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Science Reports》: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Role of Circulating Tumor DNA in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Managed With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A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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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目的: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已成为反映肿瘤负荷与微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的重要生物标志物。随着全程新辅助治疗(total neoadjuvant ther
背景与目的: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已成为反映肿瘤负荷与微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的重要生物标志物。随着全程新辅助治疗(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TNT)在局部晚期直肠癌(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器官保留策略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亟需可靠的疗效评估标志物。本综述旨在明确ctDNA在该临床场景下的预后与预测价值。
方法:研究人员遵循《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PRISMA)指南,系统检索了PubMed/MEDLIN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及Google Scholar数据库中,评估LARC患者TNT期间或TNT后ctDNA水平并报道治疗反应或生存结局的相关研究。
结果:共7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基线ctDNA检出率接近普遍水平(83%–100%),但缺乏区分预后价值。ctDNA水平在TNT期间呈进行性下降,TNT后ctDNA阴性状态与临床完全缓解或病理完全缓解显著相关(p=0.007–0.038)。持续阳性状态可预测残留病灶及不良生存结局(无病生存期风险比[hazard ratio, HR]=4.03;总生存期HR=23.0);GEMCAD研究中术前ctDNA阳性与肝转移复发呈特异性关联,提示其为系统性而非局部区域性疾病标志物。TNT后ctDNA检测残留病灶的特异度高但灵敏度低(23%–45%),且较临床复发检出提前数周至数月。
结论:TNT结束时ctDNA清除可能是反映治疗反应及复发风险的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标志物。然而,现有数据源自样本量较小、异质性较高的队列,存在检测平台及采样时间点不统一等问题,且ctDNA灵敏度有限,尚无法单独作为非手术治疗选择工具。
1 引言
结直肠癌仍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约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0%及死亡病例的9%,预计至2040年全球年新发病例将达320万例,年死亡病例将达160万例。局部晚期直肠癌定义为肿瘤突破固有肌层(cT3–T4)或伴区域淋巴结转移(II–III期),是具有独特临床特征且治疗难度较大的亚型,精准的反应评估与个体化治疗决策至关重要。LARC的治疗依赖化疗、放化疗及手术的多模式联合,各治疗手段的最佳排序仍处于持续优化阶段。全程新辅助治疗将全身化疗与放化疗均在术前完成,已重塑LARC的治疗格局:与传统序贯治疗相比,TNT可提高治疗依从性、提升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率与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并支持选择性非手术治疗策略的应用。尽管取得上述进展,治疗反应仍存在显著异质性,部分患者获益有限甚至早期进展,凸显了对可靠治疗反应预测标志物的需求。