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Opinion in Insect Science》:Predicting outcomes and ecosystem impacts of classical weed bio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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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预测杂草生物防治成效是理想的,因为开发新项目可能成本高昂且成功无法保证。在本综述中,研究人员概述了天敌和杂草目标选择方面的进展如何在不损害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项目效率。借助分子和建模方法(包括植物-昆虫基因型匹配和气候匹配)的进步,对候选天敌影响和寄主专一
可靠预测杂草生物防治成效是理想的,因为开发新项目可能成本高昂且成功无法保证。在本综述中,研究人员概述了天敌和杂草目标选择方面的进展如何在不损害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项目效率。借助分子和建模方法(包括植物-昆虫基因型匹配和气候匹配)的进步,对候选天敌影响和寄主专一性的更好预测推动了天敌选择。在认识到敌人释放假说(Enemy Release Hypothesis)无法解释所有植物入侵后,研究人员对预测生物防治成效重新产生了兴趣。由于经典杂草生物防治预计在敌人释放显著促进入侵成功时最为有效,识别由敌人释放促进的入侵应能改善杂草生物防治成效的预测,并为按杂草目标排序的优先系统提供依据。尽管对成功杂草抑制后生态系统恢复的研究仍有限,但人们日益认识到,仅靠杂草抑制并不总能恢复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还需要额外干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在大规模实施时可能不切实际或成本过高。然而,生物防治的益处可能在入侵程度较轻的地区更大,因为这些地区的恢复效果通常更好。因此,更主动地使用生物防治,在入侵曲线早期针对杂草,应能带来更多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引言**
能够可靠预测杂草生物防治成效是理想的,因为新项目的时间投入和研发成本可能很高,但并非所有释放的天敌和所有完成的项目都能产生显著效益。例如,澳大利亚约69%的项目成功或部分成功,全球175种目标杂草中有65.7%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尽管新西兰和其他国家报告了杂草生物防治项目优秀的总体成本效益比,但由于成功无法保证,利益相关者可能不愿资助生物防治项目,且对未预测的非靶标影响的担忧持续存在,尽管缺乏证据支持。有证据表明,开创性项目的成功可预测其他地区针对同一目标杂草的重复项目的成功,然而,由于生态背景不同,在一个地区成功的生物防治天敌可能在另一个地区被拒绝。本综述总结了与预测天敌功效、目标杂草对生物防治的敏感性以及新型目标杂草的生物防治天敌寄主专一性相关的最新进展。
**预测生物防治天敌的影响与天敌优先排序**
文献综述有时可识别有前景的天敌,避免在原生范围进行广泛调查的需要。更常见的是,从业者在杂草原生范围内调查天敌,并使用多种方法对候选天敌进行优先排序以进行进一步研究。建模技术可预测目标杂草和候选天敌的潜在分布,有助于缓解气候不匹配等问题。例如,大叶相思(Acacia auriculiformis)的预测分布范围预计将超过其天敌Trichilogaster sp. nov.的范围,表明可能需要具有不同气候耐受性的额外天敌以实现广泛控制。整合分类学比较入侵和本地植物种群,以识别入侵谱系的来源种群,从而定位协同进化的天敌。随着分子方法变得更为经济,这种遗传匹配方法现已常规用于识别入侵植物谱系的起源。在此基础上,大约20年前率先提出了同时比较寄主植物和候选天敌基因型以识别共适应候选天敌的方法,后续研究证明了其价值(例如,Box 1)。天敌来源匹配的重要性由甲虫Calomela intemerata(大叶相思的候选天敌)说明,当甲虫也来自昆士兰而非北领地时,其对来自昆士兰的植物造成的损害更大。