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 Cycle》:Microplastics in Southeast Asian Water Environments: Occurrence, Dynamics, and Risk Implications
微塑料(MPs)作为水生环境中广泛分布的污染物,其区域尺度的赋存、迁移及风险认知仍存在显著空白。本综述系统整合了东南亚地区淡水、海洋、地下水、饮用水及废水系统中MPs的赋存水平、时空变异规律及风险意涵。现有证据表明,该区域MPs污染呈普遍分布态势,浓度水平与全球观测值总体相当,但受人类活动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尽管采样方法、实验室处理流程及数据报告规范的不一致部分导致了浓度报道的差异,但不同水介质中特定MPs形态、颜色及聚合物类型的持续主导性,暗示了区域内存在共通的污染源与迁移路径。然而,对小粒径颗粒检测能力的不足及地理覆盖的不均衡,仍制约着区域比较与风险评估的有效性。当前对MPs物质流及迁移动力学的认知仍呈碎片化,尤其在人为压力、水动力过程与气候变率的共同作用下机制尚不明晰。此外,现有风险评估鲜少考虑颗粒异质性及环境真实暴露场景。本综述明确了关键知识缺口,提出了未来研究优先级:强调统一监测与数据报告规范、开展源-汇整合分析、发展基于过程与机器学习耦合的模拟模型,以及构建颗粒分辨的风险评估框架,以支撑东南亚地区高效的环境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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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塑料产量持续攀升,2020年代初已达约4亿吨,若维持现状,2060年年产量预计突破12亿吨。塑料因成本低廉、耐用性强、质轻及耐化学腐蚀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包装、建筑、纺织及消费品领域。然而,全球塑料废物管理体系效率低下,回收率不足10%,大部分经焚烧(约19%)、填埋(约50%)或管理不善泄漏至环境,每年约2200万吨塑料进入陆地与水生生态系统。塑料在环境中可存续数十年至数百年,经缓慢破碎形成微塑料(MPs)与纳米塑料(NPs)。MPs与NPs源于初级与次级来源,可在水生、陆生及大气圈层间迁移,其环境归趋受迁移、沉积、破碎及降解过程调控,导致其在各类生态系统中广泛分布。相较于大尺寸塑料,微小颗粒更易通过摄食受污染的食物与水、吸入气载颗粒及皮肤接触等途径穿透生物体及器官,包括人体,带来更大环境与健康风险。除作为颗粒物本身,MPs还可作为复杂载体,负载或吸附化学添加剂与环境污染物,这些物质可向周边介质释放,加剧生态毒理与健康风险。近期研究证实MPs在跨环境介质的连通网络中累积,并广泛存在于水生与陆生食物网中;新兴证据表明MPs可改变微生物过程,尤其是氮、碳循环相关过程,实验研究显示此类改变可能增强稻田温室气体(GHG)排放并扰乱氮动态,但其对大尺度食物网稳定性及全球GHG收支的潜在影响仍不明确。
东南亚地区涵盖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东帝汶、泰国及越南,是全球海洋塑料污染的主要贡献者。六个东南亚国家位列全球管理不善塑料废物排放量前十,仅印度尼西亚就贡献了约10.1%的全球入海塑料,菲律宾、越南、泰国及马来西亚紧随其后,东南亚合计贡献了近60%的全球陆地源入海塑料。这一 disproportionate 贡献源于区域特有的环境与经济社会特征:漫长的海岸线(约150,000 km)、密集且连通性强的河网、季风主导的水文条件增强了陆-水迁移潜力、快速的城镇与沿海开发、有限的废物管理能力、大量的塑料废物进口,以及对水生系统作为食物生产与生计来源的强依赖性。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内陆与近岸水体成为MPs的主要输移通道与转化区,调控着其在东南亚生态系统与人类群体中的迁移、累积及暴露路径,凸显了针对该区域水环境MPs来源、行为及暴露开展系统研究与知识积累的迫切性,以支撑基于证据的 mitigation 策略制定。
