),提示全球IR患病率跨度极大:传统农村非洲环境为7%–10%,城市化与西方化社会达25%–45%,且城市化程度越高,HOMA-IR水平越高。值得注意的是,正处于流行病学快速转型与城市扩张的中低收入国家,代谢障碍与IR也呈现急剧加速趋势。
IR与高血糖是T2DM等代谢与慢性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因素,全球IR患病率约为糖尿病的3倍。国际糖尿病联盟《糖尿病 atlas》第11版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约11.1%的成年人(超5亿人)罹患糖尿病,预计2050年将达9亿人;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30年糖尿病将成为全球第七大死因,且带来沉重经济负担:2015–2030年预测研究显示,糖尿病相关成本将在未来数十年急剧上升,包括直接医疗支出及生产力损失、残疾与早逝相关的间接成本,而IR患病率上升是重要驱动因素。因此,针对胰岛素调节早期阶段的预防策略不仅对临床意义重大,更是保障医疗系统长期可持续性的关键。当前亟需更新糖尿病预防生活方式干预的证据,尤其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家,真实世界干预有效性评估尤为重要,但现实场景中生活方式干预的实施研究仍十分匮乏,迫切需要开发有效、可行、可持续且多方参与的干预方案。除T2DM外,IR还与肥胖、心血管疾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代谢综合征及多囊性代谢卵巢综合征(PMOS)等多种疾病相关,其经济负担涵盖上述疾病的直接管理与长期并发症成本。
由于IR主要由不合理营养驱动,功能性食品与营养保健品成为应对营养相关疾病的膳食策略。食物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正被深入研究以阐明其降糖效应及对慢性疾病的缓解作用,这些化合物通过调控慢性炎症、氧化应激、肠道菌群组成及葡萄糖代谢,成为IR与T2DM预防策略的核心研究对象。临床层面,IR与代谢状态恶化及并发症风险升高相关:重度肥胖患者的IR与NAFLD小叶炎症的相关性,强于NAFLD其他组织病理学组分,提示肝脏炎症与全身胰岛素信号受损存在潜在关联。新证据表明IR与重度抑郁障碍(MDD)存在强双向关系,在代谢精神病学领域具有重要价值;此外,T2DM不仅产生外周效应,还可导致中枢神经损害,促进神经精神症状与认知衰退,可能加速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进展,这些效应与脑IR相关,且可独立于T2DM本身发生。
膳食策略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代谢重症进展风险的最有效干预手段之一。有效的营养策略可包括黄烷醇的摄入,这类生物活性化合物对IR与认知功能均有获益:规律摄入黄烷醇可降低部分年龄相关认知衰退标志物,其机制可能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相关。IR作为慢性病风险因素已被充分证实,尤其对心血管疾病:研究显示HOMA-IR值越高,心血管风险呈阶梯式上升,存在显著剂量反应关系。若不采取预防措施,随着T2DM患病率升高,该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英国生物样本库42.9万参与者中位随访13年的分析显示,IR与26种疾病风险升高相关,包括糖代谢障碍、致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痛风及帕金森病相关神经退行性变;IR每升高一个梯度,胰腺炎、睡眠障碍与细菌感染风险分别升高31%、18%与8%,且相关性在女性中更强。因此,IR不应被视为病理前状态,而是可修饰的健康决定因素,靶向干预可改变相关疾病分布。
基于功能性营养素的膳食模式是人群层面的一级预防策略核心。黄酮类等生物活性化合物与功能性食品的整合,是兼具灵活性与效力的预防工具:规律膳食摄入此类分子可作为一级预防策略,通过在疾病发生前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调控低度炎症,整体下移人群风险曲线。EPIC-InterAct研究结果支持该策略的有效性:高黄酮摄入显著降低T2DM发病率;研究同时证实多酚对能量代谢与体重调节的多方面获益,可降低体重指数(BMI)。此外,营养保健化合物的应用完全契合四级预防框架——即保护个体免受过度或不必要的医疗干预,推广可接受替代方案。在医疗过度化时代,黄酮类的使用是管理早期代谢异常个体的安全策略,可避免药物治疗,减少多重用药潜在风险,同时支撑医疗系统的经济可持续性。因此,推广富含多酚的功能性营养模式是公共卫生优先事项,旨在降低慢性病并发症相关医疗成本,提升长期代谢韧性。
3 IR的分子与细胞机制
IR是一种多因素疾病,胰岛素敏感组织对胰岛素的应答能力进行性下降,导致葡萄糖与脂质代谢紊乱,核心是胰岛素信号传导的综合损伤,与脂毒性、氧化应激及线粒体功能障碍紧密交织,共同驱动T2DM特征性的代谢恶化进程。
3.1 胰岛素信号通路