除分子标志物外,影像学工具亦被探索用于疗效评估,其中PET/CT衍生的代谢肿瘤体积(metabolic tumor volume, MTV)与总病灶糖酵解(total lesion glycolysis, TLG)参数与完全缓解显著相关,实现完全缓解的患者上述指标值更低。循环肿瘤DNA由肿瘤细胞释放入血的短片段DNA组成,已成为疾病监测与风险分层的微创生物标志物,其临床价值已在多种消化道恶性肿瘤中得到证实。在胰腺癌中,化疗后ctDNA阳性与后续影像学进展密切相关;在结直肠癌中,ctDNA阳性与复发风险显著相关,可指导辅助治疗方案调整。在TNT治疗的LARC患者中,ctDNA有望在治疗基线、治疗期间及治疗后多个时间点提供反应评估与残留病灶检测信息,但现有证据存在碎片化特征,表现为采样策略、检测平台及结局定义的不一致,且研究人群异质性较高,既包括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也包括临床缓解后接受非手术治疗的患者。本系统评价旨在评估ctDNA动态变化在接受手术切除或非手术治疗的LARC患者TNT过程中的预后与预测价值。
2 方法
2.1 方案注册
本系统评价遵循PRISMA指南,并在PROSPERO平台前瞻性注册(注册号:CRD420251164506)。
2.2 检索策略
研究人员全面检索了建库至2025年10月的MEDLINE/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及Google Scholar数据库,检索词结合医学主题词(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MeSH)与自由词,涵盖直肠癌、LARC、全程新辅助治疗及循环肿瘤DNA相关术语,同时追溯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以避免遗漏,未限制语言、发表时间及研究类型。各数据库的详细检索策略见文中表1。
2.3 研究筛选
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所有文献的标题与摘要,对疑似符合纳入标准或 eligibility 存疑的研究获取全文进一步评估,分歧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必要时由第三位研究人员仲裁。
2.4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为:① 纳入经TNT治疗的LARC患者(cT3–T4或淋巴结阳性,M0),TNT定义为手术或非手术治疗前完成的全身化疗联合放化疗,包括临床缓解后接受观察等待策略的患者;② 报道了TNT期间或之后至少一个时间点的ctDNA检测数据,检测方法为经验证的肿瘤知情或肿瘤未知检测技术;③ 评估至少一项以下结局:预测性结局(临床或病理完全缓解[cCR或pCR]、TNT反应、器官保留/非手术治疗[non-operative management, NOM])或预后性结局(复发、DFS、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④ 英文发表的文献。排除标准为:原发肿瘤为非直肠来源或基线存在转移性疾病的研究;报道TNT以外场景(如辅助或转移阶段)ctDNA数据的研究;综述、孤立病例报告或缺乏临床结局的基础实验研究;非英文发表的研究。
2.5 数据提取与管理
两名研究人员采用预先设计的标准化表格独立提取数据,提取变量包括研究设计、国家、发表年份、患者特征、TNT方案细节、ctDNA检测类型与采样时间点、ctDNA阳性或清除判定标准及临床结局(cCR、pCR、NOM、复发、DFS、PFS、OS),记录研究中提供的HR、效应量及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等统计学指标,分歧通过共识解决。
2.6 质量评价
采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 JBI)针对相应研究设计的批判性评价清单评估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分歧通过共识解决。
2.7 数据合成
研究结果按三个领域进行叙述性综合:① ctDNA对治疗反应及器官保留的预测价值;② ctDNA对复发及生存的预后价值;③ 检测特征与最佳ctDNA评估时机。尽可能对ctDNA状态与临床终点关联的方向及强度进行描述性汇总,对报道可比性结局的研究进行主题归类比较。因TNT方案、ctDNA检测技术、采样计划及结局定义的显著异质性,未进行Meta分析。
2.8 报告规范
从文献检索到数据合成的所有环节均遵循PRISMA 2020标准。
2.9 所用软件
所有数据库检索结果导入文献管理软件Zotero,研究筛选、去重等流程均手动完成,未使用自动化工具。