东南亚水域MPs污染的首次文献记录由Ng等人报道,提供了早期野外观测结果并指出了其对海洋生态系统与区域经济的潜在影响。此后数年研究进展缓慢,主要受制于认知不足及区域科研与分析能力有限。2014至2018年间,多个东南亚国家逐步开展了更广泛的MPs赋存调查,2020年后研究数量显著增长。研究范畴已从初期的证据收集与基线调查,拓展至MPs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生成、迁移、转化及累积机制解析,同时关注MPs暴露生态与健康风险的文献逐渐增多。尽管如此,东南亚水环境MPs知识体系仍呈碎片化,成熟度不及欧盟、美国及中国等地区,关键缺口阻碍了基于证据的水环境MPs政策制定与管理。现有综述多聚焦方法论或单一主题,缺乏从系统层面整合MPs行为的研究,尤其缺少系统梳理:(i)淡水与海岸系统间的环境输入路径及其连通性;(ii)调控水介质中MPs时空动态的关键因子;(iii)东南亚背景下水载MPs暴露对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的意涵。填补这些缺口对推进过程认知、发展数据驱动方法以支撑管理决策至关重要。
本综述采用过程导向框架,系统整合东南亚水环境MPs研究知识,追溯其来源与进入路径,解析基线赋存与时空分布动态,阐明调控其迁移转化的环境与人为驱动因子,最终评估其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及人类健康的意涵。首先梳理基线赋存与表征数据,因其是动态分析与风险评估的基础证据。通过聚焦自然与人工水系统,本综述旨在提供水载MPs动力学的整合认知,并识别与区域监测、风险评估及管理相关的关键知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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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研究人员通过三大主流学术数据库(Science Direct、Scopus及Google Scholar)检索截至2025年12月的文献,检索词组合为“microplastic+国家/地区”。初步检索去重后,依据以下标准筛选文献:1)研究对象为原创研究而非综述,发表于同行评审期刊且以英文撰写,排除会议论文集、学位论文、预印本及数据库类文献以保证输出质量;2)研究需与东南亚区域相关,且明确针对水环境微塑料;3)仅纳入野外相关研究,排除纯实验室实验。经筛选,311篇文献符合分析要求。
研究人员对合格文献进行分类整理以支持结构化比较与趋势分析:按发表年份组织以考察研究活动的时间变化;按国家归属评估地理分布;按主题焦点划分为基线状况、来源/输入与物质通量、时空动态与驱动因子、风险评估;按水介质类型涵盖地表淡水、海水、地下水、饮用水及废水。分类有助于识别研究进展与区域知识缺口。随后对分类文献进行批判性综述与综合,重点关注确立东南亚不同水体中MPs污染的基线条件,解析其环境动力学与主要驱动因子,评估已报道的生态及潜在人体健康影响。结构化工作流程确保了过程的透明性与可重复性,结合系统筛选与批判综合,全面呈现当前知识状态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人员从文献中提取水生环境MPs基线浓度数据,粒子计数作为全球最常用的MPs赋存度量指标被优先选用。可直接提取平均浓度;仅报道浓度范围的研究,则以报道的最小值与最大值算术平均值估算均值。为保障研究间可比性,不同单位报道的MPs浓度在分析前标准化为MPs/L;报道单位不可转换(如MPs/m2或μg/L)的研究被排除于定量综合之外。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评估不同水介质与国家间对数转换后MPs浓度的差异,并辅以Tukey诚实显著差异(HSD)检验进行多重两两比较。同时从文献中提取并记录了颗粒表征数据,包括筛分粒径、优势形态、颜色及聚合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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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3.1. 东南亚水域MPs研究趋势与现状