生理状态下,禁食期间肝脏通过糖原分解与糖异生维持血糖水平;进食后胰腺β细胞分泌胰岛素,促进外周组织葡萄糖摄取与储存,推动合成代谢取代分解代谢。细胞层面,胰岛素与受体酪氨酸激酶(IRTK)结合,诱导酪氨酸残基自磷酸化,招募胰岛素受体底物(IRS1、IRS2)等衔接蛋白。磷酸化的IRS蛋白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生成磷脂酰肌醇-3,4,5-三磷酸(PIP3)。PIP3将蛋白激酶B(Akt)招募至质膜,经磷酸肌醇依赖性激酶1(PDK1)与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2(mTORC2)激活,进而磷酸化骨骼肌、肝脏与脂肪组织中多个下游底物,介导胰岛素的代谢效应。
骨骼肌中,Akt介导的胰岛素信号促进葡萄糖转运蛋白4(GLUT4)转位至质膜并促进糖原合成;Akt还可激活Rab GTP酶家族成员(调控囊泡运输)及Ras相关C3肉毒毒素底物1(RAC1,参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重塑)。肝脏中,胰岛素激活的Akt2磷酸化叉头框蛋白O1(FOXO1),抑制糖异生;同时促进糖原合酶活性,增强糖原合成。脂肪组织中,胰岛素抑制脂解,减少糖异生底物可用性。
3.2 胰岛素抵抗
IR是胰岛素敏感组织对激素应答能力下降的病理状态,表现为外周组织对生理水平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代偿性胰岛素分泌增加以维持代谢稳态,其核心效应——葡萄糖摄取、糖异生抑制及脂解抑制——均受损,反映胰岛素信号通路的多重分子异常。
PI3K/Akt通路缺陷会减少葡萄糖摄取,增加肝脏葡萄糖生成与脂解,导致高血糖与代谢紊乱;AMP活化蛋白激酶(AMPK)信号受损则促进脂质沉积、炎症与氧化应激;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1激活通过促进IRS-1丝氨酸磷酸化抑制PI3K/Akt信号,减少葡萄糖摄取并扰乱脂质代谢,同时通过核因子κB(NF-κB)促进炎症,形成应激、炎症与IR的自我放大环路。
IR状态下,胰腺β细胞初期通过增加胰岛素分泌代偿外周需求,但长期刺激会导致氧化应激与功能进行性耗竭。游离脂肪酸(FFAs)通过GPR40等受体生理状态下调节胰岛素分泌,但在脂毒性环境下促进β细胞功能障碍;胰岛淀粉样多肽(IAPP)沉积诱导β细胞丢失,该过程可被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激活放大,进一步促进氧化应激、炎症与凋亡。
骨骼肌是胰岛素刺激葡萄糖处置的主要部位,IR主要表现为GLUT4向质膜转位障碍,导致葡萄糖摄取减少;而运动或缺氧时AMPK介导的替代葡萄糖转运通路基本保留,提示缺陷核心位于胰岛素信号级联。早期缺陷包括胰岛素受体(IR)、IRS1、PI3K及AKT水平的功能异常,如受体酪氨酸激酶活性降低、IRS1磷酸化减少及PI3K激活不足。
肝脏IR破坏葡萄糖代谢调控,糖异生增加导致空腹高血糖,特征为转录因子FOXO1抑制失败,同时脂肪组织脂解未被充分抑制,糖异生底物可用性增加;此外,T2DM患者空腹与餐后肝糖原合成均减少。
脂肪组织IR主要表现为脂解调控丧失,FFAs释放增加,为肝脏糖异生提供燃料并加剧全身代谢紊乱,形成脂质底物过剩进一步恶化胰岛素敏感性的正反馈环路。选择性IR是另一重要特征:尽管整体胰岛素作用受损,特定信号分支仍保持活跃或过度激活,如肝脏中胰岛素无法抑制葡萄糖生成,但刺激脂肪生成的能力保留,导致高血糖、高脂血症与肝脏脂肪变性并存。
3.3 脂毒性、氧化应激与线粒体功能障碍
IR由脂质代谢紊乱与慢性低度炎症的双向互作驱动,脂毒性是其核心发病机制,源于热量过剩、脂质沉积与脂解增加,最终导致外周组织细胞稳态受损,“泛脂毒性”概念进一步将其扩展为脂质代谢的全身性调节紊乱。
大量证据显示,外周组织(尤其是肝脏与骨骼肌)的异位脂质沉积是IR的关键决定因素,即使无内脏肥胖也可发生。高比例T2DM肥胖患者合并NAFLD,与肝脏IR及糖尿病密切相关;动物模型中,高脂饮食或脂质输注可诱导肝脏与肌肉IR;脂肪营养不良是典型临床例证:脂肪组织储存能力下降导致脂质向肝脏与肌肉 redistributed,引发严重IR。
异位脂质损伤胰岛素信号的核心机制涉及生物活性脂质中间产物,尤其是二酰甘油(DAGs)与神经酰胺。脂质溢出促进这些中间产物在骨骼肌积累,显著减少葡萄糖摄取。神经酰胺抑制Akt/PKB通路,促进细胞应激、炎症与凋亡,与IR状态强相关。根据DAG–PKC模型,DAG积累激活蛋白激酶C(PKC),尤其是新型PKC(nPKC)亚型,干扰胰岛素信号转导:肝脏中DAG激活PKCε,使其转位至质膜并抑制胰岛素受体酪氨酸激酶活性,降低IRS-2/PI3K/Akt2信号。
脂质过剩与慢性低度炎症(“代谢性炎症”)密切相关,由脂肪因子与促炎细胞因子(IL-1、IL-6、TNF-α)介导。 Toll样受体4(TLR4)被饱和脂肪酸激活后,促进炎症激酶(JNK、IKK、p38)活化,导致IRS1丝氨酸磷酸化与胰岛素信号受损;TLR4还通过刺激神经酰胺生物合成连接炎症与脂毒性。JNK、PKC与IKK通路不仅直接干扰胰岛素受体信号,还激活NF-κB,放大炎症反应;高糖条件下NF-κB可被RAGE进一步激活,上调TNF-α、IL-1β、IL-6等促炎细胞因子表达,加剧内质网应激与活性氧(ROS)生成,最终通过IRS丝氨酸磷酸化与GLUT4表达下调抑制胰岛素信号。
