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边缘的冷泉区域孕育了密集的自养大型动物群以及复杂的底栖食物网(Joye, 2020; Deng et al., 2025)。这些生态系统依赖于以甲烷为能源的动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类共生关系具有独特的营养策略(Nomaki et al., 2024; Dal Bó et al., 2025)。甲烷是分子量最小的烃类,能够在溶液中或以气泡形式快速扩散。它的C

H键可以被甲烷单加氧酶分解(Demopoulos et al., 2010; Boetius and Wenzh?fer, 2013)。因此,由自由生活的微生物以及寄生于甲烷氧化菌体内的共生体所介导的有氧甲烷氧化,成为驱动这些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元素循环的主要途径(Bayon et al., 2020; Jia et al., 2025)。
除了甲烷之外,冷泉渗出的流体还含有非甲烷烃类气体以及重烃分子(如烷烃、环烷烃和芳香烃)(Krake et al., 2022; Sun et al., 2025)。当这些非甲烷烃类物质在水中上升时,可能会聚集成被油膜包裹的气泡,这一现象会影响疏水化合物的传输效率及其最终去向(MacDonald et al., 2004; Kessler et al., 2011)。重烃类物质进入冷泉海底环境后,会对当地的化能合成生物群造成严重的毒性影响(Kessler et al., 2011)。具体而言,饱和烃类物质的生物降解会产生大量短链脂肪酸,进而导致环境酸化。此外,多环芳烃及其氧化衍生物(如酚类化合物)也会对当地生物种群造成急性毒性(Abdel-Shafy and Mansour, 2016)。移植的浴盐蛤的高死亡率就体现了这种毒性梯度的影响;以盐水为主的冷泉区域通常甲烷和硫化物浓度更高,其中的蛤类生存状况也优于石油为主的区域(Bergquist et al., 2004)。另外,与甲烷为主 的冷泉相比,以石油为主的冷泉区域的细菌多样性更低,且随着沉积物中烃类含量的增加,细菌的多样性和丰富度也会下降(Lamontagne et al., 2004)。综合来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一种由烃类引起的环境压力梯度,即渗出流体的化学组成,尤其是甲烷与较重烃类成分的相对比例,决定了相关化能合成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恢复能力。
在冷泉处,富含甲烷的流体会以间歇性喷发的形式释放出来,这反映了地下过压积累与释放的周期性特征(Egger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23)。在这些时段里,当气体的输送速度超过气水合物的分解速度时,海底的气水合物就会结晶,从而起到类似天然细菌介导的电容器的作用。这种由气水合物带来的缓冲作用能够控制流体流量,保持稳定的、以扩散为主的甲烷供应到周围环境中,从而将地下的周期性释放与海底生物的暴露分离开来(Dickens, 2001)。刚果扇形区中管虫和蛤类等生物的分布与气水合物深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这一机制的生动体现(Sahling et al., 2008)。当重烃类物质通过冷泉通道向上迁移时,它们会与气体流体一同移动,尤其是那些产热型气体(Norinaga et al., 2009; Feng et al., 2024)。这种混合相的流动可能会在表层生物区引发急性毒性或局部缺氧现象,进而大幅降低生物量。不过,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浅层气水合物的形成与分解对生物群落的影响(Zhang et al., 2023),而深层气水合物对地下流体迁移、烃类分馏以及化能合成生态系统长期稳定性的影响仍缺乏足够的研究。
阐明深层气水合物对烃类迁移的影响及其所带来的生态后果,是一项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因为含有气水合物的大陆边缘在全球范围内十分普遍,而且它们对气候变化的敏感度也很高。琼东南盆地的W01站点有两个独立的气水合物层,两者之间被细粒低渗透性岩层隔开,这样的地质结构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实验室。因此,我们对从W01站点采集的沉积物进行了综合的地球化学和微生物学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气水合物层对重烃类物质的迁移有着显著且多方面的调控作用。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地下流体迁移动态及其环境效应提供了重要线索,进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掌握这些独特且生态敏感的系统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