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关于红泥与生物质灰协同利用在建筑材料中去除和固定钠离子的综述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A critical review on Na+ removal and immobilization i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from synergistic utilization of red mud and biomass 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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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7月30日
来源: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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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氧化铝提炼过程中产生的高碱性副产品红泥,由于其较高的钠离子含量,严重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的环境和工程风险。在环境方面,高活性的钠离子会导致土壤盐碱化及地下水污染。在水泥基材料中,过量的钠离子会引发泛碱、碱硅反应以及长期耐久性下降等有害现象。这些问题共同表明
摘要:氧化铝提炼过程中产生的高碱性副产品红泥,由于其较高的钠离子含量,严重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的环境和工程风险。在环境方面,高活性的钠离子会导致土壤盐碱化及地下水污染。在水泥基材料中,过量的钠离子会引发泛碱、碱硅反应以及长期耐久性下降等有害现象。这些问题共同表明,钠离子是制约红泥在建筑材料中安全应用的关键瓶颈。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协同策略,即利用生物质灰作为反应性硅铝来源并同时起到调节钠离子的作用,从而开发出低碳水泥基材料。研究重点评估了材料性能,尤其是红泥与生物质灰体系中的钠离子来源及其迁移行为。此外,还分析了多种钠离子去除技术的机理与适用性,重点研究了物理法、化学法以及借助生物质灰的方法。同时,阐明了关键凝胶相(如N-A-S-H)中的多尺度固定机制,重点关注离子交换和微观结构调控作用。研究表明,生物质灰是一种重要的调节剂,能够提升体系的反应性并强化凝胶网络。最后,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为可持续、低碱性的建筑材料提供理论依据。
1. 引言
向循环经济转型以及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使得工业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成为材料科学和可持续工程领域的关键任务(Kumar等人,2006;Liu等人,2007;Wang等人,2025)。在各类工业废物中,氧化铝提炼产生的高碱性副产品——铝土矿残渣(通常称为红泥),尤其具有严峻且持久的的环境危害。全球每年产生的红泥量约为1.75亿吨,累计堆存量已超过40亿吨,但其利用率依然极低,不足15%(Foo和Hameed,2009;Wang等人,2020;Yang等人,2024;Jovi?evi?-Klug等人,2024)。大量土地被用于红泥的长期储存,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包括土壤盐碱化和地下水污染(Zhang等人,2020;Tang等人,2024)。在各种污染物中,高溶解度的碱金属离子,尤其是钠离子(Na+),被认为是最具危害性的。它们在周边生态系统中的迁移和积累会带来严重的长期生态和公共卫生风险(Mukiza等人,2019)。
在土木工程应用领域,可溶性的钠离子被视作阻碍红泥大规模应用的主要技术障碍(Zhang等人,2024;Chao等人,2022)。在水泥基材料中,来自拜耳法工艺中使用的氢氧化钠的高浓度移动钠离子,会引发一系列有害效应,包括严重的泛碱现象、碱硅反应以及长期体积稳定性下降(Zhang等人,2024;Rajabipour等人,2015)。因此,开发有效且可靠的钠离子去除或永久固定方法,已成为安全、可持续地大规模利用这一丰富工业废物的必要前提。
为中和红泥的天然碱性,需要引入二次铝硅源以降低其碱性风险。与此同时,农业废弃物燃烧后的残留物——生物质灰,作为一种有潜力的辅助水泥材料,也引起了广泛关注(Murali和Kravchenko,2026;Martirena和Monzó,2018;Wang等人,2023)。与红泥不同,生物质灰通常含有较高比例的活性二氧化硅,并具有多孔微观结构。因此,生物质灰具备与红泥协同使用的理想物理化学特性(Senff等人,2011;Zhang等人,2021)。由此形成了显著的协同效应:红泥中的有害碱性和移动钠离子,可以通过生物质灰中的活性二氧化硅及其复杂的多孔网络得到有效控制(Li等人,2026;Yi等人,2026;Zhang等人,2025)。通过这种创新的“废物处理废物”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减轻红泥带来的环境负担,还能通过部分替代普通波特兰水泥,显著降低所制备建筑材料的碳足迹(Zhang等人,2011;Liu等人,2026)。
然而,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协同效应的潜力,现有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宏观力学性能的评估与优化,而那些决定钠离子在复合材料中命运、迁移及最终固存的基本化学过程却几乎未被重视。特别是,虽然传统水泥基或地质聚合物体系中碱金属离子的行为已有一定研究,但在涉及红泥和生物质灰的复杂混合体系中,关于钠离子的作用机理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Ma等人,2025)。因此,宏观性能评估与微观机理研究之间的失衡,导致了重要的知识空白。具体而言,目前仍缺乏对这类混合体系中钠离子迁移路径及其在复杂且动态变化的凝胶网络(如C-S-H、C-A-S-H和N-A-S-H)中固定机制的系统理解(Rajabipour等人,2015)。