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棕榈酸,PA)通过氧化应激核心作用参与IR发生:PA通过激活NADPH氧化酶及上调NOX2、NOX4亚型增加ROS生成,氧化负荷直接损伤IRS/PI3K/Akt/eNOS信号通路,降低一氧化氮生物利用度,损害胰岛素依赖的细胞功能。
线粒体功能障碍与氧化应激紧密关联:多项研究证实异位脂质沉积与IR和线粒体脂质氧化能力下降相关。IR个体骨骼肌ATP合成减少、肌细胞内脂质沉积增加、线粒体密度降低及氧化磷酸化受损,即使是无糖尿病风险的年轻瘦个体也存在上述异常。IRS-1与IRS-2敲除小鼠模型同时呈现IR与线粒体功能障碍,包括氧化磷酸化减弱与线粒体形态异常,该过程由IRS/PI3K/FOXO通路介导。脂毒条件下,动力相关蛋白1(DRP1)介导的线粒体过度分裂会损害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利用;线粒体动力学向分裂偏移与ROS生成增加、ATP合成减少、β氧化受损及胰岛素依赖的葡萄糖摄取下降相关。此外,负责线粒体更新的选择性自噬——线粒体自噬——受损与IR及T2DM密切相关,PINK1–Parkin通路通过感知线粒体膜电位丧失与ROS水平升高激活该过程,调控受损线粒体的清除。
综上,脂毒性、炎症与氧化应激是紧密交织的过程,共同作用于胰岛素信号受损,因此有效的治疗策略需同时靶向炎症、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及TLR4介导的信号通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4 营养素对胰岛素的表观遗传与信号调控
最新证据表明,膳食模式可深刻影响胰岛素信号与糖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及表观遗传调控。特定CpG位点(包括CPT1B与GNAS基因内位点)与胰岛素敏感性及葡萄糖稳态相关;核苷酸补充与微量元素(尤其是铜)摄入可调控T2DM风险相关CpG位点的DNA甲基化。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及非编码RNA(ncRNAs)等表观遗传标记可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调控基因表达,参与包括代谢性与肿瘤性疾病在内的多种疾病发病过程,目前已成为T2DM及其大血管、微血管并发症的潜在治疗靶点。表观遗传改变还与IR的全身与细胞效应(如炎症与氧化应激)相关:硫氧还蛋白相互作用蛋白(TXNIP)基因甲基化水平降低与IR及T2DM进展相关,同时增强炎症反应——TXNIP上调促进NLRP3炎症小体激活,增加IL-1β等促炎细胞因子释放;低甲基化诱导的SOCS3过表达也参与IR发生并增加T2DM风险。超重及高BMI、IR诱导的DNA甲基化改变,与循环免疫细胞NF-κB生成增加相关:肥胖即使在空腹血糖正常时也可促进全身炎症,且该炎症状态可能早于IR发生。T2DM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SET7甲基转移酶依赖的NF-κB p65启动子H3K4甲基化是关键表观遗传改变,与促炎表型相关,抑制SET7活性可减弱NF-κB驱动的炎症与促氧化信号。
体重增加相关的表观遗传改变还涉及组蛋白修饰:人类脂肪组织中,脂肪生成与炎症基因启动子区H3K4me3水平升高与BMI及HOMA-IR指数正相关,进一步支持表观遗传调控、炎症与IR的关联。IR与胰岛素敏感个体的脂肪组织全局组蛋白修饰无显著差异,但存在基因特异性改变,尤其影响SIRT1、SIRT7等胰岛素信号关键调节因子,同时与PPARG、INSR、SLC2A4、HDAC1、HDAC2、DNMT1等胰岛素敏感性、脂肪生成、脂质代谢及表观遗传调节相关基因的差异表达相关,证实组蛋白修饰改变是脂肪组织IR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性饮食与纯素膳食模式与表观遗传衰老减缓及胰岛素敏感性改善相关,DNA甲基化时钟分析为此提供了机制依据,提示富含膳食纤维、植物化学物与不饱和脂肪酸的膳食可能通过调控胰岛素信号与代谢调节特定位点的DNA甲基化发挥作用。
ncRNAs不仅参与细胞层面IR调控,还作为细胞外囊泡内的信号分子发挥作用:miR-34可抑制巨噬细胞向抗炎M2表型极化,超重个体内脏脂肪组织(VAT)中miR-34a表达升高与IR发生率及全身炎症正相关。对正常血糖(NG)、空腹血糖受损(IFG)及T2DM人群的miRNA分析显示,75种检测miRNA中有15种在T2DM和/或IFG女性患者VAT中上调,这些表达异常可能与高血糖个体VAT的低度慢性炎症及氧化应激增加相关。其他miRNA也参与骨骼肌胰岛素信号调控:肌肉富集的miR-1通过靶向IGF-1R与IRS1调节胰岛素信号转导,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小鼠中miR-1下调与胰岛素信号受损及高血糖相关,可作为IR的早期标志物;Let-7家族通过靶向IGF-1R与IRS2、调控PI3K/mTOR通路调节胰岛素敏感性,其过表达导致糖耐量受损与外周IR,抑制则改善代谢结局;miR-29通过靶向IRS1及PI3K/Akt通路组分负调控胰岛素信号,其在胰岛素抵抗骨骼肌中上调进一步加剧胰岛素应答受损。
