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报告中的企业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来自澳大利亚矿业行业的证据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Corporate Indigenous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th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Evidence From the Australian Mining Industr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1日 来源: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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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压力日益增加,本文探讨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可持续性报告中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披露的程度和性质。研究人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和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研究了大型澳大利亚矿业公

  
鉴于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压力日益增加,本文探讨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可持续性报告中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披露的程度和性质。研究人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和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研究了大型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如何披露其与原住民社区的互动。研究人员对涵盖24年(2000–2024年)的462份年度报告进行了内容分析,以探索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上市的前20家矿业公司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披露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关于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披露发生了明显演变,尤其是在2007–2010年的矿业繁荣期间。公司已从主要关注业务成果转向强调对原住民健康、教育、就业和土地权利的承诺。这一转变反映了对社会责任认识的提高,以及通过植根于文化的叙述来建立和维持合法性的有意努力。研究结果为未来关于原住民参与实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有助于更广泛地讨论企业自愿报告如何受不断变化的社会期望影响。研究结果对寻求提高矿业部门参与标准的学者、政策制定者、活动家和行业从业者具有参考价值。研究结果展示了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合法性关切如何塑造企业行为,强化了原住民参与作为公司更广泛社会契约和对利益相关者问责的一部分的作用。
**论文解读:可持续性报告中的企业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来自澳大利亚矿业行业的证据**

**研究背景、现存问题与研究动机**

在澳大利亚,矿业活动长期位于原住民传统领地上,约60%的矿业作业毗邻原住民社区。原住民作为传统土地所有者,其文化、精神与生计与土地深度绑定,但矿业开发带来的环境退化、文化遗址破坏、健康风险等问题对其形成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尽管澳大利亚已通过《原住民所有权法》(Native Title Act 1993)、《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等法律框架承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并出台了“和解”(Reconciliation)与“缩小差距”(Closing the Gap)等政府倡议,但矿业公司与原住民社区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历史殖民遗留的结构性压迫依然存在。例如,BHP在皮尔巴拉地区摧毁86处重要文化遗址的事件引发了广泛批评。学术界对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性利益相关者参与,而对矿业公司如何具体披露其与原住民在健康、教育、就业、土地权利等领域的互动实践缺乏深入实证探讨。现有企业社会责任(CSR)研究偏重管理层披露动机,且常以非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如员工、非政府组织、媒体)为视角,忽视了原住民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独特地位。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的双重视角,系统考察澳大利亚大型矿业公司在24年期间(2000–2024年)可持续性报告中披露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度、性质及其演变路径,以填补CSR文献中关于原住民参与披露的空白。

**研究内容与结论意义**

研究人员对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上市的前20家矿业公司(市值均超过15亿澳元,合计占矿业总市值50%以上)的462份年度报告/CSR报告进行了纵向定性内容分析。研究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结构化评分法量化披露数量;第二阶段采用叙事分析法深入挖掘披露质量。研究开发了基于全球报告倡议(GRI)框架的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参与指数,涵盖7个类别(识别原住民利益相关者、识别与选择依据、参与媒介、关键参与领域、参与证据、未来目标、反馈机会)共26项指标,每项指标按无披露(0分)、部分披露(1分)、充分披露(2分)评分,满分52分。研究还采用了多编码者(三位作者)和独立复核机制,通过组内相关系数(ICC)检验编码可靠性(ICC=0.82-0.85),确保数据可信度。研究样本来源明确:20家矿业公司来自ASX,报告时间跨度为2000–2024年。

**研究结果**

**4.1 总体原住民参与披露**
通过内容分析发现,2000年至2024年,原住民参与披露总分从232分增至803分,增长246.12%,尤其在2007–2010年矿业繁荣期显著加速。公司规模与披露表现呈正相关,大型公司(如BHP、Woodside、Rio Tinto、Fortescue)披露水平最高。在七类指标中,“关键参与领域”披露最多(1538次),而“识别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和“反馈机会”披露较少。多数公司(除少数信誉良好者外)未公开披露原住民专项预算的具体金额。

**4.2 基于叙事分析的指标披露**

**4.2.1 识别原住民利益相关者**
所有样本公司均披露了利益相关者定义,至少15家公司在不同年份提供了利益相关者名单。大型公司(如BHP、Rio Tinto、Woodside)对原住民利益相关者的识别有详细说明,强调传统所有者(Traditional Owners)的核心地位。但仅有50%的公司提供了详细的利益相关者列表,关键属性(如原住民群体的具体特征)的披露较少。

**4.2.2 利益相关者识别与选择依据**
自2007年起,80%的矿业公司将原住民认定为关键利益相关者。BHP率先采用“共同工作”(Working Together)四步识别流程(识别、规划、实施、监测)。各公司使用自有模型(如Rio Tinto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型”),强调对原住民利益相关者的识别。