正是这一关键缺口,促使本综述展开研究。本文全面分析了红泥与生物质灰体系中钠离子的来源、存在形态及迁移路径,随后对各类缓解策略进行了系统评价。研究将主动去除技术(如物理分离、化学浸出)与被动固定机制(如离子交换、晶格掺入、物理包封)明确区分开来。通过整合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旨在为基于工业和农业废弃物协同利用的下一代低碳、高性能建筑材料的设计提供指导,从而架起大规模废物回收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之间的桥梁。
2. 红泥-生物质灰基材料中的物理化学性质及钠离子相关问题
2.1 红泥与生物质灰的物理化学特性
红泥的成分因铝土矿来源及提取工艺(拜耳法与烧结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Luo等人,2024;Wang等人,2025)。一般来说,它由Fe2O3、Al2O3、SiO2、CaO和Na2O等氧化物组成,同时还含有少量TiO2及微量元素。拜耳法生产的红泥通常含15-25%重量的Al2O3、20-45%重量的Fe2O3以及2-10%重量的Na2O,pH值超过12(Wang等人,2025)。从矿物学角度看,钠离子存在于方钠石(Na8[Al6Si6O24]Cl2)、钙铝石中,或以表面吸附态存在于铁/铝氧氢化合物上(Lynn等人,2015;Bray等人,2018;Qin等人,2022)。而烧结法生产的红泥则含有更高的CaO含量(10-20%重量),但Na2O含量较低(低于3%重量),这决定了其不同的反应路径。
对于水泥基应用而言,拜耳法红泥中的钠离子存在三种不同状态(Liu等人,2026)。如图1所示:第一种是可溶组分,由溶解在孔隙溶液中的游离钠盐(如Na2CO3、NaOH、NaAl(OH)4)构成。这一组分导致高pH值(10-13),且易于浸出。第二种是离子交换型表面结合组分,其中钠离子通过静电作用弱地结合在颗粒表面、无定形铝硅酸盐相以及电双层上。这一组分具有很高的反应性,能够与Ca2+、K+等其他阳离子发生离子交换反应,从而影响钠离子的迁移和释放行为(Zhang等人,2021;Khalid和Santos,2025)。第三种则是结构结合组分,被包裹在方钠石、钙铝石等脱硅产物形成的铝硅酸盐笼结构中(Ma等人,2025;Aman等人,2021;Kan等人,2025)。这些相在热力学上较为稳定,需要极端条件或热处理才能释放出其中的钠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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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拜耳法红泥中钠离子存在状态的示意图。(A) 可溶组分包含孔隙溶液中的游离钠离子,这些钠离子主要与OH-和CO32-结合,导致材料高碱性,且具有较高的迁移性和浸出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离子交换型表面结合组分,钠离子通过静电作用吸附在颗粒表面。这部分钠离子结合较弱,能够与其他阳离子(如Mn+)发生离子交换反应,进而影响钠离子的迁移和释放行为。(B) 结构结合组分中的钠离子则被包裹在方钠石、钙铝石等脱硅产物形成的铝硅酸盐笼结构中。这种笼状结构起到了热力学屏障的作用,使得钠离子在常温条件下无法释放出来(Ma等人,2025,Aman等人,2021,Kan等人,2025)。
生物质资源的来源十分多样,包括农作物秸秆(如稻壳、玉米秸秆、小麦秸秆)、林业废弃物(如木屑、竹屑、树皮)、农业副产品(如甘蔗渣、坚果壳),以及藻类和动物粪便(Thamarai等人,2025;Li等人,2025;Ruifeng等人,2021;Bukhari等人,2025)。生物质燃烧后会产生生物质灰,其主要成分是碱土金属氧化物,如K2O、CaO、MgO和P2O5,同时还含有一定量的SiO2和Al2O3,具备一定的水泥活性(Cordeiro等人,2008;Paris等人,2016;Siddique,2012)。
不同类型的生物质灰对红泥基复合材料的性能影响各异。例如,富含活性二氧化硅的稻壳灰,能够在碱活化条件下显著促进凝胶相的形成(Nunes等人,2016),因此有望用作水泥基复合材料的掺合料。木屑灰和玉米秸秆灰则通常能增加材料的孔隙率和吸附能力(Zaj?c等人,2018)。此外,一些生物质灰还含有可交换阳离子(如Ca2+、K+、Mg2+),这些阳离子可通过离子交换作用调节钠离子的迁移,从而间接提高复合材料的稳定性(Liu等人,2026;Skariah等人,2021)。
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生物质来源的独特物理化学性质,包括灰分组成、孔结构以及表面化学特性。富含无定形SiO2的生物质灰,由于其结构较为无序,通常具有更强的火山灰活性和更强的形成铝硅酸盐凝胶的能力(Van Tuan等人,2011)。而含有较高CaO含量及多孔碳质残留物的生物质灰,则可能通过吸附、离子交换以及调节碱性等方式发挥更大作用(Cheah和Ramli,2011;Frías等人,2011)。此外,表面功能团(如羟基和羧基)的差异,也能通过提供额外的离子结合位点及静电相互作用途径,进一步影响钠离子的迁移、表面结合及结构稳定性(Tan等人,2015;Ahmad等人,2014)。因此,生物质辅助体系中的钠离子调节效果强烈依赖于原料类型,其性能也深受生物质来源、燃烧条件以及灰分矿物学特性的影响(Rajamma等人,2009)。如表1所示,不同类型的生物质灰具有不同的灰分组成、孔隙特性、表面化学性质以及与红泥的协同作用表现,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它们在钠离子调节方面的有效性。
表1.不同生物质灰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对红泥基复合材料的影响,数据来源于相关文献。
**生物质灰类型** | **主要成分** | **典型物理化学性质** | **对红泥基复合材料的影响**
---|---|---|---
稻壳灰 | SiO2(高活性)、少量K2O、CaO | 含大量无定形SiO2,具有强火山灰活性 | 在碱性活化作用下,可促进C-S-H和N-A-S-H凝胶的形成,显著提升材料的强度和密度(Zain等人,2010年)
玉米秸秆灰 | K2O、CaO、SiO2、MgO | 碱土金属氧化物含量高,结构多孔 | 增加材料孔隙率,改善离子迁移能力,提升吸附与离子交换性能(Shen等人,2025年)
小麦秸秆灰 | SiO2、K2O、CaO | 含有活性SiO2,具有一定碱性 | 可参与水泥反应,但可能增加孔隙率;需与其他粘结剂协同使用(Adhikary等人,2022年)
木灰 | CaO、K2O、MgO | 含多种碱/碱土金属氧化物,孔隙率较高 | 改善孔结构与吸附性能,可部分抑制Na+迁移(Siddique,2012年;Zaj?c等人,2018年)
竹灰 | SiO2、K2O、CaO | 具有一定火山灰活性,结构松散 | 能在早期发挥反应性,但可能导致后期收缩及孔隙率上升(Villar-Coci?a等人,2010年)