表观遗传在IR及相关疾病发病中的作用,也为营养与营养保健干预提供了重要契机,因为表观遗传修饰与ncRNA表达可通过膳食与营养途径调控。
5 IR中的氧化应激与炎症
近几十年,氧化应激已成为IR及其代谢并发症的核心发病机制,定义为ROS过量生成与内源性抗氧化防御系统效能之间的稳态失衡。生理浓度下,ROS在氧化还原信号传导中发挥作用,影响转录调控与细胞周期调节;但高浓度时则成为细胞毒性物质,生理与病理的界限极为脆弱。近期研究关注线粒体ROS与线粒体外氧化还原酶(尤其是NADPH氧化酶,NOXs)的交互作用:高糖或FFA过剩环境下,线粒体ROS激活NOXs、后者进一步增加ROS生成的恶性循环被触发,其中H2O2作为氧化还原开关放大氧化刺激。
氧化应激对IR的影响需结合胰岛素受体信号级联解析:GLUT4是胰岛素敏感组织葡萄糖摄取的主要介质,长期高胰岛素暴露导致细胞表面GLUT4减少,刺激胰腺进一步分泌胰岛素,加剧外周组织脱敏与转运体慢性下调。分子层面,NADPH氧化酶4(NOX4)发挥关键作用:当胰岛素水平超过最佳范围时,PI3K发生功能转换——不再作用于经典底物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PIP2),转而磷酸化Rac蛋白,大幅增强NOX4的氧化活性。过量ROS激活酪蛋白激酶2(CK2)与retromer蛋白复合体,使GLUT4的转运方向从质膜回收转向跨高尔基体网络,最终进入溶酶体进行蛋白酶解降解。这种分子分流导致胰岛素充足时血糖水平仍居高不下,加剧促氧化环境。该通路中线粒体同样关键:营养过剩环境下,电子传递链因尝试合成ATP而饱和,导致ROS大量生成,损伤细胞大分子并激活应激与炎症特异性介质,包括NF-κB、JNK与p38 MAPK,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
IR与慢性炎症状态密切相关,特征是促炎介质(TNF-α、IL-6、IL-1β)与抗炎分子(IL-10、TGF-1)失衡。脂肪组织与招募的免疫细胞过量产生细胞因子,以旁分泌方式作用于脂肪细胞与肝细胞,激活IKKβ、JNK、S6K与mTOR等激酶,诱导IRS-1蛋白丝氨酸残基抑制性磷酸化,阻断下游PI3K/Akt通路,最终大幅降低肝脏与肌肉的葡萄糖摄取及糖原合成,形成炎症促进IR、IR通过促进肥胖进一步加剧细胞因子生成的恶性循环。细胞因子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还由NF-κB通路与TLR信号等细胞内通路介导:IKKβ通过磷酸化降解其抑制剂IκB,使NF-κB转位至细胞核启动促炎基因表达,在肥胖或高脂饮食背景下促进脂肪细胞、肝细胞与巨噬细胞的细胞因子生成;TLR信号通过TLR4与衔接蛋白MyD88进一步增强NF-κB激活与细胞因子过量生成。
综上,IR是炎症信号、氧化应激与生物活性脂质物种复杂互作的结果,脂质刺激炎症,细胞因子反过来改变脂质代谢,持续造成代谢损伤。解析这些交互网络对开发恢复代谢平衡、对抗IR并发症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6 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膳食模式
6.1 地中海膳食模式与胰岛素敏感性
地中海饮食(MD)是与胰岛素敏感性相关研究最深入的膳食模式之一,随机对照试验(RCTs)证据表明其代谢效应由多机制介导:改善膳食脂肪质量、减轻低度炎症、调控肝脏脂质代谢及改变肠道菌群组成。
多项RCT显示,MD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可独立于减重发生:NAFLD患者的随机交叉试验显示,与低脂高碳水饮食相比,MD显著提升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测定的胰岛素敏感性,同时减少肝脏脂肪变性,且两组体重无差异;另一项超重人群的等热量MD干预改变了肠道菌群与循环代谢组,包括纤维发酵相关代谢物,这些变化与可能关联胰岛素敏感性的代谢改善相关。
MD的获益在高心血管代谢风险人群中尤为显著:PREDIMED-Plus试验中,基于限能量MD联合体力活动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显著改善了合并超重/肥胖与代谢综合征的老年人群的IR与血糖控制;短期RCT显示,MD依从性还可降低年轻超重成人的空腹胰岛素并改善身体成分,提示代谢获益不限于临床人群。
但研究结果并非完全一致:部分试验显示MD改善血脂谱但未显著改变胰岛素敏感性,例如一项针对轻度腹型肥胖成年人的对照干预显示,地中海饮食与高单不饱和脂肪饮食相比,虽改善血清脂质但未影响胰岛素敏感性;另一项随机交叉试验中,低脂纯素饮食比MD更能改善体重、血脂浓度与胰岛素敏感性,而MD对血压的改善效果更优。
