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南哈国家保护区中友好野生动物的旅游与较低野生动物可用性相关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Wildlife-friendly Tourism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Wildlife Availability in the Nam Ha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30日 来源: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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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9年以来,在老挝南哈国家保护区(Nam Ha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NHNPA)运行着一个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模型系统,该系统的获奖项目——南哈生态旅游项目(Nam Ha Ecotourism Project)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自1999年以来,在老挝南哈国家保护区(Nam Ha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NHNPA)运行着一个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模型系统,该系统的获奖项目——南哈生态旅游项目(Nam Ha Ecotourism Project)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支持下,创建了穿越森林栖息地的徒步和皮划艇导游路线。研究人员假设旅游可能为野生动物创造一个免于狩猎恐惧的避难所,如果是这样,那么靠近旅游路线设置的相机陷阱应捕捉到更多野生动物图像和更丰富的野生动物群落。研究人员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间从58个站点收集的相机陷阱记录中大型和中型哺乳动物的数据,使用Royle-Nichols多物种模型(Royle-Nichols multispecies models)建模距离旅游路线的距离与每个物种相机捕捉可用性之间的关联,预测距旅游路线超过1公里的站点中大型和中型哺乳动物的后验预测平均物种丰富度为8.39(标准误SEM = 0.0425)种,而靠近徒步小径和皮划艇路线的站点平均为4.58(0.023)种,平均预测差异为-3.81(0.023,95%最高后验密度区间HPDCI -5.55至-2.14,后验预测概率大于零< 0.000001,Hedge's g效应量 = -1.54)。水鹿(Rusa unicolor, p < 0.0001)、野猪(Sus scrofa, p = 0.0067)和食蟹獴(Herpestes urva, p = 0.005)的可用性在旅游路线附近显著下降,所检查的物种中没有一个在旅游路线附近表现出增加。模型一致表明,没有支持旅游创造避难所(refuge from fear)假设的证据。相反,数据与替代假设一致,即野生动物避开了用于友好野生动物旅游的路线。
**论文解读:老挝南哈国家保护区中友好野生动物旅游与较低野生动物可用性的关联**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长期呼吁基于证据评估保护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近五十年来,可持续的自然旅游(nature-based tourism)被提出作为一种策略,通过创造替代生计来遏制过度狩猎等环境破坏性活动(Budowski, 1976)。旅游的存在可能带来更微妙的益处,例如产生“稻草人效应”(scare-crow effect)威慑非法狩猎(Leighton et al., 2010),形成“人类盾牌效应”(human shield effect)(Berger, 2005),或创造“捕食者避难所”(predator-shelter)(Shannon et al., 2014),使野生动物感知到相对安全的局部避难所。然而,大量文献也记录了旅游对野生动物的负面后果,包括栖息地破坏、行为改变(如警觉性增加、应激、逃离)以及野生动物主动回避人类活动区域(Dertien et al., 2021; Dou & Day, 2020)。老挝南哈国家保护区(Nam Ha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NHNPA)自1999年起运行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项目,被公认为老挝乃至亚太地区的生态旅游模型。尽管该项目旨在通过替代生计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但十多年后,研究人员质疑该模型是否真正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特别是旅游路线是否创造了“安全港湾”(safe havens),使野生动物免受狩猎威胁。该研究旨在检验旅游是否能通过威慑猎人来增加路线附近野生动物的可用性(availability)和物种丰富度,最终发表在《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在NHNPA内设置了58个有效的相机陷阱(camera trap)站点(2013-2015年第一轮31个,2017-2018年第二轮27个),站点距旅游路线(徒步小径或皮划艇路线)0-520米(近旅游组)或超过1公里(无旅游组)。使用Royle-Nichols多物种层次模型(Royle-Nichols hierarchical model, RNH)分析数据,该模型将物种相机捕捉过程分解为两个参数:可用性(availability, λ,即个体或群体使用站点的强度)和个体检测概率(individual detection probability, r)。通过逐步后向消除选择协变量,包括森林覆盖度、到村庄距离、海拔(二次项)、地形粗糙度、季节(正交干季/雨季指数)、坡度、经纬度等,并加入旅游距离(logtourism)协变量,以最小化留一信息准则(Leave-one-out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LooIC)。模型还考虑了营养级分组(草食动物、捕食者、杂食/食虫动物)和物种质量的影响。狩猎者相对丰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 RAI)通过携带枪支、陷阱或猎物的相机事件计算。