2017年前,东南亚MPs研究极为稀少,反映了全球关注初期区域认知与科研参与度有限。尽管海洋环境中塑料垃圾自1960年代已有记载,MPs在2000年代初才被正式确认为环境问题,但标准化采样与分析方法的缺失制约了深入研究。2010年代,GESAMP指南、NOAA推荐规程等方法学进展及光谱鉴定技术的改进成为领域转折点。叠加MPs全球广泛分布及其潜在生态与健康影响的证据积累,研究活动快速增长。东南亚MPs相关出版物自2020年前后显著增加,虽仅占全球MPs研究成果的约5%,但增速与区域对塑料污染挑战的认知提升同步,反映了技术能力提升及对MPs污染作为新兴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提高。国家层面,印度尼西亚发文量居首(130篇),但相当比例发表于区域与地方期刊;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及菲律宾分别以73、45、37及21篇次之;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新加坡及东帝汶贡献有限,各少于5篇。
在300余篇合格文献中,93%对不同水介质中的MPs进行了基线量化与表征。除基线水平报道外,约54%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MPs的归趋,如进入路径、去除过程、时空多样性及其驱动因子,以及不同水介质与系统中的风险意涵。具体而言,16%的研究聚焦MPs从主要来源进入水环境的污染物通量与路径,20%致力于理解水环境中的时空动态及其驱动因子,15%评估了水生环境中MPs的生态与潜在人体健康风险,3%涉及MPs采样与检测方法等其他主题。这一主题格局表明区域MPs污染认知仍处于初级阶段。水介质类型方面,涵盖河流、湖泊及水库的地表淡水研究占比最高(44%),其次为海岸与海洋水(33%),废水系统(13%)、饮用水(7%)及地下水(3%)研究相对较少。
研究主题的地理分布显示,泰国的MPs研究覆盖较均衡,包含所有主要水介质,近50%的文献探讨了水环境中MPs的动态与影响,印度尼西亚、越南及马来西亚次之。相比之下,菲律宾的研究主题分布不均,水介质覆盖有限,无饮用水、废水及地下水相关报道。区域内其他国家相关研究总量均少于5篇,地理格局至少部分反映了各国对MPs潜在影响的公众认知与社会经济关切差异。
3.2. 东南亚水环境MPs基线调查
3.2.1. MPs浓度
对东南亚废水、饮用水、地下水、地表淡水及海水等主要水介质中报道的MPs浓度进行基线综合。废水中报道的MPs浓度跨越7个数量级(10-2–105 MPs/L),中位值为56.4 MPs/L,估算均值为2232±14128 MPs/L。尽管范围宽泛,多数研究报道浓度介于102–103 MPs/L,与全球废水系统观测水平一致。研究主要聚焦于市政与工业污水处理厂及垃圾渗滤液。越南报道的废水MPs水平最高,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次之,但国家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
东南亚饮用水中的MPs浓度出乎意料地高,与废水水平相当。报道浓度范围为10-2–104 MPs/L,中位值为27.5 MPs/L,估算均值为832±3635 MPs/L。多数研究报道值在1–1000 MPs/L之间,与全球处理后饮用水及瓶装水观测值相当。研究涉及的水类型主要为水处理厂出水、自来水及瓶装水。
地下水MPs污染在东南亚的文献记录十分有限。现有少量研究报道的浓度范围为10-1–104 MPs/L,中位值为44.9 MPs/L,估算均值为4369±13400 MPs/L,与饮用水及废水水平相当。这表明地下水系统并非免受MPs污染,可能源于废水排放、垃圾渗滤液及地表水-地下水相互作用的入渗。
地表淡水(含河流、湖泊及水库)是东南亚MPs污染研究最频繁的水介质。报道浓度范围宽广(10-7–104 MPs/L),中位浓度为1.2 MPs/L,低于废水、饮用水及地下水但变异性更强,估算均值为216±1700 MPs/L,反映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平均MPs浓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分别为区域内最高与最低。这种显著变异性与全球淡水观测一致,MPs丰度受流域特征、人口密度、水文条件及上游人为输入的强烈影响。
海水(含近岸水)是研究频次仅次于地表淡水的水介质。MPs浓度范围为10-6–106 MPs/L,中位值为0.6 MPs/L,估算均值为2469±18590 MPs/L。国家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但文献报道的MPs浓度分布高度离散,这种由异质性采样策略、瞬变水动力条件及复杂的迁移、稀释、累积过程导致的离散性,阻碍了对国家或空间尺度MPs污染水平的稳健判别。
对比东南亚不同水介质中报道的MPs浓度,呈现海水< />< />< />< />
3.2.2. MPs表征