新证据表明MD的代谢应答可能受遗传背景调控:CORDIOPREV研究中,葡萄糖稳态与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受NLRP3炎症小体基因变异调节,提示潜在的营养遗传学交互作用;此外,富含多酚的改良MD显示出全身获益,DIRECT PLUS试验中,富含多酚的“绿色MD”与年龄相关脑萎缩减少相关,其中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是最强关联因素之一。
NAFLD领域的进一步证据显示,限能量MD可改善肝脏脂肪沉积与代谢参数,联合抗氧化补充剂可能有额外获益,机制或与调控氧化应激通路相关。
综上,随机证据支持MD对胰岛素敏感性的有益作用,尤其在IR、代谢综合征或NAFLD人群中;效应幅度取决于临床背景、干预时长、能量平衡及对照饮食,相关RCT证据已系统总结。
6.2 植物性膳食模式与胰岛素敏感性
IR是T2DM与 cardiometabolic疾病的核心特征,膳食组成在其调控中起关键作用。RCTs充分证明,植物性膳食模式(尤其是全食物低脂肪变体)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与血糖控制。
多项试验显示植物性干预后IR标志物改善:低脂纯素饮食可降低空腹胰岛素与HOMA-IR,同时减少体重、脂肪量与内脏脂肪沉积,效应部分由身体成分改变介导,但也有与能量摄入无关的机制(如膳食酸负荷与宏量营养素构成)。
临床人群证据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T2DM患者的RCT显示,全食物植物性生活方式干预显著改善HbA1c、空腹胰岛素与HOMA-IR,同时减少药物使用,部分参与者实现部分缓解;机制研究采用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证实,植物蛋白模式膳食干预后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植物性干预还与多种临床场景(包括癌症与神经系统疾病人群)的空腹胰岛素降低相关。
急性随机交叉研究揭示了潜在生理机制:与宏量营养素匹配的动物性膳食相比,植物性膳食通常引发更强的餐后肠促胰素反应(尤其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同时增加胰岛素分泌并改善β细胞功能,这可能有助于改善血糖调节与饱腹感;另有证据表明植物性膳食影响参与食欲调节与胰岛素动态的神经内分泌通路。
氨基酸构成的改变可能是另一机制:植物蛋白占比高的膳食通常支链氨基酸含量较低,与IR改善及代谢谱优化相关;短期对照喂养研究也显示,增加植物蛋白摄入后HOMA-IR呈改善趋势,并伴有独特的代谢组学适应,尽管效应可能较温和。
并非所有试验都证实植物性膳食的优越性:部分研究显示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膳食的代谢改善相当,或仅对胰岛素敏感性产生轻微影响,提示总膳食质量、能量平衡与体重变化可能起主导作用,且并非所有植物性膳食模式均产生一致的代谢效应。
综上,随机证据支持全食物低脂植物性膳食模式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有益作用,其效应可能由减少肥胖、增加纤维摄入、改变氨基酸构成及增强肠促胰素反应共同介导,但研究间异质性较高,相关RCT证据已系统总结。
6.3 低血糖指数膳食模式与胰岛素敏感性
低血糖指数(GI)膳食旨在通过减轻餐后血糖与胰岛素波动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可能对胰岛素作用产生连锁效应。RCT数据提示,调控碳水化合物质量(而非仅数量)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影响糖代谢:减少血糖变异性、降低胰岛素需求、改善外周与肝脏水平的胰岛素作用。
早期对照证据显示,降低膳食GI可改善T2DM患者的代谢控制:J?rvi等的随机交叉研究表明,低GI饮食显著减少餐后血糖与胰岛素反应,改善外周胰岛素敏感性,同时对血脂谱与纤溶活性产生有益影响,提示其代谢获益超越血糖控制。采用金标准方法的最新研究进一步阐明机制:肥胖糖尿病前期人群中,Solomon等报道低GI饮食联合运动可减少餐后高胰岛素血症并调控肠促胰素反应(尤其是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提示肠道介导通路可在不依赖减重的情况下改善胰岛素动态;Haus等则证实短期低GI饮食联合运动可改善钳夹测定的胰岛素敏感性,同时伴随肌内脂质分布改变,支持骨骼肌脂质代谢在介导胰岛素作用中的角色。
但效应幅度并非在所有研究中一致:Visek等的随机交叉试验比较低GI饮食与标准糖尿病饮食,未发现胰岛素敏感性或肝脏葡萄糖生成的显著差异,尽管身体成分有轻微改善,提示在特定背景或较短干预期内,调控GI的代谢影响可能有限。DIOGenes研究的多中心证据支持更细致的解读:Goyenechea等显示低GI饮食(尤其与高蛋白摄入联合时)与更好的血糖控制及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中更低的胰岛素反应相关,而高GI饮食则与HOMA-IR恶化相关,凸显碳水化合物质量与整体膳食构成的相互作用。
