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Climate Adequacy and Market Risk: Are They Relate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Equity Market Before and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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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级,特别是环境评分(E-score),正日益成为金融稳定和资本配置决策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调查了企业环境绩效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市场风险通过在险价值(VaR)和预期短缺(ES)衡量,这两者是审慎银行框架中用于评估市场风险和确定资本要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级,特别是环境评分(E-score),正日益成为金融稳定和资本配置决策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调查了企业环境绩效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市场风险通过在险价值(VaR)和预期短缺(ES)衡量,这两者是审慎银行框架中用于评估市场风险和确定资本要求的关键指标。研究人员还探讨了这种关系在《巴黎协定》之后是否发生了变化,并研究了企业在金融压力时期的行为。利用2008–2022年期间STOXX欧洲600指数中的公司样本,研究人员发现,较高的E-score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随时间显著变化,在《巴黎协定》之后变为负相关。此外,E-score较高的企业在市场压力时期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能更快调整回冲击前的状态。这些结果表明,银行、投资者和资产管理人应将投资组合重新定向至环境可持续资产,以增强市场韧性和绩效。然而,最具创新性的贡献在于政策制定者和银行监管机构。较高的环境绩效与较低的监管市场风险之间的一致联系,为当前关于可持续性相关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反映在审慎监管中的辩论提供了依据,包括绿色支持因子等提案。此类机制可鼓励银行在保持稳健风险管理标准的同时,将更多信贷分配给环境可持续活动。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金融市场经历了结构性、监管性、技术性和社会性变革,资本流逐渐转向可持续性目标。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被系统纳入机构投资指令,可持续金融分类法、强制性非财务披露框架、气候相关报告要求和央行气候压力测试等监管举措增强了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透明度。然而,环境绩效如何转化为可量化的金融风险,尤其是通过审慎框架的视角,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在审慎监管中,银行使用在险价值(VaR)和预期短缺(ES)作为核心指标来评估市场风险和确定资本要求。如果环境因素系统性影响企业风险状况,则可能影响资本要求的设定和信贷分配。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三个研究问题:(1)环境绩效(E-score)是否与企业市场风险相关?(2)这种关系是否受气候相关监管发展(特别是《巴黎协定》)影响?(3)不同环境绩效水平的企业在正常和金融压力时期的表现如何?
**研究内容与结论**
该研究发表于《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研究人员使用2008年1月4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STOXX欧洲600指数中的596家公司样本,以伦敦证券交易所数据与分析公司(LSEG Data & Analytics)提供的E-score(0-100分)衡量环境绩效,将企业按E-score分为四组,重点关注最高(E1)和最低(E4)四分位数。研究人员计算了这些子样本的VaR和ES,并分别分析了《巴黎协定》签署前后(2015年12月12日为分界点)的时期。主要结论包括:(1)环境绩效与市场风险的关系随时间变化:在《巴黎协定》前,E-score较高的企业(E1)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水平;在《巴黎协定》后,这种模式逆转,E1企业的VaR和ES更低。(2)在金融压力时期(如COVID-19大流行后期、2022年能源价格冲击和乌克兰战争爆发),E1企业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能更快从负面冲击中恢复。(3)后《巴黎协定》时期,E1企业的市场风险下降幅度大于E4企业,表明《巴黎协定》作为监管催化剂,强化了环境绩效与风险之间的负向联系。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为银行、投资者和资产管理人提供证据,表明将投资组合转向环境可持续资产可增强市场韧性;更重要的是,为政策制定者和银行监管机构提供了关于绿色支持因子等机制讨论的实证依据,表明环境绩效与更低监管市场风险相关联,可能影响资本要求的校准。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三种方法计算VaR和ES:基于等权移动平均的参数模型、基于指数加权移动平均(EWMA)的参数模型以及历史模拟法。置信水平设为95%和99%,滚动窗口为1年(每日观测)。为评估模型准确性,应用了Kupiec(1995)无条件覆盖检验和Christoffersen(1998)条件覆盖检验,以及Lopez(1997)的二次损失函数。样本来源于STOXX欧洲600指数,数据覆盖2008年至2022年,共计3914个交易日。企业按过去5年(2018-2022)的平均E-score分为四分位数,只考虑第一(E1)和第四(E4)四分位数,以构建市场资本化加权指数。
**研究结果**
**5.1 VaR和ES分析**
通过比较整个STOXX欧洲600指数以及E1和E4子指数的年度平均VaR和ES,研究人员发现:2008-2016年(除2014年外),E1的VaR普遍高于E4;2017年后,除2020年外,E4的VaR逐渐超过E1。在《巴黎协定》前后子时期对比中,E1的平均VaR从协定前的3.17%(参数等权模型)降至协定后的2.39%,而E4仅从2.67%降至2.46%,表明E1的风险降幅更大。ES分析结果与VaR一致,支持假设H2(《巴黎协定》后,环境绩效较好企业的市场风险下降更多)。年度数据表明,2021年和2022年(COVID-19后期和俄乌战争)E4的风险更高,支持假设H3(环境绩效较高的企业在金融压力时期风险更低)。但2020年初期结果相反,可能由于大型全球化企业(多为E1)在疫情初期受影响更大,且环境评分当时未被视为有效对冲工具。
**5.2 风险阈值突破事件**
通过Lopez二次损失函数分析VaR和ES突破事件,研究人员发现:在《巴黎协定》后,E1企业在突破事件中的平均损失严重程度低于E4,表明高E-score企业能更有效地吸收极端损失。例如,参数等权VaR模型下,E1的损失函数值从协定前2.84%降至协定后1.94%,而E4仅从1.93%降至1.87%。ES结果类似,且E4在协定后的尾部损失增加更明显,强化了E4企业在极端下行情景中的脆弱性。
**5.3 回溯检验(Kupiec和Christoffersen检验)**
Kupiec检验显示,在95%置信水平下,大多数模型的观察突破率与名义水平一致,表明风险度量具有统计有效性;在99%水平下,模型倾向于保守(突破数过少)。Christoffersen检验进一步揭示,使用EWMA参数模型时,E1子指数在《巴黎协定》前后均通过检验,而E4未通过,表明E1企业在市场冲击后能更快恢复至正常风险状态,而E4企业处于高风险状态的时间更长。这一差异在《巴黎协定》后更为显著,支持了环境绩效作为风险缓冲的观点。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支持了环境绩效与市场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在《巴黎协定》后增强,并且高E-score企业在金融压力时期展现出更强的韧性。这些发现为银行、投资者和资产管理人提供了将环境可持续资产纳入投资组合以降低风险的依据。对于政策制定者和银行监管机构,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环境绩效可能包含与资本要求校准相关的信息,但尚不足以单独证明差别化资本要求的合理性,因为审慎校准需考虑更广泛的因素。研究结论部分重申:在《巴黎协定》后,环境绩效较高的企业(E1)表现出更低的VaR和ES,且在金融压力时期更具韧性,更快从冲击中恢复。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环境绩效与审慎风险测量和资本要求直接联系起来,为绿色支持因子等提案的讨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局限性包括未考虑行业、企业规模和年龄的异质性,以及企业气候绩效可能受治理变量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这些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