颗粒表征是东南亚及全球MPs基线研究的核心内容。粒径、形态、颜色及聚合物组成是报道最频繁的四大属性,因其对溯源与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额外报道了MPs颗粒密度,但该参数测量不一致,未获区域广泛应用。根据最小筛网或滤膜孔径,采样方法分为四类:大粒径(≥100 μm,L)、中粒径(10–100 μm,M)、小粒径(1–10 μm,S)及超小粒径(≤1 μm,SS)。大、中筛分粒径主导废水、地表淡水及海水采样,反映了研究方法学的局限性;而小、超小筛分更多用于饮用水与地下水研究,主要出于人体健康暴露关切。这种方法学差异可能导致饮用水与地下水中MPs浓度报道偏高,因为更细的筛网增加了检测小颗粒的概率。因此,比较不同水介质间MPs浓度时需谨慎,观测差异可能源于采样检测方法的不同,而非实际污染水平的差异。全球范围内亦有类似观察,更低的采样检测限会显著提高饮用水中MPs丰度的报道值。所有水介质中,接近所采用采样方法检测下限的颗粒始终是最主要的粒径组分,印证了全球证据——小颗粒在环境MPs谱中占数量优势。这种对采样检测分辨率的高度依赖性,凸显了比较不同研究与环境中MPs丰度时方法学统一的极端重要性。
颗粒形态方面,纤维与碎片是所有调查水介质中报道的主导MPs形态,合计约占报道形态的90%。碎片普遍被认为是次级MPs,源自大块塑料废弃物的破碎。合成纤维的分类尚存争议,依定义与来源路径可归为初级或次级MPs。值得注意的是,62%以上的废水研究中纤维占主导,强化了废水作为微纤维进入水生环境主要来源的角色。薄膜与泡沫偶有报道为优势形态,尤其在地表淡水与海水中,通常与塑料包装材料的降解相关。少数研究提及颗粒与 pellet 为优势形态,但频率极低,常关联工业原料与再生塑料。
颜色分布在研究中高度一致,白色与/或透明颗粒最为普遍,其次为蓝色与黑色,合计占区域所有调查水介质中报道MPs的90%以上。白色或透明MPs常关联老化风化包装材料,蓝、黑色颗粒则典型关联合成纺织品、绳索、橡胶与轮胎磨损、渔具、农膜及家用塑料,暗示了源自陆地系统(包括生活、农业、交通及工业活动)及海洋相关输入的混合来源。
聚合物组成的跨研究变异性更高。聚丙烯(PP)、聚乙烯(PE)及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是该区域水生MPs中最常被鉴定的优势聚合物类型,与其全球及区域的高产耗量一致。PET在饮用水中的报道频率高于PP与PE,可能反映了区域部分地区对瓶装水的高度依赖及相关暴露风险。废水、地表淡水及海水中聚合物多样性更高,聚酯(PES)、聚苯乙烯(PS)、聚酰胺(PA)及尼龙/人造丝纤维也较常见,这些聚合物常与纺织品、消费品及工业应用相关,进一步表明多源贡献的特征。
尽管研究间存在方法学差异,不同水介质中报道的优势形态、颜色及聚合物类型具有显著一致性,表明存在反复出现的、系统性的污染源。这种趋同性凸显了识别MPs主导来源及阐明其进入自然水系统路径的关键意义,这是设计有效的、靶向源的预防性管理策略的基础。
3.3. 调控MPs输入环境水体的来源与进入路径
尽管东南亚区域广泛报道了多样水环境中MPs的丰度与特征,若干基础科学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答:何为MPs输入水生系统的主要来源?MPs通过何种路径在环境介质间输移,最终在哪些受体中累积?区域尺度上,陆-水耦合系统中MPs污染通量如何整合来源、路径与受体?解答这些问题对超越描述性监测、实现系统认知与有效管理至关重要。Source–Pathway–Receptor(SPR)框架为MPs研究提供了结构化思路,整合了MPs来源、迁移路径及接收环境介质,明确考量环境基质及其相互关系,支持MPs环境归趋与潜在影响的综合评估。基于此概念,Chen等人将SPR框架应用于中国上海陆源MPs来源量化及其向受纳水体的输移,建立了城市水系统内MPs的定量物质流评估体系。这些研究共同表明,系统理解MPs的源-径-汇关联,不仅对构建稳健风险评估框架至关重要,也是支撑循证政策决策与高效污染控制策略的基础。相比之下,东南亚水体的SPR导向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现有研究数量有限、范围狭窄,常聚焦局地来源或单一路径,MPs物质流报道不完整,缺乏跨尺度的来源、迁移路线与受体的整合分析。