最近,提出了一种将生态调查与分子筛选相结合的迭代框架,以帮助优先排序候选天敌和调查区域,具有识别有前景的植食性昆虫、发现隐存种以及提高生物防治项目安全性和成本效益的潜力。相关性预测因子也可辅助天敌优先排序。来自新西兰项目的数据集显示,在原生范围内造成高损害的天敌通常在引入范围内也具有影响,而受到与密切相关的“本地类似种”共享的寄生蜂介导的表观竞争影响的天敌通常无法抑制目标杂草。仅攻击繁殖结构的天敌单独使用时也不太可能减少杂草种群。一项全球分析同样发现繁殖取食者的成功率低,并表明影响随取食类群、生态位、生活史和分类学等特征而变化。关于天敌类群的矛盾发现表明,在多样化的植物生活史策略范围内平均各类群的影响可能产生误导性预测。例如,吸食类群全球成功率较高,但在新西兰总体表现不佳,这种对比主要是因为许多成功项目针对的是仙人掌,而新西兰并非生物防治的重点。因此,尽管此类相关性可指导天敌选择,但应谨慎解释。原生范围的经验研究也可量化预期天敌的影响。例如,笼养昆虫排除实验显示,介壳虫Anomalococcus indicus显著降低了Vachellia nilotica subsp. indica植物的生长和存活率。类似地,对两种钻根蛾Pyropteron spp.的实验表明,两者均降低了目标植物的表现,但组合时无加性效应。南非基于实地的新型寄主专一性和功效研究针对澳大利亚的两种入侵巨型鼠尾草(Sporobolus spp.)识别了潜在生物防治天敌。对与两种目标杂草同域生长的47种禾本科植物的调查确定了三种内寄生蜂为寄主专一性,而功效评估将一种未描述的茎钻蛀Tetramesa种确定为最具破坏性的候选者。种群统计模型可进一步引导天敌选择。例如,模型预测,降低老营养阶段的存活率或延迟成熟可有效抑制矢车菊(Centaurea spp.)。植物代谢组可强烈影响天敌影响。石楠甲虫Lochmaea suturalis在新西兰最初表现不佳与低叶片氮含量有关,且与升高的防御化合物相关。施用肥料增加了初级代谢物(包括氮基氨基酸),同时减少了大多数苯丙烷类(一种防御性次生代谢物组),从而增加了甲虫产卵量、成虫体重,并加速了石楠的落叶。比较本地和入侵杂草种群的营养状况因此可识别不匹配,使从业者能够制定干预措施或针对气候和营养匹配的来源区域以获取适应天敌。最近几项研究考察了大气CO
2浓度升高如何影响生物防治结果,但结果仍不一致,且似乎取决于天敌类群和目标杂草。这对天敌和杂草优先排序具有重要影响,凸显了对预测框架的迫切需求。
**预测天敌寄主专一性**
足够的寄主专一性是选择杂草生物防治天敌的基本要求。对非靶标影响的担忧仍是怀疑杂草生物防治的主要来源,尽管现代项目造成严重、持久非靶标影响的风险极低。此外,由于改进的测试规程和监管,释放天敌攻击非靶标植物的比例随时间下降。然而,最近报道了全球第五例已知的、对在寄主范围测试中包括并被认为无风险的植物物种的意外攻击案例。在库克群岛拉罗汤加,百香果(Passiflora rubra)的生物防治天敌Heliconius erato cyrbia的幼虫被观察到取食鸡蛋果(P. edulis)幼苗。叶片异形性解释了非靶标攻击(图2),表明如果异形植物仅在一个生长阶段进行评估,寄主范围测试可能具有误导性。植物系统发育亲缘关系仍是非靶标风险的强预测因子,新的改进改善了测试植物选择。然而,植物系统发育并未完全解释Galerucella birmanica(北美菱角Trapa natans的候选天敌)的取食和产卵偏好,而同属Galerucella物种的寄主关联更好地预测了基础寄主范围。这种模式与“振荡假说”一致,该假说认为寄主专化不一定是一个进化“死胡同”,因为寄主扩展可在进化时间尺度上发生,随后在不同(有时系统发育上遥远)寄主上重新专化和物种形成。尽管主要寄主转移到新植物科是罕见的大进化事件,但“预适应”到祖先寄主植物可能解释某些类群随后的寄主转移。类似的框架已针对专性生物营养病原体(如锈菌)提出,其中寄主转移可能比先前假设的发生更快。这些发现表明,考虑候选天敌近缘种的寄主关联可能有助于避免“生态意外”,例如对意外寄主的附带取食损害,以及意外寄主转移的可能性。种群统计模型可通过权衡非靶标取食与预期种群水平影响来进一步指导决策。如果种群生存力不受威胁,尤其是当无其他控制方案时,有限的非靶标损害可能是可接受的。在此类情况下,拒绝生物防治可能使未受控制的杂草扩散,造成比低风险非靶标影响更严重的整体生态危害。尽管近期环境安全研究集中于寄主专一性,但最近在新西兰发现金雀花木虱Arytainilla spartiophila可传播植物病原体Candidatus Liberibacter europaeus(Leu)。Candidatus Liberibacter spp.不可培养,且在分子诊断技术可用之前未知。尽管Leu在新西兰仅检测到存在于目标杂草金雀花(Cytisus scoparius)中,未来使用木虱的项目应筛查Candidatus Liberibacter spp.,因为存在向非靶标寄主传播疾病的风险。更广泛地说,昆虫微生物组研究可提高功效和安全性,因为微生物可强烈影响昆虫表型可塑性。例如,能够代谢植物防御化合物的特定核心微生物可能促进对新寄主的利用,这是寄主范围扩展的关键第一步。