3 结果
3.1 研究概述
经PRISMA流程筛选,最终纳入7项研究,样本量为20至64例可分析ctDNA的患者,其中包括180例GEMCAD随机对照试验的生物标志物亚组研究。5项为前瞻性研究(含多中心II期临床试验及生物标志物伴随分析),2项为回顾性分析,随访时间存在差异,部分生物标志物队列随访时长有限。纳入研究的TNT后管理策略异质性较高:部分队列接受计划性手术切除以行病理评估;部分研究探索ctDNA在指导器官保留及观察等待策略中的作用;部分队列采用混合策略,仅对临床反应不完全或随访期间局部再生长的患者行手术切除;另有研究侧重多时间点纵向ctDNA监测。治疗方案均遵循TNT框架,包括短程放疗(short-course radiotherapy, SCRT)后巩固化疗、长程放化疗(long-course chemoradiotherapy, LCCRT)联合FOLFOX或CAPOX方案,部分方案采用诱导化疗序贯放化疗,或整合自适应放疗推量及选择性观察等待路径。多数研究采用肿瘤知情Signatera检测技术进行系列ctDNA监测,仅Vidal等开展的GEMCAD 1402研究采用整合基因组与表观基因组特征的超灵敏血浆检测技术LUNAR-1。
3.2 TNT期间的ctDNA动力学
前瞻性队列中,几乎所有患者治疗前均可检测到ctDNA,基线检出率为83%(GEMCAD研究)至100%(Felder等及ENSEMBLE-1研究),ENSEMBLE-2研究为96.4%,NOMINATE研究为98.4%。治疗期间ctDNA水平呈一致性下降趋势:ENSEMBLE-1试验中,ctDNA阳性率从基线100%降至SCRT后81%、4周期CAPOX后31%、TNT结束时45%;ENSEMBLE-2研究呈现相似模式,从基线96.4%降至LCCRT后14.8%、TNT后34.6%。NOMINATE生物标志物研究显示序列清除特征:基线检出率98.4%,首次中期评估32%,第二次15%,TNT后或非手术治疗期间仅5%。Felder等研究发现,53%的患者在放化疗至27 Gy时实现ctDNA转阴,且所有早期转阴患者在随访中均维持直肠保留;而中期评估仍阳性的患者中,57%后续接受了全直肠系膜切除术,病理证实为腺癌。ctDNA在TNT全程不同时间点的临床作用总结如下:采样与检测层面,基线检出率83%–100%,多数组采用肿瘤知情检测技术,GEMCAD亚组采用血浆检测技术,可在诊断时建立可测量的肿瘤来源DNA基线,支持治疗期间系列分子监测;治疗反应评估层面,前瞻性队列中ctDNA水平随TNT进展下降,TNT结束时ctDNA阴性与cCR及pCR相关,持续阳性与残留病灶或需转为手术治疗相关,支持分子反应评估及器官保留候选者识别;预后意义层面,术前或TNT后ctDNA阳性与更高复发风险及更差生存相关,GEMCAD亚组中DFS HR约4.0,OS HR高达23.0,检测残留病灶的特异度高,灵敏度存在差异,可实现超越影像与病理评估的风险分层;随访与复发监测层面,非手术治疗路径中,ctDNA再现或持续阳性见于后续发生局部再生长或系统性复发的患者,有助于随访期间复发的早期识别;生物学基础层面,ctDNA源于肿瘤细胞凋亡与坏死,半衰期仅数分钟至数小时,可实现肿瘤动态的近实时评估,为影像与病理评估提供动态分子补充。
3.3 对治疗反应的预测价值
多项研究证实TNT期间ctDNA清除与良好局部肿瘤反应相关。ENSEMBLE-1研究中,SCRT后及4周期CAPOX后ctDNA阴性均与cCR显著相关(p=0.007),TNT结束时阴性状态与pCR显著相关(p=0.029);ENSEMBLE-2研究得到近乎一致的结果:TNT后ctDNA阴性可预测临床+近完全反应(p=0.028)及pCR(p=0.038),而LCCRT结束后即刻采样的ctDNA无预测价值,该研究中ctDNA状态与NOM决策的相关性呈趋势但未达统计学意义(p=0.063),提示单凭ctDNA尚不足以驱动该队列的器官保留决策。NOMINATE研究中,实现cCR或近完全反应并接受非手术治疗的患者,从中期评估到治疗后评估均维持ctDNA完全清除;无反应者(非cCR)的中期及TNT后清除率分别为75%和51%。Felder等研究得出类似结论:所有放化疗中期实现ctDNA转阴的患者均维持器官保留,提示早期清除可识别观察等待策略候选者。回顾性数据同样支持上述发现:Kim等的单中心系列研究显示,TNT后ctDNA阳性患者中67%因残留癌接受手术,而阴性患者中仅21%(p=0.035);该队列中ctDNA检测在2例患者中较常规影像学提前数周检出远处转移。Alden等研究评估TNT后患者发现,ctDNA检测残留病灶的灵敏度仅为23%,但特异度达100%,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为100%,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为47%,研究者认为仅凭ctDNA阴性无法安全识别无局部再生长的完全缓解者;该研究同时对比ctDNA与MRI肿瘤退缩分级(mrTRG)及内镜反应,ctDNA预测MRI不良肿瘤退缩的灵敏度为16%、特异度为96%,PPV为75%、NPV为60%,预测内镜残留病灶的灵敏度仅为5%。综上,TNT期间或之后ctDNA持续阳性提示肿瘤消退不佳,而ctDNA清除与病理或临床完全缓解密切相关,可为器官保留决策提供支持。