甘蔗渣灰 | SiO2、CaO、MgO、P2O5 | 含大量活性SiO2和P2O5,反应活性高 | 有助于形成C-S-H和钙磷相,提升材料的强度与耐久性(Bahurudeen和Santhanam,2015年)
坚果壳灰 | K2O、CaO、MgO | 可交换阳离子含量相对较高 | 通过离子交换调控Na+迁移,增强体系稳定性(Skariah等人,2021年)
藻灰 | CaO、MgO,少量SiO2、P2O5 | 钙、镁含量高,呈碱性 | 能为早期活化提供额外碱源,但可能存在碱性过强的风险(Kumar等人,2024年)
动物粪便灰 | K2O、CaO、MgO、P2O5 | 富含碱土金属和磷元素 | 能提升离子交换与养分循环能力,但有机残留物可能影响材料稳定性(Lynn等人,2015年)
**2.2 Na+的来源、存在形态与反应性**
在红泥与生物质灰体系中,Na+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一,红泥本身残留的碱性盐类;其二,外部添加的碱性活化剂(Luo等人,2024年);其三,某些富含钠的生物质灰中的钠盐成分。如图2所示(Zhu等人,2015年;Ma等人,2025年;Han等人,2025年),红泥与生物质灰体系中Na+的反应性与可处理性取决于其存在形态。原始红泥中的Na+最初以三种形式存在:可溶性盐类(30-60重量%)、嵌在方钠石(Na8Al6Si6O24Cl2)晶格中的组分(20-40重量%),以及吸附在Fe/Al氧氢氧化物表面的可交换离子(10-30重量%)。这些存在形态决定了后续处理的效果——水洗可去除可溶性Na+,而需要通过700-1000°C的热处理来分解那些稳定的结合态组分。顶部插图中的XRD图谱证实了方钠石的分解过程。最终,各种固定策略都是通过将Na+化学结合到N-A-S-H凝胶的层间结构中,或在新形成的钙长石中实现晶格替代(Na++Si4+?Ca2++Al3+),从而实现Na+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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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红泥与生物质灰体系中Na+的存在形态、转化路径及固定机制(Ma等人,2025年;Han等人,2025年)。(A) 原始红泥中的三种存在形态:可溶性盐类(30-60重量%)、方钠石晶格中的组分(20-40重量%)、Fe/Al氧氢氧化物表面的可交换离子(10-30重量%)。(B) 处理流程:水洗可去除可溶性Na+(滤液pH值为11-12);热处理(700-1000°C)可分解结合态组分;Ca2+/NH4+交换可稳定表面吸附的Na+。(C) 固定机制:将Na+结合到N-A-S-H凝胶的层间结构中(0.3-0.5摩尔Na+/摩尔Al),或在新形成的钙长石中实现晶格替代(Na++Si4+?Ca2++Al3+)。插图:不同焙烧温度下红泥的XRD图谱(顶部)(Zhu等人,2015年)。
这些存在形态的分布状况直接决定了Na+对水泥基材料的不良影响程度,以及去除或固定策略的有效性。例如,物理方法主要适用于可溶性Na+,而结合态Na+则需要通过结构分解或转化才能处理。由于现有文献中缺乏标准化的量化方法,不同研究报道的分布数据存在差异,这也解释了以往研究中去除效率的不一致性。Na+的双重作用取决于其存在形态——可溶性Na+能催化早期硅铝溶解,加速凝胶形成,但当Na2O当量浓度超过4重量%时,过高的孔隙率会导致28天强度下降20-30%(Liang等人,2025年)。因此,处理技术可分为去除策略与固定策略:对于Na2O含量较高的红泥(>6重量%),优先采用去除策略以减少可移动的Na+浓度;而当Na+能够有效结合到稳定的凝胶或矿物结构中时,则更适合采用固定策略(Kun等人,2022年;Wei等人,2020年)。基于存在形态的框架(图1)建立了初始Na+分布、处理路线选择与最终固定效果之间的关键联系。
**2.3 Na+对建筑材料性能的影响**
Na+对建筑材料性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适量Na+可激活硅铝反应,促进C-(A)-S-H或N-A-S-H凝胶的形成,从而提升材料的力学性能(Provis等人,2015年;L'H?pital等人,2016年)。另一方面,过量的残留Na+则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Na+会在毛细水的作用下向材料表面迁移,并与空气中的CO2反应生成Na2CO3或NaHCO3等白色盐类,导致泛碱现象,严重影响建筑构件的外观与耐久性(Liu等人,2025年)。其次,表面的碱性泛碱会提高局部碱性,引发碱胀现象,腐蚀涂层,加速水泥石结构的劣化(Wu等人,2020年;Jiao等人,2025年)。此外,高浓度的Na+还会促进碱硅反应,这类反应会与骨料中的活性SiO2发生反应,产生膨胀效应,导致混凝土内部开裂且强度下降(Rajabipour等人,2015年)。因此,如何有效控制Na+的释放、迁移与固定,是应用红泥-生物质灰基建筑材料时的核心技术难题。
**3. 红泥-生物质灰基建筑材料中Na+的去除策略**
针对红泥基水泥材料中有害Na+的处理技术,可大致分为去除策略与固定策略两类。这些策略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红泥中钠的存在状态。如图1所示,钠可分为游离钠离子、可交换钠以及结构结合钠,它们各自的迁移性、结合强度及处理难度各不相同。游离钠离子主要存在于NaOH和Na2CO3等可溶性碱性相中,迁移性很高,可通过水洗或碳酸化处理轻松去除。可交换钠则弱吸附在颗粒表面或与无定形铝硅酸盐相结合,可通过离子交换或酸促溶解的方式部分释放。而结构结合钠则嵌入方钠石和钙铁矾等结晶铝硅酸盐框架中,迁移性较低,通常需要通过相分解或热化学重构才能实现有效控制。
据此,根据处理原理的不同,去除技术可进一步分为物理法、化学法与生物质辅助法。物理法主要通过水洗或热活化处理游离钠离子及部分可交换钠离子(Kun等人,2022年)。化学法则通过促进矿物溶解或离子交换来实现更高的Na+去除效率,而生物质辅助法则利用生物质衍生的活性二氧化硅、有机酸以及热化学相转变作用,提供另一种处理途径(Wei等人,2020年)。与传统方法相比,生物质辅助法具有更好的环境友好性与资源利用效率,但其效果仍高度依赖于生物质的特性及工艺条件。
**3.1 物理去除法**
物理法是去除红泥中Na+最直接的方法,主要包括水洗与热处理(Han等人,2025年;Senff等人,2010年;Liu等人,2008年)。水洗能有效去除可溶性Na+。不过,以往研究显示,其去除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条件,如液固比(通常为5-20毫升/克)、洗涤时间(6-24小时)以及颗粒大小。在常温条件下,当典型的液固比为5-10毫升/克且仅进行单次洗涤时,Na+的去除效率通常仅为30-50%;只有经过多次洗涤或大幅提高液固比(高达20毫升/克)后,去除效率才能超过60%(Liu等人,2026年;He等人,2026年)。这表明所报道的去除效率受条件影响极大,不应视为该方法的固有特性。此外,结构结合钠(晶格碱)基本不受影响,这也从根本上限制了物理法的适用范围(Liu等人,2011年;Sushil和Batra,2007年)。因此,对比不同研究中的水洗效率时,必须考虑传质条件与操作参数,而不能仅依据报告的百分比数值。