**研究结果**

**4.1. 相机陷阱位点数据集与假设**
第一轮(2013-2015年)共4,651个陷阱日/夜,从38个站点获得4,695张可识别图像,计780个独立事件;第二轮(2017-2018年)从20个站点获得1,893个陷阱日/夜,3,830张图像,251个事件。最终分析58个站点(近旅游22个/无旅游16个在第一轮;近旅游6个/无旅游14个在第二轮)。假设每个轮次内封闭性成立,且站点间距离大于300米视为独立。

**4.2. 狩猎者**
仅11个站点观察到狩猎者(携带枪支、陷阱或猎物)。多元广义加性模型(GAM)分析显示,狩猎者RAI与到村庄距离显著正相关(系数=0.470, p=0.0004),但去除一个异常值后不显著(p=0.128)。近旅游站点中,狩猎者出现频率显著低于无旅游站点(比值比0.131, p=0.008),且距旅游路线1公里内很少观察到狩猎者。

**4.3. 观察到的哺乳动物**
相机陷阱调查确认NHNPA现存37种非人类哺乳动物,最常见的是野猪(Sus scrofa)、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和水鹿(Rusa unicolor)。还检测到全球濒危物种,如豺(Cuon alpinus)、云豹(Neofelis nebulosa)等。6种仅出现在近旅游站点,11种仅出现在无旅游站点。物种积累曲线显示无旅游站点的物种丰富度初始增加更快。

**4.4. 徒步旅游对野生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通过RNH模型估计后验预测物种丰富度:距旅游路线超过1公里的站点平均为8.39(SEM=0.0425)种,近旅游站点平均为4.58(0.023)种,差异显著(-3.81, 95% HPDCI -5.55至-2.14, Hedge's g效应量=-1.54, 后验概率<0.00001)。添加旅游距离(logtourism)协变量显著改善GAM模型解释力(F=7.640, p=0.0082),物种丰富度随距旅游距离增加而增加(系数=0.141, p=0.0093)。在最终RNH模型中,社区水平旅游距离系数显著为正(mbeta=0.433, 95% HPDCI 0.133-0.722),表明近旅游站点可用性显著降低。物种水平上,水鹿(p<0.0001)、野猪(p=0.0067)和食蟹獴(p=0.005)的可用性在旅游附近显著下降,无物种表现出增加。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共记录NHNPA内45种非人类哺乳动物及6种雉鸡类,包括全球濒危物种(如豺、亚洲象、灰叶猴、巽他穿山甲)和易危物种(如云豹、懒熊、水鹿等)。与2003年调查(37种)相比,物种列表有所扩大,但老虎已局部灭绝。狩猎者观察结果虽显示近旅游站点狩猎者较少,但这可能因狩猎者选择在野生动物更丰富的区域(远离旅游)活动,而非因旅游威慑。尽管存在狩猎减少现象,但未发现近旅游路线区域成为野生动物“安全港湾”的证据。相反,所有物种的可用性在旅游附近均呈下降趋势,且物种丰富度显著降低,与“人类盾牌效应”假设相悖,支持野生动物主动回避旅游区域的替代假设。旅游影响在物种间存在差异,但模型预测无物种在旅游附近更丰富。即便设计良好的本地化徒步和皮划艇旅游,仍可能因野生动物的先天恐惧或条件反射,导致其回避人类活动(包括味道、声音、视觉线索)。管理建议包括:谨慎规划旅游路线以避免关键物种栖息地,定期监测和调整路线,限制徒步团队数量,并控制游客行为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研究结论翻译**:
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在老挝南哈国家保护区(NHNPA)中设计良好、以本地为基础、具有所有友好野生动物特征的徒步和皮划艇生态旅游项目,也并未为野生动物创造“安全港湾”,反而可能导致旅游发生地附近野生动物存在或活动的减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无论出于先天恐惧还是过往经历的条件反射,野生动物无法区分致命猎人与相对无害的生态旅游者,可能仅仅回避人类的声音、气味或视觉存在。旅游管理者和旅游业应谨慎规划旅游路线,避免关键物种栖息地,并通过持续监测(如相机陷阱)调整路线。此外,应控制旅游路线使用强度,并影响游客行为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惊扰。通过精心管理和地方合作,南哈国家保护区的社区生态旅游仍可能为野生动物保护创造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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