废水系统被广泛认为是合成纺织制造、工业活动及个人护理品等来源MPs的重要进入路径。因此,污水与污水处理厂(WWTPs)的有效管理被视为减少陆源MPs入河的可行规模化策略。东南亚市政与工业WWTPs报道的MPs去除率差异巨大,介于7.0%–100%之间。对25余项研究的综合显示,约80%的研究报道平均或最大MPs去除率超过70%,与全球报道水平相当。尽管厂级MPs去除率相对较高,但东南亚废水基MPs mitigation 的整体效能仍受结构性与技术约束限制。多数被调查WWTPs主要依赖传统一级和/或二级处理工艺以满足出水排放标准,膜过滤等深度处理技术应用稀少。此外,区域多数国家的废水收集与处理覆盖率仍较低(<40%),限制了含MPs废水进入集中处理系统的比例。在此背景下,广泛部署于缺乏污水基础设施地区的分散式废水处理系统(DEWATs)MPs去除率(14.2–53.6%)持续低于集中式WWTPs(50–96.8%)。据估算,曼谷现有的8座集中式WWTPs每日通过处理后出水向湄南河排放约20.4亿颗MPs颗粒。
垃圾填埋场作为塑料废物的核心储库,其产生的渗滤液可含高浓度MPs。若工程设计不当,垃圾渗滤液可通过直接排放或地表径流渗入地下水或输移至地表水。东南亚垃圾渗滤液中报道的MPs浓度与市政及工业废水相当。泰国与印度尼西亚采用物化与生物技术的渗滤液处理工艺实现了超过75%的MPs去除率。然而,即使处理后的渗滤液仍可能是不可忽视的MPs来源,例如印度尼西亚Galuga某垃圾填埋场报道的日MPs排放量高达80640±604.8 MPs/天。尽管如此,关于渗滤液来源MPs归趋的系统研究仍稀缺,特别是其通过直接排放、地下渗滤或径流过程向不同水系统转移的机理。
暴雨径流被确定为MPs进入水环境的主要路径,可 mobilize 陆地表面积累的、源自多样人为来源的MPs。地表径流代表了工业产生、建筑施工、农业应用、轮胎磨损及乱扔垃圾等来源MPs的优先进入路径。重要的是,陆地土壤可作为MPs的重要中间汇与转化区,颗粒在此累积、经历风化过程,并在强降雨事件中通过径流与侵蚀重新 mobilized 进入水生系统。泰国城市暴雨径流中检测到平均MPs浓度(>300 μm)为4.7±3.5 MPs/L,显著高于典型WWTP出水浓度。印度尼西亚高速公路径流中也观测到高浓度MPs(>1 μm,200–484 MPs/L),主要归因于轮胎磨损颗粒。鉴于该区域强降雨特征(年降水量通常1200–2700 mm),这些发现共同支持暴雨径流可能是东南亚水环境MPs输入主要贡献者的观点。然而,在流域与区域尺度量化暴雨径流路径MPs物质流的知识缺口依然巨大。
开放排水渠/沟渠而非封闭管网系统在东南亚被广泛用于将生活污水与暴雨径流输送至河流,构成了关键却常被忽视的MPs迁移路径。越南城市排水渠中报道的MPs浓度高达1482.0±1060.4 MPs/m3,约为几条主要河流的3个数量级,旱季污染负荷估计约623×10? MPs/天。作为未经处理生活污水的直接受纳体,这类排水渠成为城市淡水环境MPs污染热点。对比同流域内排水渠、西贡河及邻近海岸水的MPs浓度,发现排水渠中水平为河流与海水的2–3个数量级,结果一致。
区域内针对明确水系(如河流流域)尺度、整合多环境介质作为来源与路径的MPs负荷系统评估仍稀缺,仅有少数初步研究。柬埔寨金边湄公河及其支流的MPs入流与出流估算采用了野外观测结合简化质量平衡法。泰国湄南河下游应用质量平衡模型量化了各省MPs通量,考量了破碎、水-沉积物交换及季节变异性,估算湿季与干季向泰国湾的MPs日排放量分别为1.83×10?与1.60×10?百万颗。马来西亚开展了集水区多本地来源(包括通过径流与排水系统的干沉降、WWTP出水)相对贡献的评估,提供了区域内首个集水区尺度MPs进入路径的系统比较。当前研究受限于缺乏整合的大尺度源-汇MPs收支核算,且对复杂系统(尤其是城市集水区,其中多个人为来源、工程路径与环境汇非线性交互)的代表性不足。
3.4. 东南亚水体中MPs的时空动态与驱动因子
空间与时间分布格局是环境污染物(包括MPs)研究的核心,其将浓度数据从静态观测转化为可解释的环境动力学证据。这类格局捕捉系统异质性,反映水体间迁移过程与水文连通性,为溯源、暴露评估及风险评价提供关键背景。东南亚大量报道揭示了地表水中MPs显著的时空变异性,并在高度动态的气候与水文条件下探索了一系列环境与人为驱动因子。
区域内研究普遍揭示地表水MPs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城-乡梯度、河流系统上下游差异,以及高强度人类活动附近的局地热点。时间维度上,季节变异性报道最频繁,常与季风驱动的水文变化关联;潮汐周期、风暴事件相关的短期波动也日益受到关注。这些观测格局为探究水环境中调控MPs动力学的环境与人为因子提供了实证基础。
MPs的物理化学性质,包括粒径、形态、密度、聚合物类型及可降解性,被广泛认为是调控其在水系统中迁移与环境行为的内在因子。多项研究一致报道小粒径颗粒及低密度聚合物(如PE、PP、PET)构成的纤维状MPs主导东南亚地表水样品。这种普遍性不仅归因于其高产耗量,也源于其浮力与水环境中的高迁移性。MPs的可降解性(通过机械破碎与生化分解)进一步调节其环境行为。水温、pH、盐度、光照强度及微生物活性等环境条件可加速破碎并改变颗粒特征,进而影响空间分布与 temporal 变异性。部分研究尝试将这些环境因子与MPs时空格局关联,多采用相关与回归分析或多变量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然而,这些关系多为间接推断,研究间结论常不一致。通过整合受控实验室实验与野外观测、明确将降解过程与时空变异性关联的系统性评估仍十分稀缺。