年轻人群的证据提示基线代谢状态可能调控应答:肥胖儿童中,Visuthranukul等观察到低GI饮食后空腹胰岛素与HOMA-IR降低,但组间差异在校正后减弱,提示基线IR更严重者的改善更显著;Iannuzzi等报道低热量低GI饮食可减少肥胖儿童的IR并改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等血管标志物,提示代谢与心血管获益的整合。
炎症通路也可能参与低GI饮食的代谢效应:尽管胰岛素敏感性指数改变并非总是显著,Rouhani等在超重青少年中发现低GI饮食可降低hs-CRP与IL-6等炎症标志物,支持改善胰岛素作用的机制至少部分由低度炎症减轻介导。
综上,RCT证据提示低GI饮食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主要通过减少餐后胰岛素需求、调控肠促胰素反应及影响骨骼肌与炎症通路实现;但效应幅度与一致性取决于基线代谢状态、研究时长、体力活动等联合干预及整体膳食构成(包括蛋白质摄入与能量平衡)。现有证据显示,低GI与低血糖负荷膳食模式在不同人群中对胰岛素敏感性产生多变但总体有益的效应。
7 靶向IR的生物活性化合物
营养保健品与天然生物活性化合物在慢性与 cardiometabolic疾病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尤其与代谢综合征(一种与IR、肥胖、心血管风险及T2DM密切相关的多因素疾病)相关。最新文献还强调营养保健品与天然化合物在其他病理状态管理中的转化价值,支持其作为具有多效分子效应的生物活性物质的相关性。在讨论各类膳食生物活性化合物前,首先对其主要食物来源、分子靶点、拟议机制与证据水平进行比较概述,以辅助后续小节解读,并凸显不同化合物类别的转化成熟度差异。
7.1 多酚与黄酮类
在膳食生物活性化合物中,多酚与黄酮类因可靶向IR发生发展的多个分子过程(包括氧化应激、慢性低度炎症、线粒体功能障碍与胰岛素信号受损)而备受关注。这类化合物并非通过单一通路发挥作用,而是对葡萄糖稳态核心组织(尤其是肝脏、脂肪组织、骨骼肌,部分背景下还包括内皮与肠肝轴)产生多效效应。营养保健品可作为独立干预、常规治疗的辅助策略(包括癌症场景),或与其他营养保健品联合使用,近期研究已证实复方营养制剂的价值。在该大类中,白藜芦醇、槲皮素与儿茶素是IR预防与代谢健康领域研究最深入的化合物。
白藜芦醇是主要存在于葡萄与红酒中的芪类多酚,其增敏胰岛素的潜力被广泛研究。临床前证据显示,白藜芦醇可通过激活AMPK与SIRT1、减轻氧化应激、恢复IRS-1/PI3K/Akt轴的胰岛素信号改善葡萄糖稳态:啮齿类动物研究中,Kang等报道白藜芦醇可恢复饮食诱导肥胖状态下肝脏与白色脂肪组织的胰岛素刺激Akt磷酸化,降低空腹葡萄糖与胰岛素,并提升肝糖原含量,提示其在胰岛素抵抗条件下可实现组织特异性的胰岛素应答恢复;人组织离体研究中,Tran等显示白藜芦醇可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生成,恢复胎盘、脂肪组织与骨骼肌在炎症或微生物刺激下的胰岛素信号缺陷与葡萄糖摄取,支持抗炎效应与改善胰岛素作用的机制关联。Szkudelski与Szkudelska的综述强调,动物模型中白藜芦醇的抗糖尿病作用始终与AMPK/SIRT1激活、抗氧化活性及胰岛素敏感性改善相关。
人体证据前景良好但存在明显异质性:T2DM患者中,Brasnyó等报道白藜芦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氧化应激并增强Akt通路激活,为其增敏特性提供早期临床支持;NAFLD患者中,Chen等发现白藜芦醇改善IR及糖脂代谢,提示其在代谢受损人群中的特殊价值;代谢综合征领域,Méndez-del Villar等与Starvaggi等也观察到其对胰岛素敏感性与胰岛素分泌的获益;合并T2DM与冠心病患者中,Hoseini等报道了类似结果。但并非所有试验都证实上述效应:Yoshino等在血糖正常的非肥胖女性中观察到12周补充后无代谢改善;Poulsen等在肥胖男性中发现高剂量白藜芦醇对胰岛素敏感性无获益;Timmers等显示白藜芦醇作为附加治疗未改善血糖控制良好的T2DM受试者的钳夹测定胰岛素敏感性;de Ligt等在超重成人中观察到6个月补充后对胰岛素敏感性无影响,仅HbA1c轻微降低。Liu等的meta分析得出结论:白藜芦醇可显著降低糖尿病受试者的空腹葡萄糖、胰岛素、HbA1c与HOMA-IR,但对非糖尿病受试者无效,提示代谢状态可能强烈影响应答性。
槲皮素是分布最广的膳食黄酮醇之一,作为IR的调节因子,其抗炎、抗氧化与代谢作用也被广泛研究。机制层面,槲皮素的作用涉及多个层面:刺激葡萄糖摄取、减少脂肪组织炎症细胞浸润、减轻氧化应激及调控肝脏脂肪生成通路。骨骼肌细胞中,Dhanya等显示槲皮素主要通过AMPK及其下游p38 MAPK增加葡萄糖摄取,而非经典胰岛素通路,提示其可绕过缺陷的胰岛素信号仍改善细胞葡萄糖处理;HepG2细胞中,Li等与Vidyashankar等报道槲皮素改善IR与肝脏脂质沉积,部分通过增强胰岛素信号级联的酪氨酸磷酸化及抑制SREBP-1c与FAS等脂肪生成介质实现。