**4.2.3 参与媒介与方法**
公司通过报纸、非政府组织(NGO)合作、调查、研讨会、公共论坛、焦点小组、正式会议、电子新闻通讯等多种方式与原住民社区互动。2007年后,社交媒体和数字营销成为主要渠道。小型公司多基于合规驱动,大型公司则增加了定期会议频率,如Rio Tinto在2005年即通过咨询发展可持续指标。

**4.2.4 关键参与领域**
原住民健康、教育、就业和土地权利是披露最集中的领域。所有公司(100%)均关注原住民健康问题,并采取主动措施降低健康风险。16家(共20家)公司开展了长期的原住民教育、就业和培训项目,多与NGO合作实施。例如,Woodside通过Karratha生产培训学院引入60名学徒/实习生,其中49%为原住民,49%为女性。Fortescue自2011年率先设立原住民就业专项预算,多数公司(12/20)随后跟进。土地权利方面,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接受UNDRIP后,15家公司(共20家)在报告中承认原住民土地权利。BHP在2017年原住民战略中明确承诺尊重原住民作为第一民族的地位。公司通常向原住民社区支付现金版税,但披露金额与实际支付间存在差异,版税是否足以支持原住民生计和缓解环境影响仍存争议。

**4.2.5 参与证据**
尽管所有公司提及参与活动,仅少数大型公司提供充分证据。462份报告中共发现168个案例研究,其中120个来自前五大公司。例如,Santos展示了“Santos原住民力量杯”案例(与Port Adelaide足球俱乐部合作,每年吸引约500名学生)。约50%的公司自2007年后提供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保证声明(assurance),但仅14家公司包含原住民参与的案例研究,表明案例证据的使用仍不均衡。

**4.2.6 未来参与目标**
8家公司(共20家)设定了原住民教育、健康与安全、就业等方面的具体未来目标。BHP制定了涵盖治理、经济赋权、社会文化支持、公共参与的四支柱原住民战略。Fortescue在2024年报告中对3000名员工和承包商进行了跨文化意识培训,Rio Tinto在2022年投入1180万澳元用于原住民培训项目(如皮尔巴拉文化土地管理项目)。

**4.2.7 反馈机会**
公司通过反馈表、网站、电子邮件等渠道收集原住民反馈。6家公司开发了基于网络的反馈页面,3家提供电子邮件地址。BHP在2006年后取消反馈表,转而实施原住民战略。仅13家公司(共20家)解释了反馈的使用方式,如Iluka在2015年报告中强调通过建设性对话寻求反馈。但结构性不平等(如权力失衡)可能影响反馈机制的有效性,其实际效果尚无法评估。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实力更强的公司披露水平更高,这与前期研究一致。公司通过披露逐步意识到长期运营合法性依赖于满足原住民社区的期望。大型公司(如BHP、Rio Tinto、Woodside)在所有七类指标上均有结构化政策,而高绩效公司提供大量实施证据(如健康、教育、就业、土地利用)。叙事分析显示,原住民健康被优先考虑,这源于采矿活动对原住民环境与健康的既往损害;教育和就业也作为重点领域,但受限于地区或学校;土地权利成为重要维度,多数公司报告了正式协议(包括版税支付和就业培训条款),但动机仍存争议——部分学者视其为战略工具,部分认为其迈向真正伙伴关系。然而,采矿活动仍威胁原住民生计、文化和福祉,健康与就业举措可能仅发挥合法化功能而非真实关切。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管理分支,公司更倾向于回应被视为强大或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原住民因法律权利和国际支持而成为此类角色)。但历史问题(如矿业收入与酒精滥用率上升的关联)引发了对矿业主导发展真实“收益”的质疑。

**研究结论翻译**:虽然利益相关者参与并非新概念,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正日益认识到与包括原住民社区在内的多元利益相关者群体互动的重要性。本研究通过同时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为考察矿业部门CSR报告中原住民参与披露如何呈现做出了贡献。尽管关于企业与原住民互动本质和质量的持续争论依然存在,本研究提供了更清晰的理解,即企业话语中如何构建和传达对原住民社区的责任。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报告中的参与活动有所增长,但这些努力可能尚未转化为社区层面有意义的或可感知的变化,因为针对矿业公司矿区反原住民活动的批评日益增多。理论上,本研究引入了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的双重框架,证实原住民因其土地所有权被视为高度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矿业公司通过增加自愿披露来回应原住民压力,并以此维持其社会运营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实践上,研究结果为监管机构提供了改进矿业公司与原住民社区参与标准的基准,有助于制定加强原住民参与决策的政策,并鼓励在矿业部门推广包容性实践。研究局限性包括仅依赖二手数据,无法探究内部动机或原住民社区感知,未来研究应通过访谈、民族志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或混合方法收集一手数据,并直接听取原住民声音以评估参与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需深入探索塑造原住民参与观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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