人为活动是调控水环境MPs赋存与空间变异的主导外部控制因子。东南亚多项研究探讨了MPs丰度与人类活动代用指标(如开发强度、人口密度、土地利用特征)的关系。空间梯度,如城市-郊区-农村对比、流域内上下游趋势,是最常报道的格局。城市水网中观测到MPs污染梯度:废水>排水渠>河流>近岸与海洋水。多国与流域数据显示,地表水MPs浓度随开发强度增加而升高,支持了城市化及基础设施相关活动对MPs输入的调控作用。基于土地利用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工业与交通相关区域常关联较高MPs水平,其次为商业与居住区,农业区浓度相对较低。另有研究报道MPs浓度随距城市中心或点源(如垃圾填埋场)距离增加而降低,暗示了稀释、滞留或去除过程驱动的空间衰减。为阐明人为因子与MPs动力学的关联,多数研究依赖观测数据的简单时空比较与定性讨论。近年来,定量统计方法的应用呈增长趋势,如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分析(PCA)、冗余分析(RDA)及广义加性模型(GAMs)。
水动力条件,包括河流流量、流速及潮流,在调控内陆与近岸水体中MPs迁移、滞留及空间分布中起核心作用。流量状况影响MPs是局地滞留、向下游输移还是输出至受纳水体。河口与近岸环境中,潮汐混合通过促进双向迁移与跨空间梯度再分配MPs增加了复杂性,通常导致低潮期近岸水MPs丰度较高,可能源于贫MPs海水的稀释效应。洋流在调控悬浮MPs迁移与再分配中起主导作用,尤其在开阔海域。区域内少数研究尝试采用水动力建模方法模拟海中MPs粒子轨迹,这类模型通常纳入海流、风应力、水深及潮汐条件等海洋物理参数,并结合选定的颗粒特征(如颗粒密度/类型、释放量)。相比之下,针对内陆水体的MPs迁移水动力建模研究在东南亚极为有限。尽管水动力调控河流系统MPs行为的认知广泛存在,但定量整合流量数据或基于过程的水动力模型并结合MPs野外验证的研究仍然稀缺。因此,多数现有研究对水动力影响的推断源于MPs浓度的空间梯度或季节对比,而非显式的迁移分析。这一缺口凸显了需要先进方法以明确关联内陆水体中的水流条件、迁移动力学与MPs观测。
气象强迫,尤其是降水,对东南亚水体MPs的时间变异性影响显著,该区域热带季风系统导致水文条件的显著季节对比。雨季降雨驱动的径流可增强陆面与城市基础设施中MPs的 mobilisation,从而增加向河流、湖泊及近岸水的MPs通量。然而,MPs浓度的季节格局在研究间并不一致。部分研究报道湿季MPs浓度较低,归因于高流量下的水文稀释;另一些研究则报道雨季地表水MPs浓度升高,伴随颗粒粒径与形态分布的更显著季节动态,这可能源于极端降雨事件增强了已沉积颗粒的再悬浮,并改变了水柱内的聚合物组成与粒径分布。然而,降雨诱导再悬浮的实证证据有限,罕有研究结合水柱观测与水动力或沉积物迁移分析。除降水外,风速、太阳辐射强度等其他气象变量的影响在少数研究中被探讨,主要通过统计分析或纳入MPs追踪的水动力建模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南亚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已有充分记载,但区域对长期气候变率如何影响水生系统MPs的认知仍极度有限。近期研究提示全球变暖可能加速MPs的迁移性与毒性,这构成了东南亚MPs研究一个关键但尚未充分探索的前沿领域。
超越单驱动因子分析,少数研究采用创新整合方法评估多驱动因子的联合效应。Iskandar等人结合Hybrid Coordinate Ocean Model(HYCOM)与二维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模型,模拟了印度尼西亚68条河流输入MPs向海底的迁移过程。主要由降水控制的河流流量被确定为时间变异性的主要驱动因子,而人口密度与管理不善塑料废物比例决定了污染负荷。尽管未明确考量详细理化过程、潮汐强迫与季风流,该研究仍为印度尼西亚水体MPs管理与 mitigation 策略提供了初步但有价值的见解。Priyanto等人初步探索了应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河流MPs浓度,整合了多种环境驱动因子(如温度、降雨、日照)与人为指标(如GDP、人口、塑料废物管理)。在测试模型中,树算法表现出强劲的预测性能(R2高达0.838),凸显了数据驱动方法在捕捉复杂多驱动因子调控MPs动力学方面的潜力。