为阐明这些碱性形态的差异性去除机制,图3对比了浸出过程中的去除效率与矿物学变化情况(Wang等人,2023年)。图3(A)展示了原始红泥、水洗后的红泥以及脱碱后的红泥中钠的ICP分析结果。如图3(A)所示,仅靠水洗无法提取出晶格中的钠,而加入碱性去除剂(如CaO)则可通过破坏矿物结构显著降低钠含量,去除率可达83.1%。图3(B)中的XRD图谱揭示了其背后的机制:脱碱后,富含钠的羟基方钠石特征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富含钙的氢石榴石特征峰,说明发生了钙离子取代钠离子的阳离子交换反应,即钙离子在铝硅酸盐框架中替代了钠离子的位置。图3(C)中的XPS谱图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构变化——钠的结合信号明显减弱,而钙的掺入量有所增加。因此,虽然物理水洗能去除表面吸附的离子,但要使难处理的晶格钠释放出来,则需要借助结构破坏机制。这也解释了为何单纯水洗无法实现完全去除Na+,凸显了纯物理处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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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红泥中碱的存在特征及相应的Na+去除路径:(A) 红泥中的碱含量。(B) 红泥的XRD图谱。(C) 红泥的XPS谱图(Wang等人,2023年)。(D) 红泥中Na+去除的工艺流程图(Xi等人,2022年)。
为克服上述局限,人们常将热处理作为预处理步骤。热处理可通过升高温度促使钠盐分解并迁移。例如,在700-900°C下煅烧红泥,可促使Na2CO3和NaOH分解,形成更稳定的Na-Al-Si相,从而降低Na+含量(Shrey和Nikhil,2021年)。不过,以往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Na+的去除效率因温度、矿物相组成及停留时间的不同而差异较大。有些研究即使在高温度处理下也仅能实现有限的Na+去除,这说明矿物学组成与相稳定性对热活化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Wang等人,2021年)。这种差异表明,若不明确矿物相组成与操作条件,就无法一概而论热处理的效率。
在这方面,热活化可作为提升水洗效率的关键预处理手段。Zhu等人(2015年)提出了一种活性焙烧-水洗工艺,首先将红泥在700°C下焙烧,促使难处理的钙铁矾(Na6CaAl6Si6(CO3)O24·2H2O)发生热分解。在此过程中,铝硅酸盐框架被破坏,形成了含有活性钠的中间相。随后进行水洗时,这些经热活化的产物会发生水合与溶解,生成氢氧化钠水合物(NaOH·H2O和Na2Ca(CO3)2),从而促使结构结合的钠释放出来。这种相转变有效地释放了晶格中的碱,使得Na+的去除率从直接水洗的36%提升至焙烧辅助水洗的82%。动力学分析进一步表明,这种高效的浸出过程受内扩散控制,其活化能为22.63千焦/摩尔。这一结果表明,热处理能将部分结构结合的钠转化为可被水洗去除的组分,从而显著提升水洗效率。尽管去除率提升了至82%,但仍需权衡其极高的能耗问题,以及过度烧结可能导致的红泥水泥反应性下降。从技术经济角度分析,若能有效利用氧化铝厂产生的废热,热处理方法则是可行的。然而,在独立操作条件下,需要专门的煅烧设备,这可能会大幅增加资本支出,并限制其工业规模化应用(Ma等人,2025年)。如图3(D)所示,Xi等人(Xi等人,2022年)提出了一种生产硅钾复合肥的新方法:利用KOH溶液对赤泥进行热浸出,从而去除Na+,同时获得含有硅和钾的高质量矿物肥料。总体而言,如水洗和热处理之类的物理方法具有操作简单、试剂消耗相对较低等优点。但它们的效果受到结构结合态Na+难以提取以及热活化能耗较高的限制,因此更适合作为预处理或辅助手段,而非独立的工业化解决方案。
3.2 化学去除法
化学方法是去除Na+最常用的方式,其中酸浸是最典型的技术。通过用HCl、H2SO4或有机酸处理赤泥,可使Na+溶解为盐类(Lyu等人,2021年;Huang等人,2024年)。对相关文献的比较分析表明,酸浸能够实现超过80%的高效Na+去除率。不过,如果不考虑酸与碱的化学计量比,这些去除率数据可能会被误判。例如,使用1摩尔/升的HCl实现80%的去除率时,必须考虑到Fe和Al也会同时溶解,这将导致宝贵的矿产资源流失,并增加二次废物处理负担(Zahra和Ahmad,2024年)。
与无机酸不同,有机酸具有更为温和的脱碱作用,同时还具备络合效应。研究表明,柠檬酸预处理可有效降低赤泥中的钠含量。Cai等人(2024年)利用柠檬酸处理赤泥中的结构态钠,在最佳条件(酸浓度15%,温度80℃)下实现了86.33%的去除率。图4展示了这一深度脱碱过程的矿物学和微观结构变化,进一步验证了其机制。如图4(A)所示,高去除率源于对含钠矿物的选择性溶解。XRD图谱显示,随着酸浓度增至15%,难溶的方解石钠石(Na6CaAl6Si6(CO3)O24·2H2O)的特征峰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这说明酸性环境有效地破坏了锁住晶格中钠的铝硅酸盐结构,使钙成分转化为稳定的草酸钙(CaC2O4·2H2O),同时将被困的Na+释放到溶液中。在不同浓度的柠檬酸作用下,赤泥残渣的微观结构也有所不同,如图4(B)所示。图4(B)中的SEM-EDS元素分布图进一步显示了钠含量的减少——与原始赤泥中密集的钠信号(红色通道)相比,经酸处理的残渣中钠信号明显稀疏且颜色更深,证实这些离子已被有效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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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柠檬酸脱碱过程中赤泥的反应机制及微观结构变化:(A) XRD图谱显示了随着酸浓度增加,方解石钠石的溶解以及草酸钙的沉淀过程。(B) 原始赤泥与酸处理后残渣的SEM-EDS元素分布对比,显示出钠含量的减少以及颗粒团聚现象(Cai等人,2024年)。
因此,柠檬酸处理不仅能中和残渣,还能从根本上去除其中的钠源。由于形成了有机钙盐,这种团聚效应对于后续应用非常有利,它能稳定细小颗粒,降低建筑材料出现泛碱现象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机酸更具环保性,但其高昂的单耗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因此,像Cai等人报告的86.33%这样的高去除率成果,还需结合大规模试剂回收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来评估。
