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经济、政治和环境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些不确定性影响着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存。在水资源安全框架下,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对于重新思考共存、关怀、民主及生态持续性等议题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和政治生态学领域,人们开始质疑当前的生态不确定性,环境紧急状况与社会结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模式紧密相连[[1], [2], [3], [4]]。加布里埃拉·维拉-科尔特斯与赫苏斯·曼努埃尔·马西亚斯-梅德拉诺在研究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环境灾难时指出,这类灾难“不应仅从具有破坏性的自然或人为现象角度来定义,而应从与之相关的人类后果出发”([3]:1),这些后果源于不均衡的生产发展模式、社会再生产方式以及空间设计。
面对洪水等灾难的脆弱性,会受到空间、历史、政治进程以及文化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性别、社会资本以及种族和文化背景方面的不平等现象[[4], [5], [6], [7], [8], [9], [10]]。从人类学视角来看,苏珊·A·克雷特与马克·纳托尔[11]强调了当地社区与不同学科之间协作在理解并缓解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与气候变化现象相关的当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紧急状况会与社会结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关系相互作用。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现象发生在与权力关系、社会经济体系及基础设施紧密相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3], [12], [13]]。这种分析视角拓宽了我们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危机如何理解的范畴,也让我们思考在当前社会生态不确定性之下,有哪些解决方案能够促进更具民主性的共存方式。另一方面,与多重危机相关的紧急状况能够“揭示”([14], 第40页)与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相关的社会环境不确定性,以及实现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在探索替代方案的过程中,“基于关怀的生态学”这一框架为在多重危机背景下实现民主共存提供了方向,它着眼于超越封闭逻辑的自下而上的共存进程[[15], [16]]。
查拉兰波斯·察夫达罗格鲁与玛丽亚·凯卡[17]提出了“关怀景观”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在危机期间开展集体关怀的可能性,这种关怀能够转化为公共化进程,从而提升人们的能动性,并在社会孤立的不稳定情境中推动社会包容与正义。紧急状况会在灾难发生前、期间及之后引发各类集体行动。虽然已有部分关于灾难后果的政策制定与研究,但在注重自下而上动力及当地社区需求的灾难预防方面仍存在不足。汤姆·休斯顿、汤姆·鲍尔、艾伦·韦里蒂与安德鲁·R·布莱克[8]在关于洪水指标、减灾措施及预防策略的研究中指出,目前存在预防方面的缺口。休斯顿等人[8]将预防视为一个连续体,其与灾难的脆弱性因素及减灾措施密切相关。此外,洪水与天气紧急状况也可以从预防的角度来审视,即考虑在与权力关系及动态相关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应采取的治理方式[14]。预防还包括在紧急状况发生前、期间及之后应对灾难的各种方法,涉及监控机制、与未来相关的规划以及组织架构。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研究了在多重危机背景下,特别是在洪水频发情况下,围绕水资源的公共化实践,重点关注希腊的社区层面应对措施。通过将洪水事件置于其社会历史背景之中,本文发现了那些重新塑造关怀关系、基础设施及适应能力的新兴自下而上实践。借助正在进行的博士研究的实证资料,结合政治生态学与社会运动研究,本文提出了两个核心论点:首先,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必须通过特定地区的社会历史动态来理解;其次,当地社区与社会运动在应对环境与政治不确定性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最终,本文认为,以关怀为导向的预防措施以及以公共资源为导向的实践,对于在生态不稳定环境下重新思考水资源安全问题以及拓展民主共存的可能性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