综上,东南亚水体中MPs表现出由颗粒属性、人为压力、水动力过程及季风气象共同塑造的显著时空变异性。尽管一致的空间梯度与季节格局被广泛报道,但多数驱动机制为间接推断,主要依赖简单的时空数据比较与相关分析。高级统计分析、基于过程的建模及机器学习驱动预测方法(尤其针对内陆水体)仍有限,极端事件与长期气候变率的作用认知不足。这些局限凸显了需要更整合、更稳健的方法以推进MPs动力学认知并支撑有效管理。人工智能(AI)与机器学习技术为解决东南亚微塑料污染相关的持续数据缺口与复杂环境交互提供了广阔前景。通过整合水文、气候、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变量,预测模型可估算MPs浓度、识别污染热点,并支撑预警与管理系统。这类方法在快速城市化且长期监测网络不足的地区尤为相关。近期展望进一步强调了AI赋能方案应对城市MPs可持续性挑战的迫切需求,指出数据驱动框架在支撑风险评估与循证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未来东南亚研究应优先发展基于标准化监测数据集的区域特异性AI模型。
3.5. 东南亚水体中MPs的风险意涵
MPs相关风险通常从两个互补视角评估:其一,MPs作为颗粒污染物,可通过生物摄入与/或吸收对人类与生物群产生直接风险,并沿食物链生物累积与生物放大;其二,MPs可作为其他化学污染物的载体,摄入后可能增强关联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与暴露水平。针对这些假设风险,区域研究主要聚焦三类评估方法:(1)提供不同水介质中MPs与痕量污染物(包括重金属HMs、痕量有机污染物及抗生素抗性基因)共存与关联的证据;(2)应用各类风险指数框架估算生态与环境风险或危害;(3)评估通过饮用水摄入MPs的人类暴露与潜在健康风险。
MPs表面吸附重金属已通过定性与定量方法广泛研究证实。定性证据常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能量色散X射线光谱(SEM–EDS)获得;定量评估则多采用化学提取与仪器分析方法。多项研究试图量化MPs对Cd、Cu、Cr、Ni、Zn、Pb、Ti等重金属的吸附容量。多数研究报道MPs可富集重金属至μg/g水平,富集因子较周边地表水、海水及废水高出数倍至三个数量级。然而,也有研究报道地表淡水中MPs对重金属的吸附水平较低,为ng/g级。
除重金属外,多环芳烃(PAHs)、多氯联苯(PCBs)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也在地表淡水系统MPs表面被检测到,浓度介于ng/g至μg/g。此外,研究从MPs中鉴定出广谱β-内酰胺酶(ESBL)基因,表明MPs关联微生物群落可能存在生物风险。部分研究报道了水生环境中MPs与痕量污染物的共存现象,并尝试检验MPs丰度与各痕量污染物间的相关性,但这些关系通常较弱或不一致。尽管有报道MPs上的化学富集可达三个数量级,但MPs的载体效应在水环境中不太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MPs摄入带来的增量化学暴露通常远小于整体化学摄取路径的总暴露。
多种生态环境指数被引入以评估水、土等环境介质中MPs的潜在风险,包括污染负荷指数(PLI)、聚合物危害指数(PHI)、潜在生态风险指数(PERI)及风险商(RQ)。PLI是最常用的指数之一,通过整合多种污染物贡献计算单一度量,以所有单个污染物相对于环境背景或基线水平的几何均值量化整体污染。但PLI未明确考量不同聚合物组成的毒性差异。为弥补此缺陷,PHI纳入了聚合物特异性危害分值,基于聚合物毒性与丰度提供了更适宜的MPs相关生态风险评估指标。PERI结合了PLI与PHI的特征,同时考量污染水平、特定聚合物毒性及环境背景水平。现有研究报道的生态风险水平因采样位置与评估框架而异,不同指数间常存在不一致。例如,泰国湄南河MPs研究中,PLI值相对较低(4.51–8.26)但PERI值较高(71.7–6859.6);泰国东部海水则呈现高PHI值(247.2–487.6)与低PLI值(1.0–1.7)。这种差异可能归因于低浓度高危害聚合物(如聚氨酯PU、聚氯乙烯PVC)的存在,其在毒性加权指数中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因此,建议联合应用多种风险指数,以提供全面稳健的MPs生态环境风险评估。仅有少数研究应用RQ法评估水生环境MPs风险,该方法通过比较MPs实测环境浓度与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通常源自目标污染物的物种敏感性分布SSD曲线)进行计算,广泛用作评估环境污染物潜在生态或人体健康风险的筛查工具。区域内海水与地表水MPs的RQ值报道范围为0.06–0.57(<1),表明调查条件下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较低。
