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权变理论是否影响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Does Contingency Theory Affect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1日 来源: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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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治理(CG)与企业环境绩效(EP)之间关系的文献众多。然而,实证研究结果仍存在争议。已有研究采用多种理论方法来解释这一因果关系,包括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观(RBV)。研究人员认为,每个理论的解释力取决于公司特定特征,这些特征调

  
关于公司治理(CG)与企业环境绩效(EP)之间关系的文献众多。然而,实证研究结果仍存在争议。已有研究采用多种理论方法来解释这一因果关系,包括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观(RBV)。研究人员认为,每个理论的解释力取决于公司特定特征,这些特征调节了CG与EP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构建有效的理论模型时必须考虑权变因素。基于现有文献,研究人员开发了针对这四个理论的公司特定适用性度量。以2642家美国上市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基于17,09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确定了这些理论的适用性。研究结果支持了理论权变适用性调节CG与EP之间关系的观点。因此,研究人员呼吁修订实证研究,将公司特定权变措施内生化。
**论文解读: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权变理论视角下的理论框架解释力分析**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公司治理(CG)与企业环境绩效(EP)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战略与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大量文献探讨了CG机制(如董事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专门的执行角色)对EP的影响,但实证结果却相互矛盾,未能形成一致结论。现有研究通常采用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观(RBV)等单一理论框架来解释CG与EP之间的因果联系,但这些理论的选择往往具有随意性,缺乏对理论适用性的系统考量。研究人员指出,理论的解释力并非普遍适用,而是取决于公司特定的权变条件——即公司自身的特征和所处环境。例如,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公司更适用于合法性理论,而具备强大股东导向的公司则更适用于代理理论。然而,目前的文献在理论选择时完全忽略了这种权变特性,导致实证结果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引入权变理论,检验理论框架的权变适用性是否调节CG与EP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构建更有效的理论模型提供依据。

**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旨在检验理论框架的权变适用性对CG与EP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人员基于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RBV,分别构建了公司特定权变适用性指标,并采用2002至2020年间2642家美国上市非金融公司的17,09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RBV的权变适用性均正向调节CG与EP之间的关系,即当公司面临合法性挑战、具有较强利益相关者导向或拥有较高水平无形资源时,CG对EP的积极影响会显著增强;而代理理论的权变适用性未表现出显著调节效应。这一发现表明,理论框架的选择必须基于公司特定权变条件,否则可能掩盖重要的调节效应,进而导致实证结果矛盾。该研究发表于《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其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将权变理论系统整合到CG-EP关系研究中,揭示了理论适用性的权变本质,为修订现有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并建议监管者和管理者在制定治理政策或实施合规解释时考虑公司特定调节因素。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第一,样本来源为Refinitiv(现LSEG)数据库中的美国上市非金融公司,时间跨度为2002至2020年,最终样本包括2642家公司的17,096个观测值。第二,因变量EP采用Refinitiv环境支柱得分,自变量CG采用Refinitiv公司治理支柱得分。第三,为构建四个理论的权变适用性指标,研究人员分别基于年度行业(按10个标准行业分类(SIC)组)中位数设定二元变量:合法性理论以Refinitiv争议得分(低于行业中位数表示合法性受挑战)衡量;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提取员工、客户、供应商和社区导向的因子得分(高于行业中位数表示强利益相关者导向);代理理论结合独立董事比例、资产利用率(AUR)和自由现金流(FCF)三项指标(均低于行业中位数且FCF高于行业中位数表示严重代理冲突);RBV采用无形资产(Intangible1)、广义无形资产(Intangible2)和商誉(Goodwill)三项指标(均高于行业中位数表示高无形资源水平)。第四,为排除多理论同时适用带来的竞争性调节效应,主分析仅保留无理论适用或恰好一个理论适用的12,335个观测值,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并控制公司层面聚类标准误以及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描述性统计显示,EP均值0.347(标准差0.281),CG均值0.684(标准差0.203),表明公司间EP差异较大,而CG整体水平较高。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表明,大多数控制变量与EP显著相关,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最大方差膨胀因子为2.31)。