从技术经济角度而言,虽然酸浸效率很高,但由于试剂消耗大、设备易腐蚀以及会产生二次废物,其大规模应用面临诸多限制。与物理法或碳酸化法相比,酸浸虽效率更高,但环境和经济成本也显著上升,这就凸显了多标准评估的重要性。
在碳酸化法中,将CO2(气态/液态/烟气)引入赤泥浆体中,使其与OH-/Na+反应,生成Na2CO3、NaHCO3或其他碳酸盐沉淀物(Sahu等人,2010年)。Revathy等人(2017年)通过湿法或干法矿物碳酸化技术,利用模拟烟气对赤泥进行碳酸化处理,结果表明该工艺能显著降低游离碱含量,并将部分钠以碳酸盐形式固定下来。与酸浸相比,由于动力学限制和反应不完全,尤其是在常压条件下,碳酸化法的Na+去除效率通常较低。不过,其较低的能耗以及CO2的再利用潜力,使其在环境可持续性和工业应用方面具有优势。
盐置换法则是通过引入CaCl2、MgCl2等盐类,引发离子交换,将Na+转移到溶液中以实现去除(Li等人,2021年)。Huang等人(2022年)利用富含CaO的碳化渣进行Ca2+置换,成功大幅去除了赤泥中的Na+/K+,证明了钙离子置换法的有效性。该方法操作简单。不过,引入的次要阴离子(如Cl?、SO42?)可能影响材料的耐久性,因此仅凭去除效率无法全面评价该方法,还需考虑其长期性能和环境影响。
超临界水处理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技术,为赤泥-生物质灰基地质聚合物的高稳定性应用提供了新思路(Nie等人,2023年;Lee等人,2021年)。在超临界状态(温度大于374℃,压力大于22.1 MPa)下,水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显著变化,如介电常数降低、扩散性增强以及类似气体的传输特性。这些特性大大提升了离子物质的溶解度和传质速度,进而破坏了铝硅酸盐矿物(如方钠石和方解石钠石)中的Al-O和Si-O键,从而使结构结合态的Na+从铝硅酸盐框架中释放出来(Lee等人,2021年)。
此外,由于超临界水具有可调控的密度和反应活性,可通过“溶解-重构”过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高效的Na+去除,并促进更稳定矿物相的形成(Nie等人,2023年)。这项技术具有高效、环境友好以及可实现资源同步回收等优点,非常适合用于赤泥基地质聚合物的高稳定性应用(Kravanja等人,2018年)。然而,由于其高能耗以及需要专用高压设备,其工业规模化应用仍受到限制,这会大幅增加资本和运营成本(Marrone,2013年)。
综上所述,化学方法在去除赤泥中的可移动钠离子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和高效率。但其性能高度依赖于反应条件,而大规模应用则受到试剂消耗、能耗以及二次废物产生等方面的限制。因此,优化工艺条件并结合资源回收策略,对于提升其技术经济可行性至关重要。
酸浸虽能快速实现高去除率,但会消耗大量酸,还存在溶解有用元素的风险。碳酸化法则更为温和,还具有CO2封存的优势,不过其完全去除游离钠离子的能力通常低于酸浸法。利用工业副产品进行盐置换是一种经济可行的方法,适合大规模工程应用。超临界水处理则是一种高效的新型技术,能够破坏难溶的铝硅酸盐结构,但目前其工业规模化应用仍受高能耗和特殊设备要求的限制。
3.3 生物质辅助去除法
将生物质灰或其衍生物(如秸秆灰、稻壳灰、木屑灰)引入赤泥体系中,可以利用其中丰富的SiO2和活性功能基团,吸附并固定Na+(Zhang等人,2024年)。生物质灰中的硅酸盐成分会与Na+反应,形成Na-Si-Al凝胶,相当于对残留的可移动钠进行了“原位固定”。这一过程不仅能降低游离钠含量,还能改善材料的力学性能(Wang等人,2025年)。He等人(2013年)和Dang等人(2023年)的研究表明,将稻壳灰与赤泥混合用于水泥基材料,不仅能提升强度和微观结构的致密性,还能减少有害离子的渗出。这些研究结果证明,稻壳灰可作为有效的“生物质灰辅助固定”组分,用于降低钠含量。利用生物质灰作为钠离子调节剂,体现了向更加可持续的“废物处理再利用”模式的转变。与传统化学添加剂不同,生物质灰的钠离子固定效率并非仅由添加量决定,还受到活性无定形SiO2和Al2O3含量的影响,这些成分决定了形成铝硅酸盐凝胶时的有效Si/Al比例。研究表明,适宜的Si/Al比例有助于形成高度交联的N-A-S-H或C-A-S-H凝胶网络,从而增强钠离子的固着能力,降低碱的迁移性(Hossain等人,2021年)。在相似的碱度条件下,生物质辅助固定法相比未处理体系,具有更好的钠离子保留能力。此外,生物质灰的引入还可以部分替代传统水泥组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材料成本,这使得生物质灰与赤泥的协同作用在建筑行业具有独特的规模化应用前景(Li等人,2025年)。
在“废物处理再利用”的理念指导下,生物质灰辅助法为钠离子调控提供了一种环境负荷较低的可行途径,尽管其名义去除效率仅为30–70%。不过,由于不同生物质来源的灰分组成、孔隙特征和表面化学性质存在差异,其去除效果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富含硅的生物质灰,如稻壳灰,可通过提供活性SiO2来促进更强的铝硅酸盐凝胶形成;而富含CaO的灰分,如木屑灰,则可能通过调节碱度和离子交换发挥更大作用。孔隙率较高且表面功能基团丰富的生物质灰,能够提供更多易于结合的位点及离子传输路径,从而进一步提升钠离子的迁移和吸附能力(Hapid等人,2026年)。因此,生物质灰与赤泥之间的协同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种类。与化学浸出不同,评估生物质灰协同作用的实际价值,应采用“多标准可持续性评估框架”,综合考虑钠离子去除效率、碳封存潜力以及资源利用效率。
除了生物质灰辅助固定之外,源自生物质的有机酸也被视为一种可持续的钠离子调控浸出剂(Kamalesh等人,2025年)。这类有机酸可通过质子攻击和配体络合作用,促进含钠矿物相的溶解,从而在释放钠离子的同时,减少传统无机酸带来的环境污染。例如,有一些研究采用源自生物质的有机酸(如草酸、醋酸)进行绿色酸浸。这种方法不仅能高效去除钠离子,还能避免传统无机酸造成的二次污染(Chaunsali等人,2019年)。有研究指出,草酸不仅能有效溶解含钠的铝硅酸盐相,还能同时络合Ca2+和Fe3+,从而提高脱碱效率,降低残渣的碱度(Liu等人,2026年)。同样,醋酸也被证明能够选择性地提取可移动的碱金属离子,且相比矿物酸,其腐蚀风险更低,二次污染也更少(Chao等人,2022年)。尽管源自生物质的有机酸是比无机酸更环保的选择,但其性能仍高度依赖于添加量和温度,其大规模应用还需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最近还出现了一种将赤泥与原始生物质进行热化学耦合的整合策略,用于钠离子调控和资源回收。