**杂草敏感性、目标杂草优先排序与生态系统响应**
生物防治天敌的杂草抑制可带来重要的生态系统效益,包括本地植物区系的恢复以及严重退化的水生食物网中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此类收益可能无法通过传统控制实现。例如,当Lochmaea suturalis控制新西兰中央高原的石楠Calluna vulgaris时,本地植物区系得以恢复,而同等效果的除草剂控制将成本高昂且对本地双子叶植物造成不可接受的非靶标损害。然而,并非所有项目都成功,要实现杂草抑制,需要足够的生物防治影响,这与几个目标植物预测因子相关。对无性繁殖植物的影响往往更高,可能是因为有性繁殖物种更可能进化出对专性天敌的一定抗性,如最近对紫薇(Lythrum salicaria)的报道。尽管如此,生物防治可成功针对具有不利预测因子特征的“困难”杂草。已经开发了结合这些预测因子与杂草重要性度量的优先排序框架,确保“困难”杂草仍可排名靠前,前提是其损害足够大,以至于可能较低的生物防治影响可被那些影响的更大潜在收益所抵消。尽管专性天敌在引入范围内通常缺乏,但敌人释放假说并未解释所有植物入侵。许多入侵生态系统已受到栖息地丧失和干扰的影响,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入侵“乘客”杂草受益于而非驱动群落变化。对于适应干扰的物种,仅靠生物防治可能不足以完全缓解影响。在新西兰人工林林业中,醉鱼草(Buddleja davidii)迅速定殖于皆伐区域,需要在种植后最初几年内进行控制。生物防治天敌Cleopus japonicus可严重脱叶醉鱼草,但定殖皆伐林分和建立足够影响种群的速度缓慢,难以对林业产生实质效益,因此仍需除草剂。对干扰的响应也可能解释为何生物防治对在其原生范围内具有杂草性的入侵植物效果较差。例如,金雀花(Cytisus scoparius)在欧洲可能因不加区分地使用火烧清除林分而变得具杂草性,这也消除了竞争植被,使密集的金雀花林分从种子库更新并在大多数天敌重新定殖前达到繁殖成熟。释放后监测仍被忽视且资金不足,限制了预测未来项目生态系统结果的能力。尽管如此,对入侵杂草控制结果(包括生物防治,见Box 2)的研究表明,杂草抑制并不能保证生态系统恢复,结合生物防治与主动恢复措施的综合方法可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结论**
尽管杂草生物防治是一种长期建立的管理工具,但近期的理论和实践进展正在改善天敌和目标选择,从而带来更可预测的结果和更高的环境安全性。随着成本下降,分子分类学现已常规化,而已经稳健的寄主专一性测试规程可通过考虑异形性和候选天敌近缘种的寄主关联进一步细化。未来主要的不确定性是人为气候变化。尽管建模工具可预测气候变化下杂草和天敌分布的转移,但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例如关于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对寄主植物质量的影响。这对天敌和目标优先排序具有影响,凸显了对预测框架的迫切需求,并表明研究植物代谢组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杂草抑制与生态系统恢复之间的时间滞后也带来挑战,因为可用于预测未来项目的定量研究很少。在某些情况下,当可预期替代杂草时,可在单个项目中针对多种杂草物种。遗留效应,如升高的土壤氮,可能在杂草抑制后持续很长时间,需要足够长期的监测以检测生态系统恢复。最后,更主动地使用生物防治,在入侵曲线早期、广泛退化发生之前针对杂草,应能减少杂草影响和管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