为评估MPs直接人体暴露,东南亚有限研究报道了通过饮用水摄入的估计日/年摄入量(EDI/EAI)。马来西亚与泰国通过自来水或饮用水摄入的EDI值报道范围为0.068–0.201 MPs/kg·天,且婴幼儿的暴露风险显著高于其他人群组。通过整合暴露剂量与聚合物特异性毒性信息,可进行MPs定量风险评估。例如,印度尼西亚针对 refill 瓶装水PET摄入的非致癌风险评估显示,基于检测到的PET摄入速率210 mg/kg·天及美国EPA提出的PET微粒参考剂量(RfD)0.0004 mg/kg·天,风险表征值达5.25×105,远超阈值1,表明 refill 瓶装水消费存在严重的潜在健康风险。
然而需注意,这些初步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主要考量单一MPs聚合物作为化学实体的毒性,未明确考量真实环境中复杂的异质性聚合物组成,也未充分考量颗粒特异性特征(如粒径分布与比表面积),而这些因素可显著影响MPs的生物可利用性与毒性。鉴于MPs相关风险的多维性,风险评估框架应适配以整合多效应机制,包括混合聚合物组成、粒径分布及表面性质。迄今为止,这类整合的、颗粒分辨的风险评估方法尚未在东南亚区域开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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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未来方向
本综述系统整合了东南亚水生环境中MPs的赋存、动态及风险意涵的现有知识,明确了制约系统认知与有效管理的关键缺口。现有研究表明MPs污染在该区域所有主要水生介质中普遍存在,且带有显著的人为印记。尽管报道的MPs浓度与全球水平大体可比,但饮用水与废水中的高污染水平揭示了废物管理、监测与监管控制的持续短板。
尽管基线数据量不断增长,报道MPs浓度的显著变异性反映了方法学的不一致性、对小粒径颗粒检测能力的不足及特定水环境覆盖的不充分。这些局限削弱了跨研究可比性与区域风险评估的稳健性。相比之下,不同水介质中优势MPs形态、颜色及聚合物类型的持续出现,指向了反复出现的、系统性的污染源。这要求研究从描述性评估转向主导来源与迁移路径的定量识别,这对设计有效的、预防性的、靶向源的管理策略至关重要。
在系统层面,当前量化MPs物质流的努力仍呈碎片化。尽管已有初步的源-径-汇分析报道,但整合的源-汇收支核算——尤其是针对复杂的城市集水区——基本缺失,限制了预测能力与决策相关性。同样,尽管MPs分布的显著时空变异性已被广泛记载,但多数解释依赖相关分析,提供的机理性洞察有限。未来研究应优先发展先进的数据驱动研究与模型,明确量化人为压力、水动力过程及气候强迫对MPs迁移归趋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对极端事件与气候变化高度脆弱的区域。
这些知识缺口进一步传导为MPs风险评估的巨大不确定性。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凸显了MPs作为颗粒胁迫因子及共存污染物载体的潜在风险,但多数现有评估框架未能充分反映MPs的独特属性与环境行为。推进东南亚风险评估需要发展颗粒分辨的框架,纳入聚合物组成、粒径分布及多暴露路径,以更好表征真实世界条件。
总体而言,应对东南亚MPs污染需要从描述性监测向系统层面、数据驱动及风险知情的研究框架协同转变。关键研究优先级包括:(i)建立东南亚统一的监测与报告规范;(ii)开展主要集水区的定量源-汇物质流分析;(iii)开发AI赋能的数据驱动模型,以预测气候变化与水文条件下的MPs迁移;(iv)推进颗粒分辨的风险评估框架,支撑循证管理与政策制定。这些进展不仅对提升科学认知至关重要,也是支撑可持续水管理、保障这一全球环境与社会经济最具活力区域的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制定循证政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