除了直接添加生物质灰和利用生物质衍生有机酸进行浸出之外,最近还出现了一种将赤泥与原始生物质进行热化学耦合的整合策略,用于钠离子调控和资源回收。在这种系统中,生物质可在焙烧或共热解过程中充当内部热源和还原剂,从而降低外部能源需求,同时促进矿物相的转化(De Souza P H等人,2025年)。在热化学转化过程中,生物质的分解会生成还原气体(如CO和H2),以及富含活性SiO2和Al2O3的无机灰分。这些活性灰分随后可以与赤泥中的含钠相发生反应,促使可移动的Na+转化为更稳定的铝硅酸盐结构。这一过程不仅降低了碱的迁移性,还有助于形成与地质聚合物相容的矿物相(De Souza P H等人,2025;张等人,2024)。近期研究表明,赤泥与生物质之间的热化学耦合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可通过实现碱的转化和钠的重新分布,从而促进Na+的固定,提升材料的稳定性(De Souza P H等人,2025)。张等人(2024)进一步发现,生物质与赤泥的共热解不仅能提高生物油的质量,还能促使弱磁性的赤铁矿转化为磁铁矿,进而便于铁的回收。此外,王等人(2026)提出了一种钙化-生物化处理工艺,通过生物质产生的热能与活性灰分协同作用,提高从高铁含量的赤泥中回收钠、铝和铁的效率。与传统热处理方法相比,这种综合热化学策略通过结合能源生产、碱稳定化以及金属资源回收,为“废物处理废物”提供了更可持续的途径。不过,在热化学条件下相变过程及工艺优化的复杂性仍需进一步研究。总体而言,生物质辅助的Na+调控作为一种将废物价值化与碱控制相结合的新兴方法,为赤泥脱碱提供了有力补充。与传统的物理化学方法相比,这些方法通过活性硅石活化、有机酸浸出以及热化学相变等机制,具有更好的环境友好性和资源利用效率。生物质辅助去除Na+的效果与生物质来源的固有特性密切相关,如灰分组成、孔结构以及表面化学性质,这些因素决定了它们在碱提取和相变过程中与赤泥的相互作用。从更广泛的比较角度来看,目前用于赤泥中去除Na+的策略可系统地分为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质辅助法,各类方法各有优缺点。物理方法如水洗和热处理,具有操作简单、化学药剂消耗低且工业应用成熟度较高的特点,但其效果主要限于自由态和可交换态的Na+,而结构结合态的钠则较难去除(Snars和Gilkes,2009)。化学方法通常通过酸溶解、碳酸化或离子交换等方式实现更高的Na+去除效率,但实际应用往往受到试剂需求量大、会产生二次废物、设备腐蚀以及增加环境负担等限制(Liu等人,2009)。相比之下,生物质辅助策略是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替代方案,环境影响较小且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尽管其名义上的去除效率通常较低,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质来源和工艺条件(Saravanan等人,2023)。尽管已有诸多进展,但关于生物质衍生材料在Na+调控方面的效率仍存在显著差异。有些研究指出,由于铝硅酸盐凝胶的形成以及相变的改善,可实现显著的Na+固定或去除效果(Wang等人,2025;张等人,2024),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由于生物质导致灰分矿物学成分、非晶硅含量及孔结构的差异,其效果较为有限。这种差异性给工艺的可预测性和实际应用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没有一种去除策略能被普遍视为最优,其适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钠的存在状态、赤泥的组成、工艺条件以及工程需求。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建立多标准对比评估体系,综合考虑去除效率、能耗、化学药剂消耗、二次污染、工业成熟度以及规模化可行性,从而实现更合理的技术选择和大规模应用(Tang等人,2024)。为更好地展示上述主要Na+调控路径之间的对比与关联关系,图5给出了一幅整体框架示意图。如图5所示,虽然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质辅助法都能有效去除赤泥中的Na+,但残留的钠物种仍需进一步固定,才能确保建筑材料在长期使用中的稳定性与环境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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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赤泥-生物质灰体系中共Na+调控的对比与整合框架,展示了物理去除、化学去除、生物质辅助路径以及固定机制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标出了目标Na+形态、调控路径及稳定化结果。
4. 赤泥-生物质灰基建筑材料中Na+固定的研究进展
在赤泥-生物质灰基建筑材料体系中,Na+的存在会导致体系碱性过高,进而影响水泥反应的平衡,最终导致强度下降和耐久性降低。因此,有效固化并稳定Na+是赤泥资源化利用中的关键问题。固定化技术的核心在于将钠离子固定在水泥基产品的结构中,防止其迁移和浸出。近年来,学者们在水泥基产品固定化、化学固定剂的作用以及生物质灰的调控作用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进展。与Na+去除策略不同,固定化工艺旨在通过降低钠物种的迁移性和浸出性,来稳定赤泥体系中所残留的钠。这包括将剩余的自由态和可交换态Na+纳入水化凝胶或地质聚合物凝胶中,以及通过相重构将其转化为更稳定的结晶铝硅酸盐相,从而实现结构结合态Na+的稳定。在赤泥-生物质灰基建筑材料中,Na+的固定主要是通过将其纳入水化产物或地质聚合产物中来实现的,以此降低其迁移性和浸出潜力。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所形成的水泥相的类型、结构及其稳定性。近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水化产物对Na+的结合行为、化学固定剂在相调控中的作用,以及生物质灰在碱固定方面的协同效应。这些进展显著提升了人们对赤泥基体系中Na+稳定化机制的理解。
4.1 水泥基产品的Na+固定效果
