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碳战略中的治理悖论:CEO权力与利益相关者压力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The governance paradox in corporate carbon strategy: CEO power versus stakeholder pressur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30日 来源: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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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引言: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加剧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采取积极碳减排策略的压力。然而,调节这些外部压力的内部治理机制仍知之甚少。本研究通过考察CEO权力如何调节利益相关者压力与积极碳减排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企业碳战略中的“治理悖论”。方法:研究人员利用2008年至2

  
摘要
引言: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加剧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采取积极碳减排策略的压力。然而,调节这些外部压力的内部治理机制仍知之甚少。本研究通过考察CEO权力如何调节利益相关者压力与积极碳减排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企业碳战略中的“治理悖论”。方法:研究人员利用2008年至2019年间(即强制性“双碳”政策出台前的关键时期)3,478家中国上市公司的Tobit回归分析,构建了一个系统衡量企业积极碳减排的综合框架。结果: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种根本性的治理张力:尽管监管、媒体、国际和股东压力显著推动了碳减排积极性,但强大的CEO却与这些积极效应的系统性削弱相关。这种阻力表现为频繁、低效的战略变革,破坏了长期环境承诺所需的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商业压力(IBP)是唯一即使强大CEO也无法有效削弱的“硬约束”,突出了全球供应链需求的关键作用。研究识别了关键的缓解因素: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CEO显著提升了碳减排积极性,而独立董事有助于解决强大领导层与利益相关者压力之间的冲突。中介分析表明,战略变革是CEO与利益相关者冲突与环境绩效受损之间关系的关键传导机制。讨论:这些发现挑战了仅靠外部压力就能驱动企业环境行为的传统观点,表明内部治理结构可能对环境合规产生系统性阻力。本研究通过揭示内部决策过程的“黑箱”,为致力于增强环境合规性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操作的见解。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再到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外部政策与市场环境正对企业施加前所未有的碳减排压力。然而,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如监管、媒体、股东、国际合作伙伴)对企业环境行为的驱动作用,却忽视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尤其是CEO权力如何调节这些外部压力转化为实际碳减排行动的过程。这种“治理悖论”构成了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强大的CEO权力是否会削弱甚至抵消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积极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此外,CEO通过何种内部机制(如战略变革)传导这种阻力?哪些因素(如环境专业知识、独立董事)能够缓解这一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1. **Tobit回归模型**: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积极企业碳减排”(PCCR)为受限因变量(取值范围0-8),采用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
2. **中介调节效应模型**:构建了包含交互项(CEO权力×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模型,并进一步检验战略变革(SC)在CEO权力调节效应中的中介传导路径。
3. **样本与数据来源**:样本涵盖2008-2019年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的3,478家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RKS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系统、企业年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省级政府工作报告等。

**研究结果**

**4.1 基准结果**
通过Tobit回归模型(1)和(2)检验假设1和2。结果显示,监管压力(ERP)、媒体压力(MP)、国际商业压力(IBP)和股东压力(SP)均与PCCR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证实利益相关者压力是积极碳减排的主要驱动力。同时,CEO控制权(CEOp)和CEO社会关系(CEOt)均显著正向促进PCCR,表明CEO通过资源调度和社会资本支持碳减排。然而,CEO控制权与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压力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强大CEO削弱了这些压力的积极效应,仅国际商业压力(IBP)不受CEO权力显著影响,成为“硬约束”。CEO社会关系则仅显著削弱了股东压力的影响。

**4.2 稳健性检验**
通过三项稳健性检验验证结果稳定性:(1)使用低碳行业子样本(N=22,017)重复分析,核心结论一致;(2)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ZINB)替代Tobit模型,主要效应和交互项符号、显著性未变;(3)额外控制技术研发投入(rdinvest)和绿色金融指数(gfinance)后,CEOp与各压力的交互项估计结果稳健。

**5.1 强大领导力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矛盾**
通过模型(3)和(4)检验战略变革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CEO权力与监管、国际商业、股东压力的交互项对战略变革(SC)显著正相关,而SC对PCCR显著负相关,证实了“强大CEO与利益相关者压力冲突→导致高频低效战略变革→削弱碳减排积极性”的传导路径。媒体压力下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CEO更倾向于直接削弱媒体压力感知而非引发冲突。

**5.2 环境专家权力的作用**
分析CEO环境专业经验(CEOe)的影响。CEOe本身显著正向促进PCCR,但其与媒体压力和股东压力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具有环境经验的CEO也会对这些压力产生负面调节,与控制权结果一致。

**5.3 独立董事的潜在作用**
通过引入独立董事比例(INDE)的三重交互模型(5)检验其监督作用。结果显示,INDE×CEOp×IBP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独立董事能有效缓解CEO权力与国际商业压力之间的冲突,但无法显著调节CEO对监管、媒体和股东压力的抵抗。

**总结与讨论**

**研究结论**
基于2008-2019年3,478家中国上市公司的Tobit回归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利益相关者压力(监管、媒体、国际合作伙伴、股东)确实是企业积极碳减排(PCCR)的主要驱动因素,证实了企业碳战略与更广泛的环境合法性要求逻辑一致。
第二,最关键的是,揭示了碳减排中的“治理悖论”。虽然CEO权力和社会关系通常为战略行动提供资源,但强大领导层负面调节(削弱)了监管、媒体和股东压力的积极影响。这种阻力表现为频繁、低效的战略变革,破坏了长期碳减排积极性所需的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合作伙伴压力是唯一不受CEO权力削弱的例外,表明全球供应链需求构成了即使是强大CEO也无法轻易忽视的“硬约束”。
第三,识别出非正式权力的作用: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CEO(专家权力)显著促进碳减排。此外,独立董事可以在缓解强大CEO与国际商业压力之间的冲突方面发挥关键纠正作用。

**讨论要点**
这些发现挑战了仅靠外部压力就能驱动企业环境行为的传统观点,表明内部治理结构可能对环境合规产生系统性阻力。研究建议:重塑碳战略治理结构,建立制衡机制(如授权独立董事或任命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加强股东积极主义,健全股东环境议案法律框架;利用国际标准作为催化剂,推动企业融入全球绿色供应链;增强数字透明度,通过AI和数字监控减少CEO的自由裁量空间。研究强调,样本期限制在2008-2019年是为了隔离“双碳”政策和新冠疫情前的内生性战略选择,从而清晰识别CEO权力在自愿性碳减排中的调节作用,为理解后2020时代强制性政策下的执行阻力提供了重要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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