**2. 多元回归结果**
模型1(仅CG与关系)结果显示CG与EP显著正相关(β=0.395,p<0.01),支持假设1。模型2(加入调节效应)显示:合法性理论权变适用性正向调节CG-EP关系(β=0.306,p<0.01),表明合法性挑战促使高质量CG优先改善EP以恢复合法性,支持假设2;利益相关者理论权变适用性正向调节CG-EP关系(β=0.534,p<0.01),表明强利益相关者导向使高质量CG更注重EP,支持假设3;代理理论权变适用性无显著调节效应(β=0.079,不显著),可能由于样本中仅代理理论适用公司数量较少(524个观测值,占4.25%),假设4未获支持;RBV权变适用性正向调节CG-EP关系(β=0.124,p<0.01),表明高无形资源使高质量CG更有效地用于EP以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支持假设5。经济显著性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调节效应最强(CG斜率增加0.534),其次为合法性理论(0.306)和RBV(0.124)。模型3(纳入多理论适用观测值)结果一致,表明公司倾向于主导理论框架。模型4-6(以环境支柱子得分替代因变量)的调节效应依然稳健。

**3. 内生性检验**
采用四种方法处理内生性:滞后一期自变量(模型7)、公司固定效应(模型8)、公司固定效应加滞后变量(模型9)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10)。模型10以行业平均CG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F统计量39.08(超过Stock-Yogo临界值16.38),Durbin-Wu-Hausman检验支持CG内生性(p=0.039)。在完全工具变量规格中(CG与四个交互项均被工具化),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RBV的调节效应仍显著,代理理论仍不显著,验证了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4. 稳健性检验**
通过逐一剔除控制变量、替换控制变量代理指标、调整行业年度中位数阈值(30th/70th、40th/60th百分位)以及逐次剔除单个公司等方法,结果均无实质性变化,表明分类标准和回归结果具有高度稳健性。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将权变理论整合到CG-EP关系的主流解释框架中,证实了理论权变适用性的调节作用。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现有实证矛盾,并呼吁后续研究将理论权变适用性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模型。研究也承认局限性:样本限于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结果可能无法推广至其他经济体、新兴市场或私营部门;理论适用性指标基于文献选择但存在测量噪声;数据来源单一(Refinitiv);工具变量规格中的调节效应依赖条件外生性。未来研究可考察单个治理结构(而非综合CG得分)的调节作用,或在其他制度环境下进行验证,并采用案例或定性方法补充定量分类。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的文献综述识别出四种常用于解释CG-EP关系的理论框架: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RBV。针对实证证据矛盾以及理论选择中权变特性的忽视,本研究将权变理论整合到CG-EP文献中。研究人员认为,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取决于公司特定权变条件,这些条件调节了CG-EP关系。研究人员基于2002至2020年间2642家美国上市非金融公司的17,09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确定了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并针对恰好有一个理论适用的公司,检验了其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对于合法性理论具有解释力的公司,持续的合法性问题正向调节CG-EP关系;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解释力的公司,更强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同样正向调节该关系;当代理理论权变适用时,代理相关问题未表现出显著调节效应,但该结果需结合仅有代理理论适用的公司数量较少来解读;对于RBV唯一适用的公司,较高的无形资源水平正向调节CG-EP关系。三个理论框架的权变适用性调节了CG-EP关系,因此研究人员呼吁进一步研究将理论权变适用性内生化,以恰当捕捉这些调节效应,特别是对于面临合法性挑战、具有强利益相关者导向或拥有高无形资源水平的公司。本研究通过将权变理论整合到主流CG-EP解释框架中,作出了新颖贡献。研究结果证实了理论权变适用性的调节作用,表明理论框架的选择必须考虑公司权变特征,忽视这些背景因素可能掩盖重要调节效应,从而加剧实证矛盾。这些发现还强调了监管含义——在制定或修订CG监管时应考虑公司特定条件,以及管理含义——在实施基于合规解释的情境化治理系统时,权变适用性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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