3.4 预后意义
两项前瞻性研究将上述发现延伸至系统性结局。GEMCAD-1402 ctDNA亚组研究中,15%的可评估患者术前ctDNA阳性,与更高的系统性复发风险(DFS HR=4.03,p=0.033)及更差的总生存期(OS HR=23.0,p<0.0001)相关;该研究还发现术前ctDNA阳性在后续发生肝转移的患者中检出率达75%,而在未发生肝转移的患者中仅为9.8%(p=0.009),支持术前ctDNA特异性反映系统性微小转移灶而非局部肿瘤负荷的观点,研究者将其定义为“微小转移性疾病”(minimal metastatic disease, MMD)以区别于局部区域微小残留病。NOMINATE伴随分析显示,最终再分期时ctDNA检测对残留病理疾病的特异度与PPV均为100%,且与较短的DFS相关(T3期HR=6.7,p=0.005;T4期HR=10.2,p=0.0005)。随访监测数据进一步支持ctDNA的预后价值:NOMINATE研究中接受非手术治疗的5例局部再生长患者,其ctDNA在2例中再现,其中1例在临川确认局部再生长前84天即检出ctDNA阳性,挽救手术时合并同步肺转移;此外,在可行检测的患者中,ctDNA以100%的灵敏度检出所有3例远处转移病例,进一步支持其作为系统性复发早期信号的作用。Moffitt队列中,ctDNA持续阴性患者仍维持器官保留,但长期结局仍在成熟中。
3.5 检测技术与时机考量
多数研究采用肿瘤知情检测技术Signatera,多个前瞻性队列基线检出率达100%(Felder、ENSEMBLE-1)、96.4%(ENSEMBLE-2)及98.4%(NOMINATE);GEMCAD亚组采用仅血浆基因组/表观基因组检测技术LUNAR-1,基线检出率为83%,需注意该研究中31%的样本因血浆量不足未通过质量控制,可能降低检测灵敏度,解读其15%的TNT后ctDNA检出率时需考虑此因素。LUNAR-1检测在GEMCAD研究中显示出对DFS与OS的预后价值,但与pCR无相关性;跨研究分析显示,TNT后采样与pCR及长期结局的相关性最为一致。
3.6 证据总结
综合分析显示,TNT后ctDNA阴性与良好的局部及系统性结局相关,系列ctDNA监测可实时捕捉治疗反应,识别可能实现完全缓解的患者,并在ctDNA再现时预警复发风险;持续或再现的ctDNA阳性与残留病灶相关,且在前瞻性生物标志物队列中与不良生存相关。尽管肿瘤知情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强化了生物学信号,但TNT方案、采样时机及反应定义的异质性阻碍了定量合成,现有证据仍为在现代LARC的TNT路径及治疗后随访中整合ctDNA评估提供了合理依据。
3.7 研究质量
采用JBI批判性评价清单评估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整体质量较高。唯一的病例系列研究满足全部10项JBI标准;3项队列研究中,Akiyoshi等(NOMINATE)满足11/11项标准,Alden等满足8/11项,GEMCAD亚组满足9/11项,其中2项研究的混杂因素控制情况不明确,可能存在混杂偏倚,但其余条目评估全面,整体仍为高质量。3项研究因患者选择、暴露测量、随访充分性及混杂控制等细节信息缺失,被评为风险不明确。
4 讨论
本系统评价显示,在TNT治疗的LARC患者中,ctDNA是反映治疗反应的生物学一致性标志物。尽管方案、采样计划及反应定义存在异质性,结果高度一致:TNT后实现ctDNA清除的患者局部及系统性结局更佳,而持续或再现阳性者面临更高的残留病灶、转移进展及更短生存风险。但需注意,ctDNA阴性不应被解读为疾病彻底清除的确凿证据,多个高质量直肠癌队列显示,相当比例的ctDNA阴性患者仍出现疾病复发,这既反映了微小残留病的生物学复杂性,也体现了现有检测平台的灵敏度局限,因此需结合整体临床背景解读ctDNA结果,尤其在指导治疗降阶或非手术治疗决策时。从生物学机制看,ctDNA由肿瘤细胞通过凋亡、坏死及主动分泌释放,其浓度与肿瘤负荷、增殖活性、血管化程度及转移潜能相关,例如肝转移灶ctDNA释放水平更高;由于循环游离DNA包含正常细胞背景,需通过体细胞突变或甲基化特征区分ctDNA与非肿瘤游离DNA。ctDNA半衰期仅数分钟至数小时,可提供肿瘤动态的近实时评估,有望较影像学更早检测治疗反应与耐药出现。纳入的7项研究呈现多个一致性主题:基线ctDNA阳性接近普遍,证实了LARC分子监测的可行性;所有前瞻性试验均显示TNT期间ctDNA显著下降,与临床反应平行;无论TNT后(Kim等)还是术前(GEMCAD)检出ctDNA,均与残留病灶、早期复发或不良生存一致相关。