动物研究进一步支持槲皮素对肥胖相关IR的获益:Dong等证实膳食槲皮素改善高脂喂养小鼠的胰岛素敏感性与糖耐量,同时增强脂肪组织GLUT4转位与Akt信号,减少巨噬细胞与肥大细胞浸润,AMPKα1/SIRT1是机制组成部分;肥胖Zucker大鼠中,Rivera等报道长期槲皮素给药改善代谢综合征的多个组分,包括IR与炎症状态;另有证据指向肠肝轴作用:饮食诱导NAFLD小鼠模型中,Porras等发现槲皮素降低IR的同时减轻菌群失调、内毒素血症、TLR4/NF-κB激活、炎症小体信号与内质网应激,提示菌群介导机制可能参与其代谢效应;中枢效应也有描述:Zhang等显示槲皮素通过下调AMPK/TXNIP及抑制NF-κB/NLRP3炎症小体激活,改善高果糖喂养大鼠的下丘脑胰岛素信号,将下丘脑炎症与全身IR关联。
儿茶素(尤其是绿茶中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也被认为是增敏胰岛素的化合物,其机制包括抑制氧化应激、减轻脂毒性与炎症信号、激活AMPK、改善IRS-1/Akt信号及调控脂质代谢。体内研究中,Li等显示EGCG通过减少氧化应激、降低PKCθ膜转位、激活AMPK及改善胰岛素信号,减轻游离脂肪酸诱导的外周IR;肥胖与脂肪细胞模型中,Yan等发现绿茶儿茶素通过减少ROS与改善葡萄糖摄取,缓解脂肪组织IR;肝细胞中,Zhang等报道EGCG通过GLUT2/PGC-1β/SREBP-1c/FAS通路减轻炎症、氧化应激与脂毒性,改善IR;Mi等显示EGCG以Bmal1依赖的方式恢复胰岛素信号与线粒体功能,连接昼夜节律调控与代谢稳态;细胞层面数据还显示EGCG可减少高糖暴露肝细胞的ROS驱动的JNK/IRS1/AKT/GSK信号异常,改善糖原合成。
总体而言,白藜芦醇、槲皮素与儿茶素可通过重叠但不完全相同的机制调控IR,最核心的包括AMPK激活、恢复PI3K/Akt信号、抑制氧化应激与炎症通路、调控肝脏与脂肪组织脂质处理。但从临床前疗效转化为稳健临床获益仍不完整:三类化合物的最强信号均出现在已有代谢功能障碍的受试者中,代谢健康人群中的效应较弱或无;剂量、剂型、干预时长、生物利用度、基线代谢状态与研究设计的差异,很可能是人体试验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因此,尽管这些多酚是生物学合理、机制令人信服的IR预防候选物,在得出其人类预防有效性的明确结论前,仍需更大规模、更标准化的临床研究。
7.2 ω-3脂肪酸
长链ω-3多不饱和脂肪酸(n-3 PUFAs),尤其是二十碳五烯酸(EPA)与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因其对胰岛素敏感性与代谢稳态的调控作用被广泛研究。这类脂肪酸通过协调调控脂质代谢、炎症与细胞内信号通路,对肝脏、骨骼肌、脂肪组织与免疫系统等糖代谢关键组织产生多效效应。
分子层面,ω-3脂肪酸主要通过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s)与AMPK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促进脂肪酸氧化并减少异位脂质沉积(IR的关键驱动因素);同时,ω-3脂肪酸可恢复胰岛素受体底物1(IRS-1)磷酸化与PI3K/Akt通路激活,促进胰岛素敏感组织的葡萄糖摄取。
ω-3脂肪酸代谢效应的核心机制是其强效抗炎活性:慢性低度炎症是IR(尤其是脂肪组织IR)的主要贡献因素,EPA与DHA通过抑制NF-κB信号减少TNF-α与IL-6等促炎细胞因子生成,并作为专门促消退介质(SPMs,包括resolvins、protectins与maresins)的前体,主动促进炎症消退并恢复组织稳态;GPR120(FFAR4)作为ω-3脂肪酸受体的鉴定,为其增敏机制提供了分子洞察:GPR120激活可抑制巨噬细胞炎症信号,改善脂肪组织胰岛素敏感性,凸显脂质信号与代谢性炎症的关键联系。
临床前研究一致显示,n-3 PUFAs可预防或减轻饮食诱导肥胖模型的IR:Flachs等显示n-3 PUFAs增强脂肪酸氧化,减少肝脏与骨骼肌脂质沉积,从而减轻脂毒性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González-Périz等证实DHA衍生的脂质介质减少肥胖小鼠的脂肪组织炎症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其他研究也支持ω-3补充后骨骼肌线粒体功能与氧化能力提升的发现。
尽管机制与临床前证据充分,临床研究的结果存在异质性:早期meta分析提示ω-3脂肪酸对T2DM患者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有限,但可一致改善甘油三酯水平;Wu等的大样本meta分析未发现ω-3摄入与T2DM风险降低的明确关联,凸显人群与研究设计的变异性。
最新证据进一步证实这种变异性:Brown等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显示,ω-3补充剂未显著改善普通人群的胰岛素敏感性,但代谢受损个体可能有轻微获益;RCT也提示ω-3脂肪酸的代谢效应强烈依赖基线代谢状态:Itariu等证实ω-3补充改善肥胖个体的胰岛素敏感性并减少脂肪组织炎症,支持其在炎症驱动IR中的作用;但其他针对健康或轻度胰岛素抵抗受试者的试验未观察到明显效应,提示ω-3脂肪酸更可能作为高风险人群的治疗干预而非预防手段。