在赤泥和生物质灰体系中,通过特定反应形成的水泥凝胶——尤其是C-S-H(钙硅酸氢盐)、C-A-S-H(钙铝硅酸氢盐)和N-A-S-H(钠铝硅酸氢盐)凝胶——被认为是Na+固定的主要载体(Huang和Wang,2025;Bernal等人,2013)。一方面,这些凝胶具有带负电的硅铝骨架结构。为了保持电荷平衡,它们可以通过静电吸附或离子交换将自由态的Na+纳入自身结构中(Xu等人,2025)。然而,这些凝胶的Na+结合能力并非恒定,不同研究得出的数值差异很大,这取决于Si/Al比值、钙含量以及养护条件,通常表现为从表面的弱吸附到部分结构结合不等。另一方面,凝胶的毛细孔结构及其填充效应能够减少Na+的迁移通道,抑制其浸出,从而提升材料的长期耐久性和强度稳定性(Bernal等人,2011)。这一结论得到了许多关于碱活化体系以及水泥-地质聚合物混合体系的研究的支持(Li等人,2010;Zhang等人,2014)。尽管存在这种普遍共识,但在诸如碳酸化或浸出等恶劣环境中,仍有一些研究报道出现了部分Na+重新活化的现象,说明其长期稳定性存在争议。除了传统的基于水化的固化方式外,高温相重构也为将可溶性碱永久封存于稳定的晶体晶格中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兰等人(2022)开发了一种选择性固化策略,可将拜耳法赤泥中的自由钠转化为化学性质稳定的铝硅酸盐,具体为钙长石和梅里石。如图6(A)所示,其固定机制源于晶格框架内的异离子取代反应:Na++Si4+?Ca2++Al3+。在这一过程中,Na+通过部分替代Ca2+的位置而融入晶体结构,同时通过Si4+取代Al3+来维持电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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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通过高温相重构实现Na+固定的机制与性能:(A) 异离子取代反应(Na++Si4+?Ca2++Al3+)的原子级示意图,该反应可将不含钠的矿物转化为富含钠的钙长石/梅里石。(B) 扫描电子显微镜-能量色散谱分析结果,显示在1050°C下钙长石晶相中钠的选择性富集现象。(C) Na+浸出率与pH值的对比,表明固化后的相比原始赤泥具有更优异的稳定性(兰等人,2022)。
图6(B)所示的微观表征结果证明了这种结构约束的有效性。在1050°C时,钠元素高度富集并牢固地锁定在结晶的钙长石相中(Pt.2),这与钠含量较低的残余炉渣有明显区别。这种晶格级的封装使得材料的化学稳定性远高于物理吸附方式。因此,如图6(C)所示,Na+的浸出率被降至几乎可以忽略的水平(钙长石为0.01%,梅里石为0.04%),同时平衡pH值也显著降至8.1-8.4之间。这些研究结果证实,通过诱导相重构形成含钠矿物,可以有效消除赤泥带来的环境碱性风险。这种晶格级的固定化方式相比基于凝胶的吸附方式具有更高的化学稳定性,但需要超过1000°C的高温,这会带来较大的能源消耗,限制了其在大规模应用中的可行性。总体而言,赤泥和生物质灰体系中Na+的固定主要依赖于C-S-H、C-A-S-H(钙铝硅酸氢盐)和N-A-S-H等水化凝胶和地质聚合物凝胶的形成及其协同作用。通过离子交换等机制,这些凝胶能够将自由态的Na+固定在硅铝骨架中,从而显著降低体系的碱度以及Na+浸出的风险。不过,这一机制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体系,而在实际使用条件下的固定化Na+的长期稳定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4.2 化学固定剂的作用
除了水泥基产品本身的固定化效果外,研究人员还尝试通过添加化学稳定剂来促进Na+的固定。例如,石灰石粉和粉煤灰可作为辅助矿物掺合料,与Na+发生反应生成稳定的碳酸盐或硅酸盐相,从而降低Na+的迁移性(Puertas和Fernández-Jiménez,2003)。此外,硫酸盐、磷酸盐或碳酸盐等化学掺合料也能与Na+反应生成不溶性盐,进而提升材料的稳定性(Ye等人,2026)。然而,这些矿物掺合料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添加剂量和反应条件,过量添加可能会对材料的力学性能或凝结行为产生不利影响。高等人(2023)研究了Na+的固定化问题,发现壳聚糖由于其活性基团和离子交换能力而表现出最佳效果。在所测试的各种固定剂中(包括阳离子交换树脂和腐殖酸钠),壳聚糖因其独特的分子反应性而被认定为最有效的固定剂。如图7(A)所示的浸出趋势对比可见,与其他固定剂相比,添加壳聚糖能最显著地降低可溶性钠浓度。从定量数据来看,当壳聚糖的质量分数为3%时,经过28天养护后,Na+的固定率可达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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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化学固定剂在Na+保留方面的性能与机制:(A) 不同化学固定剂处理后Na+浸出浓度的对比分析,凸显了壳聚糖的更优效果(高等人,2023)。(B) 固化机制的示意图,展示了壳聚糖与钠离子之间的化学键合及电荷平衡作用(高等人,2023)。
其背后的机制与生物聚合物的化学结构有关,如图7(B)所示。该图表明,这种固化并非单纯的物理作用,而是基于化学吸附机制——壳聚糖中的活性官能团(如-NH2、-OH)会与Na+形成吸附化学键。此外,如示意图所示,壳聚糖形成的聚合物网络能够使基质更加致密,从而在保持铝硅酸盐骨架内电荷平衡的同时,物理上包裹住碱金属离子。需要注意的是,像壳聚糖这样的有机固定剂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如pH值、湿度以及生物降解性,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其在实际应用中的长期效果。从技术经济角度考虑,虽然化学固定剂能够显著提升Na+的稳定化水平,但由于材料成本、耐久性不确定性以及可能与水泥水化过程产生的相互作用,其大规模应用仍面临诸多限制。
4.3关于生物质灰在Na+固定中作用的研究进展作为典型的可再生固体废物掺合料,生物质灰不仅能提供活性SiO2和Al2O3以促进凝胶形成,还能凭借其独特的孔结构与表面官能团为Na+的固定提供更多途径(He等人,2013;Umer等人,2024)。先前的研究表明,适量添加生物质灰(如稻壳灰、飞灰、玉米秸秆灰)可显著提高C-S-H(水化硅酸钙)凝胶的含量,并增强其对Na+的吸附与填充作用(De Souza P H等人,2025;Nath和Sarker,2011;Lin等人,2024)。但不同研究中这种增强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源于生物质种类、燃烧条件以及灰分成分的不同。稻壳灰含有高含量且活性强的无定形SiO2,可作为额外硅源提升体系中C-S-H/N-A-S-H(水化铝酸钠硅酸盐)的硅化程度,从而促进Si-O-Al键的形成,进而提高凝胶的离子结合能力及结构致密度(Kua等人,2025)。有研究表明,以稻壳灰作为硅源制备地质聚合物或将其引入水泥基体系,可改善凝胶网络的连通性,降低碱金属(Na+/K+)的溶出率(Lei等人,2025)。