NOMINATE研究中8例患者在第二次中期评估至最终再分期期间出现ctDNA再现,可能反映放疗或全身化疗耐药克隆的出现,这一动态有望为治疗强化或早期转手术的决策提供依据。上述发现共同凸显TNT后ctDNA是识别微小残留病及分层复发风险的最具信息量的时间点。非TNT直肠癌研究进一步支持上述关联:Molinari等报道新辅助治疗后或术后ctDNA持续阳性者DFS显著更差;Wang等显示ctDNA动态联合MRI可显著提升pCR预测效能;NEORECT研究中ctDNA升高可预测转移进展,Gervaso等发现放化疗前ctDNA undetectable与淋巴结清除及良好结局相关,这些结果支持ctDNA反映真实肿瘤消退的生物学合理性,即使影像或病理改变滞后。本综述的发现与更广泛的结直肠癌研究结论契合:多队列数据显示,多模式治疗后ctDNA清除与更深度的病理反应及改善的长期结局相关,而持续检出则一致识别存在分子残留病风险的患者。GEMCAD与NOMINATE研究中的预后意义与更大规模结直肠癌系列研究呼应,例如Jeanne Tie团队的研究证实术后ctDNA阳性是复发的强预测因子。这些数据支持ctDNA作为LARC中生物学基础的早期反应标志物,可补充MRI评估,并有望指导器官保留与强化监测决策。Alden等探索的ctDNA联合MRI肿瘤退缩分级显示,所有影像完全或良好反应患者TNT后ctDNA均 undetectable,提示多模态整合可提升单一工具的灵敏度与特异度。随着观察等待策略在TNT后的应用增加,精准识别适合非手术治疗的患者仍是关键临床挑战,MRI与内镜评估虽为核心手段,但对微观残留病灶的检出可靠性有限,ctDNA可提供互补的分子信息,尤其适用于近临床完全反应患者的手术与随访决策。其他研究进一步阐明ctDNA动力学与治疗反应的紧密关联:放化疗后变异等位基因频率下降、完全缓解者高ctDNA清除率已被报道,而持续检出可可靠识别淋巴结受累或肿瘤退缩不全患者。ctDNA识别微小残留病的价值在非TNT场景中也得到验证,Liu等研究显示术前ctDNA检测是复发的强独立预测因子。尽管ctDNA在胰腺癌、肝癌及胃癌等其他消化道肿瘤中的应用拓展了其实用性,但最强有力的临床可操作证据仍集中于结直肠癌领域。真实世界数据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多中心队列显示,与标准放化疗相比,TNT与更高的pCR率及更广泛的非手术治疗应用相关,支持其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器官保留作用的演进。最后,ctDNA的无创分子分型能力(包括检测EGFR T790M、ESR1或KRAS等耐药突变)凸显了其在精准肿瘤学中的广泛价值,虽超出TNT治疗LARC的范畴,但体现了ctDNA作为疾病监测、早期复发检测及适应性治疗规划平台的通用性。
5 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ctDNA动态变化是接受TNT的LARC患者治疗反应的重要分子标志物。基线ctDNA检出率接近普遍,但缺乏预后区分价值;相比之下,TNT结束时或术前即刻的ctDNA状态具有最大的预测与预后意义:该时间点的ctDNA清除对应临床与病理完全缓解,而持续或再现阳性则识别存在残留病灶及复发高风险的患者。这些发现强调ctDNA评估时机与结果本身同等重要,凸显其在优化风险分层、支持器官保留策略及指导治疗后随访中的潜力。然而,检测平台、采样计划及研究设计的异质性表明,在ctDNA指导的决策进入常规临床实践前,仍需标准化方案及前瞻性验证。
6 局限性
本研究结论受限于符合条件的研究数量少、队列规模小、TNT方案异质性高及采样计划不一致。部分发现基于探索性或嵌套生物标志物队列而非完整试验人群,存在选择偏倚可能。Kim等及Alden等的回顾性研究中,ctDNA检测由临床医师酌情开具而非系统实施,引入额外选择偏倚;特别是Alden等的研究中手术组富集了反应不佳者,可能低估了该队列中ctDNA检测残留病灶的灵敏度。ctDNA阳性判定阈值缺乏标准化及反应定义的变异性进一步限制了研究间的可比性。由于多数研究回顾性评估ctDNA且未检验ctDNA指导的临床策略,其前瞻性效用尚未得到证实。
7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对于LARC临床管理而言,核心问题并非能否检测到ctDNA,而是其能否切实指导决策。新兴数据提示,TNT后ctDNA状态有助于识别真正需要手术或强化监测的患者,同时为安全接受器官保留的患者提供 reassurance。当前的首要任务并非开展更多探索性生物标志物分析,而是开展将ctDNA纳入治疗算法的前瞻性试验,验证基于ctDNA信号的干预是否改善结局。在此之前,ctDNA应被视为仔细临床与影像学评估的有前景的补充,而非替代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