新证据表明ω-3脂肪酸与肠道菌群存在交互作用,参与其代谢效应:膳食ω-3摄入与有益微生物类群丰度增加及短链脂肪酸(SCFAs)生成增强相关,后者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并减少全身炎症;反之,肠道菌群可能影响ω-3脂肪酸的代谢与生物利用度,凸显肠-代谢轴的双向关系。
综上,ω-3脂肪酸是一类机制充分的膳食生物活性化合物,具有通过抗炎、脂质调节与增敏胰岛素改善IR的潜力,但将这些机制转化为一致临床获益仍不完整。剂量、干预时长、EPA/DHA构成、背景膳食与个体代谢表型的差异,很可能是临床发现不一致的原因。未来研究应聚焦于识别应答亚群、优化干预策略,并阐明ω-3衍生脂质介质在代谢调节中的作用。
7.3 膳食纤维与益生元
膳食纤维分为可溶性与不可溶性两类,其中可溶性纤维(如β-葡聚糖、果胶与菊粉型果聚糖)因发酵性与黏性特征,对改善代谢结局尤为有效。
膳食纤维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核心机制之一是降低餐后血糖反应:黏性可溶性纤维延缓胃排空,减少小肠葡萄糖吸收,从而减轻餐后血糖波动与胰岛素需求;长期膳食纤维摄入与血糖控制改善及T2DM风险降低相关,流行病学研究与临床试验均已证实。膳食纤维代谢调节的核心作用通过其肠道菌群交互实现:可发酵纤维被结肠细菌代谢为短链脂肪酸(SCFAs,主要是乙酸、丙酸与丁酸),对宿主代谢产生多种有益效应。SCFAs作为信号分子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GPR41与GPR43影响能量稳态、炎症与胰岛素敏感性:丁酸可增强线粒体功能并增加能量消耗;丙酸可调控糖异生与饱腹感信号。实验研究为膳食纤维与SCFAs的增敏效应提供了强有力证据:Gao等显示丁酸补充改善小鼠胰岛素敏感性并增加能量消耗,机制为促进线粒体功能与脂肪酸氧化;De Vadder等证实SCFAs通过涉及肠葡萄糖异生的肠-脑神经回路调控葡萄糖稳态,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益生元定义为通过调控肠道菌群赋予健康益处的选择性发酵底物,可进一步增强上述代谢效应:菊粉型果聚糖与半乳寡糖可增加双歧杆菌与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等有益菌属丰度,与代谢谱改善相关。Everard等报道嗜黏蛋白阿克曼菌丰度增加与肥胖小鼠肠道屏障功能改善、内毒素血症减少及胰岛素敏感性提升相关。
人体干预研究支持膳食纤维与益生元的代谢获益,但结果随类型、剂量与干预时长变化:菊粉型果聚糖补充可改善超重与肥胖个体的胰岛素敏感性并降低炎症标志物;Silva等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显示,膳食纤维摄入与糖控制及胰岛素敏感性显著改善相关,尤其在T2DM或代谢综合征个体中。
7.4 植物源生物活性肽
植物源蛋白是生物活性肽的重要来源,可调控葡萄糖代谢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IR预防与管理的潜力候选物。这类肽通常在胃肠消化、发酵或可控酶解过程中从母体蛋白释放,通过多种互补机制发挥生物学效应:抑制葡萄糖代谢相关酶、调控肠促胰素降解、改善细胞内胰岛素信号、减轻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炎症与氧化应激通路。大量实验证据表明,大豆、米糠、火麻仁与羽扇豆来源的蛋白可产生与IR关键代谢靶点互作的肽序列,因此作为具有潜在抗糖尿病特性的营养保健化合物受到广泛关注,可通过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摄取及抑制葡萄糖稳态相关酶发挥作用,近期综述也强调植物蛋白水解物可产生具有糖尿病与肥胖管理相关多生物活性的肽,包括调控代谢信号通路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大豆是研究最深入的植物蛋白来源:多个大豆蛋白释放的肽显示显著抗糖尿病活性,尤其是通过抑制二肽基肽酶IV(DPP-IV,负责降解GLP-1等肠促胰素的酶)。大豆肽IAVPTGVA(简称Soy1)对人重组DPP-IV的IC50约为106 μM;肠Caco-2细胞实验中,Soy1在223.2 μM浓度下保持抑制活性;人血清实验显示,100 μM与300 μM浓度的肽分别降低循环DPP-IV活性27.7%与35.0%,通过限制肠促胰素降解延长GLP-1信号,从而增强葡萄糖依赖的胰岛素分泌。除酶抑制外,部分大豆肽对胰岛素敏感性相关细胞机制产生直接效应:三肽FLV(Phe-Leu-Val)可减轻TNF-α诱导IR的脂肪细胞炎症信号,显著降低TNF-α、MCP-1与IL-6等促炎介质生成,抑制JNK与IKK等炎症激酶激活,稳定抑制蛋白IκBα;由于慢性炎症是IR的主要驱动因素,该肽减轻炎症信号的能力转化为脂肪细胞模型中的胰岛素应答改善与葡萄糖摄取增加。
另一具有强代谢活性的大豆肽SWGEDWGEIW,可改善胰岛素抵抗3T3-L1脂肪细胞的葡萄糖利用:5、10与20 μg/mL浓度下,葡萄糖利用率分别提升约34.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