近年来,针对红泥基材料中Na+固定行为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通过离子交换以及水化凝胶相(C-S-H、C-A-S-H、N-A-S-H)的包裹作用实现Na+的短期固定,而关于长期稳定性、环境耐久性以及重新释放风险的系统研究仍较为缺乏。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1)阐明Na+固定的多尺度作用机制;(2)建立材料组成与固定效率之间的定量关系;(3)评估其在真实环境条件下的长期稳定性。这些工作对于实现红泥在建筑材料中的安全、低碳且高价值利用至关重要(Saravanan等人,2023)。总体而言,生物质灰可通过同时促进凝胶形成、改善基质致密度以及提升碱金属结合能力,在Na+固定中发挥多重作用。这种协同调控作用使得生物质灰区别于传统的矿物或化学固定剂,也凸显了其在可持续利用红泥方面的潜力。不过,其固定效果仍会受到灰分矿物学性质、无定形二氧化硅含量以及燃烧条件的显著影响。
从更广泛的对比视角来看,红泥-生物质灰基体系中的Na+固定可通过凝胶包裹、化学稳定以及生物质辅助调控三种方式实现,这三种方式在结合机制、长期稳定性以及工程应用性方面各不相同。由于与水泥基体系具有良好兼容性,且能通过离子交换和结构包裹有效实现Na+的短期约束,基于C-S-H、C-A-S-H和N-A-S-H相的凝胶固定仍是最为常见的途径。但其长期稳定性可能会受到碳化、干湿循环以及浸出条件的影响。化学固定剂可通过促进吸附或沉淀作用进一步增强Na+的保留能力,但其效果往往高度依赖于用量的优化、耐久性以及经济可行性。与传统稳定剂相比,生物质辅助途径具有更高的可持续性且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不过其性能仍更多取决于原料类型,可预测性较低(Saravanan等人,2023)。
5. 结论与未来展望
5.1 结论
(1) 红泥是一种强碱性副产品,富含SiO2、Al2O3、Fe2O3和Na2O。其较高的Na+含量会给建筑材料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处理这一问题面临诸多挑战。生物质灰来源于多种来源,主要由活性SiO2、CaO、K2O及其他成分构成,具有高孔隙结构和表面活性。红泥的水硬性得以提升,而红泥与生物质灰的结合则能有效控制材料体系中Na+的释放与迁移。
(2) 目前已有多种方法被用于去除红泥中的Na+,包括物理方法(如水洗和热处理)、化学方法(如酸浸和碳化)以及利用生物质灰中SiO2含量的生物质灰辅助方法。这些方法有效降低了可溶性Na+的含量,从而减轻了Na+对建筑材料性能的负面影响。不过,对于大规模工业应用而言,其在环境友好性和成本效益方面仍存在挑战。
(3) 现有研究表明,在红泥-生物质灰基材料中,C-S-H、C-A-S-H和N-A-S-H凝胶是主要的Na+固定载体。这些凝胶通过离子交换、晶格嵌入、沉淀以及物理吸附等方式固定Na+,显著降低了Na+的迁移性,提升了材料的长期稳定性。
(4) 红泥与生物质灰体系的工业化应用取决于性能提升与加工成本之间的平衡。从技术经济角度而言,引入生物质灰似乎是一条颇具前景的路径,可能在废弃物综合利用体系中带来优势。与需要大量能量输入(700-1000°C)的热处理不同,生物质协同作用利用农业残留物自身的化学能量和活性二氧化硅来实现原位固定。从科学角度来看,生物质辅助Na+调控的效果受生物质特有的物理化学特性影响,包括灰分矿物学性质、孔结构以及表面化学特性。这种固有的差异性凸显出有必要对不同的生物质体系进行标准化的对比评估,以提高工艺的可预测性和工业应用性。
5.2 未来展望
尽管在研究红泥-生物质灰基建筑材料中Na+的去除与固定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大规模应用以及机理理解方面仍有若干关键问题亟待解决。首先,也是最首要的研究重点,是需要进一步研究Na+去除与固定的耦合机制,为材料设计及工艺优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性能评估和体外表征,而对Na+在微观和分子尺度上的动态变化了解还不够充分。未来的研究有望越来越多地结合先进的原位表征技术(如固态核磁共振、基于同步辐射的X射线吸收光谱以及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与多尺度模拟方法(如分子动力学和密度泛函理论),以此阐明Na+在复杂凝胶网络中的迁移路径、结合构型以及能量约束条件。
在这一机理框架的基础上,开发具有更高组分可调性的多源协同材料体系,是提升Na+调控效率的一个可行方向。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单一或二元固体废物体系上,而更为复杂的多元组分体系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在此背景下,应结合系统实验设计策略(如因子设计和响应面法)以及统计建模和机器学习方法,建立材料组成、微观结构与Na+固定性能之间的定量关系。
最后,从工程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在真实使用条件下的长期稳定性与耐久性对其实际应用至关重要。虽然目前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短期实验室性能,但实际使用环境存在复杂的耦合效应,包括干湿循环、冻融作用、碳化以及硫酸盐侵蚀,这些都可能引发Na+的再次迁移和结构降解。为应对这些挑战,未来的研究应纳入加速浸出试验、受控扩散释放实验,以及在碳化和干湿循环条件下的耐久性评估,从而系统地分析其在真实使用环境下的长期Na+稳定性及潜在重新释放行为。这些方法还可以与反应传输模型和生命周期评估相结合,进而建立可用于预测材料使用寿命的评估体系。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陈梦欣: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研究工作。刘岩: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处理。刘晓明:写作——初稿撰写,指导工作。王俊林:写作——初稿撰写,指导工作。吕新燕:写作——审稿与编辑,指导工作。张伟: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资金获取。王亚光:写作——初稿撰写,指导工作。
陈梦欣|刘岩|刘晓明|王俊林|吕新燕|张伟|王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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