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Trusted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referred Delivery Methods for Soil Indicator Information Among Farmers, Advisors, and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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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行业投入已推动支持农户生产实践(含土壤管理)的信息传递。教育与推广活动至关重要,多元信息源被用于支撑可持续粮食生产的决策。尽管如此,关于澳大利亚农户及支持性利益相关者(含顾问与研究人员)获取土壤指标信息的实际与偏好渠道仍存在知识缺口。本研究探讨不同农业经
广泛的行业投入已推动支持农户生产实践(含土壤管理)的信息传递。教育与推广活动至关重要,多元信息源被用于支撑可持续粮食生产的决策。尽管如此,关于澳大利亚农户及支持性利益相关者(含顾问与研究人员)获取土壤指标信息的实际与偏好渠道仍存在知识缺口。本研究探讨不同农业经营类型(肉牛、谷物、肉羊)中农户与行业利益相关者获取土壤指标信息的现状与偏好源。数据通过20项问卷调查收集,回收有效问卷265份(农户156份、顾问72份、研究人员37份),以了解其当前接收渠道、偏好源及支撑农作实践的土壤指标信息源间关系。结果显示:农户虽从多源获取土壤信息,但偏好经行业顾问(含研究人员)、农户/种植者/生产者团体、农艺师与咨询员,以及田间日(field days)、农场走访与观摩、教育培训等行业活动获取;土壤健康信息须由可信个人与组织以可发现、易懂、可获取、可用的方式传递,优先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和联结实现个性化信息交换。相比之下,顾问与研究人员未显现明确偏好源。数字时代在线渠道虽增,但本研究未发现农户与此类方式存在强关联。研究凸显可信行业中介在土壤指标信息传递中的关键作用,指明未来应优先赋能顾问与研究人员以优化其对农户的土壤健康信息投递。
研究背景方面,土壤指标(soil indicators,即可量化的土壤或植物属性,含物理、化学、生物及形态学特征)是全球评估土壤健康与功能的核心测量项,对农户土壤管理决策及动植物生产结果改善具有直接价值。澳大利亚土壤生态系统年贡献国民经济约9300亿澳元,但气候变化、集约农艺、城市化与工业化正导致土壤质量下降,使土壤健康与可持续性成为土地管理者与行业利益相关者的焦点。现有推广(extension)与教育研究多证实互动式、实践主导(practice-led)与同伴学习能促进行为改变,但关于农户“实际与偏好”土壤指标信息源的共识缺失,尤其跨经营类型(肉牛、谷物、肉羊)与跨角色(农户、顾问、研究人员)的比较研究不足,形成知识缺口。
研究人员于2023年9月至2024年1月开展横断面调查,采用便利抽样(availability sampling)通过澳大利亚各州种植者团体、科研机构、政府推广人员及社交媒体招募265名受访者(农户156人、顾问72人、研究人员37人),覆盖维多利亚、西澳、新南威尔士与南澳主要农业区;农户按主营企业分为肉牛、谷物、肉羊三类,混合经营按主业归类。仪器为自编20题Qualtrics问卷(含李克特量表、多选与自由文本,信度KR-20α=0.74/0.63),用SPSS 31进行卡方独立性检验与Cramér's V效应量分析(α=0.05)。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知识水平(Knowledge of Soil Indicators)显示61%农户为中等知识,顾问与研究人员多自评高知识,χ2(4,N=228)=41.14,p<0.001。实际信息源(Actu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中,农户较顾问与研究人员显著更多从地方政府推广员(χ2=27.01,p<0.001,V=0.345)、行业顾问/企业(χ2=26.15,p<0.001,V=0.339)、研究人员(χ2=25.13,p<0.001,V=0.333)、种植者团体(χ2=15.97,p<0.001,V=0.265)、教育培训(χ2=13.54,p=0.001,V=0.244)、亲友(χ2=12.44,p=0.002,V=0.234)、农艺师/咨询员/牲畜代理(χ2=11.32,p=0.003,V=0.224)及田间日/农场走访(χ2=7.59,p=0.022,V=0.183)获信;谷物农户比牛羊农户更依赖研究人员、行业顾问与农艺师(χ2分别17.71/11.27/8.85,p<0.05)。偏好源(Preferred Sources of Information)上,农户显著偏好研究人员(χ2=15.29,p<0.001,V=0.261)、种植者团体(χ2=12.96,p=0.002,V=0.240)、田间日/农场走访(χ2=12.30,p=0.002,V=0.234)、农艺师/咨询员(χ2=11.93,p=0.003,V=0.230)、教育培训(χ2=7.03,p=0.030)、报告/杂志/手册(χ2=6.67,p=0.036)与亲友(χ2=6.02,p=0.049);肉牛农户显著更偏好种植者团体(χ2=6.17,p=0.047)。顾问与研究人员在实际与偏好源上均未现显著角色关联。Cramér's V对比显示农户对亲友等源的偏好关联弱于实际接收关联。
讨论部分指出,农户接收源广度高于顾问与研究人员,因后者分别为知识中介与知识生产者;农户偏好面对面专家互动与实践主导投递,符合信息觅食理论(Information Foraging Theory)下对复杂信息的意义建构;数字渠道虽成本优但农户对其信任与个性化不足,未见强关联,提示在线投递须嵌入可信源与人际语境;顾问与研究人员因自身知识高且多为内容创造者,故无显著偏好模式,但作为关键中介需被赋能以优化对农户传递。研究局限为便利抽样致角色样本不均与潜在响应偏倚;未来方向含追踪信息用于决策的路径及AI辅助传递。
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探讨农户、顾问与研究人员关于土壤指标信息的实际与偏好源。结果发现澳大利亚农户从多类高信誉源获信,其中多数亦为其偏好源;可信源与投递方式对依赖专业人员及时信息支持的农户至关重要,通过顾问投递及田间日、农场走访等人际互动不可或缺。这指引未来信息投递须兼顾内容与“由谁以何方式递送”,个性化参与联结是核心。数字源须对齐可信、经验化、个性化偏好。顾问与研究人员虽多源获信但无特定源关联,鉴于其作为可信中介之角色,支持其优化对农户土壤健康信息投递为要务。AI等新技术可梳理信息接入、助土壤健康信息落地农田实践。
(全文刊于《Sustain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