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累积恐怖主义暴露与以色列青少年社区暴力暴露的纵向关联:攻击性和严重暴力行为作为调节变量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of Past and Cumulative Terrorism Exposure with Community Violence Exposure Among Israeli Adolescents: Aggression and Severe Violence Commission as Moderator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1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CS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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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义暴露可能与青少年社区暴力暴露存在纵向关联,但这些关联可能取决于先前存在的外化行为。在生态-交易理论(ecological–transactional theory)以及竞争性应激-素质(stress-diathesis)、双重脆弱性(dual-vuln

  
恐怖主义暴露可能与青少年社区暴力暴露存在纵向关联,但这些关联可能取决于先前存在的外化行为。在生态-交易理论(ecological–transactional theory)以及竞争性应激-素质(stress-diathesis)、双重脆弱性(dual-vulnerability)和竞争脆弱性(rival-vulnerability)视角的指导下,研究人员检验了攻击性和严重暴力行为是否调节了过去恐怖暴露和累积卡桑火箭暴露(指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的短程火箭)与时间2(Time 2)暴力目睹和受害的关联。参与者为362名以色列青少年,参与了一项在2008年和2010年进行评估的纵向研究;累积卡桑火箭暴露包含了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暴露报告。模型控制了基线社区暴力暴露、抑郁和焦虑症状、性别、年级和地区。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假设模型。在攻击性和严重暴力行为均较低的水平下,过去恐怖暴露前瞻性地与更高的时间2暴力目睹相关联。在严重暴力行为较高的水平下,过去恐怖暴露前瞻性地与更低的时间2暴力受害相关联。还发现了一个涉及过去恐怖暴露、累积卡桑火箭暴露和攻击性的三向交互作用,并谨慎解释。总体而言,该模式与双重脆弱性或竞争脆弱性模式一致,但与应激-素质模型不一致。这一模式强调了在为长期处于武装威胁下的青少年设计预防干预措施时,评估恐怖主义暴露、外化行为和不同形式的社区暴力暴露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
长期恐怖主义暴露对青少年构成重大发展压力源,尤其在以色列南部地区,青少年持续暴露于卡桑火箭(Kassam rockets)袭击。已有研究显示,这种暴露不仅与创伤后应激、抑郁等内化症状相关,还与外化行为如冒险、物质使用和暴力行为有关。同时,社区暴力暴露是青少年适应不良的独立风险因素。生态-交易理论(ecological–transactional theory)指出,宏观社会逆境可能通过近端环境(如社区、同伴)影响青少年发展,但恐怖主义暴露与社区暴力暴露之间的纵向关联是否因个体先前的攻击性(aggression)和严重暴力行为(severe violence commission)而异,尚不明确。应激-素质模型(stress-diathesis model)预测,先前存在脆弱性的个体在暴露于压力时更易出现不良后果;而双重脆弱性(dual-vulnerability)或竞争脆弱性(rival-vulnerability)模型则提出,两种风险因素可能相互竞争,其中一种因素在高水平时会削弱另一种的预测作用。为检验这些竞争性理论,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362名以色列青少年(来自Sderot和Shaar HaNegev地区)进行2008年(时间1)和2010年(时间2)的纵向评估,并纳入2009年中间评估数据以构建累积卡桑火箭暴露指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发现:过去恐怖暴露与攻击性或严重暴力行为的交互作用显著预测时间2暴力目睹和受害;在低水平攻击性或低水平严重暴力行为下,过去恐怖暴露正向预测暴力目睹,而在高水平下关联减弱或逆转;高水平严重暴力行为下,过去恐怖暴露负向预测暴力受害。此外,还发现过去恐怖暴露、累积卡桑火箭暴露与攻击性的三向交互作用。整体模式支持双重脆弱性或竞争脆弱性,而非应激-素质模型。该论文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强调了在长期武装威胁下青少年干预中需同时评估恐怖主义暴露、外化行为及不同形式社区暴力暴露。

**关键技术方法**
样本来源:以色列内盖夫北部地区(Sderot和Shaar HaNegev)的362名7-10年级青少年,纵向队列(2008-2010年)。测量工具:过去恐怖暴露(5项事件计数)、累积卡桑火箭暴露(6项清单,三年总和)、攻击性(11项量表,α=0.90)、严重暴力行为(4项行为指标)、社区暴力目睹和受害(各6项,α分别为0.72和0.76)。协变量包括抑郁症状(CES-DC,α=0.81)和焦虑症状(状态焦虑量表,α=0.85)。分析方法:结构方程模型(SEM),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和全信息最大似然(FIML)处理缺失数据,分别检验攻击性和严重暴力行为的调节效应,包括两向和三向交互作用,连续变量标准化后分析。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通过描述性统计和零阶相关分析,发现过去恐怖暴露与累积卡桑火箭暴露、抑郁、焦虑、攻击性及基线暴力目睹呈正相关;攻击性和严重暴力行为与时间2社区暴力暴露(目睹和受害)均呈正相关;基线暴力暴露与对应时间2结果正相关。这些结果支持进行多变量模型检验。

3.2 结构方程模型
3.2.1 主效应模型
主效应模型解释时间2暴力目睹变异的25.3%和暴力受害变异的13.1%。时间1暴力目睹显著正向预测时间2暴力目睹(b=0.300, p<0.001);时间1暴力受害(b=0.181, p<0.05)和过去恐怖暴露(b=?0.087, p<0.05)显著预测时间2暴力受害,但过去恐怖暴露的负向系数需谨慎解释,其零阶相关接近零,可能存在抑制效应。

3.2.2 攻击性作为调节变量
添加两向交互后,模型解释时间2暴力目睹变异的35.6%和暴力受害变异的19.9%。过去恐怖暴露与攻击性的交互显著预测时间2暴力目睹(b=?0.472, p<0.001)和暴力受害(b=?0.217, p<0.001);累积卡桑火箭暴露与攻击性的交互显著预测时间2暴力受害(b=0.133, p<0.05)。三向交互(攻击性×过去恐怖暴露×累积卡桑火箭暴露)显著预测时间2暴力受害(b=?0.077, p<0.05)。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低攻击性下,过去恐怖暴露显著正向预测暴力目睹(b=0.932, p<0.001),高水平下关联不显著;三向交互表明,仅在低攻击性和高累积卡桑火箭暴露条件下,过去恐怖暴露正向预测暴力受害(b=0.417, p=0.002);当过去恐怖暴露和攻击性均低时,累积卡桑火箭暴露负向预测暴力受害(b=?0.550, p<0.01)。

3.2.3 严重暴力行为作为调节变量
添加两向交互后,模型解释时间2暴力目睹变异的29.9%和暴力受害变异的27.9%。过去恐怖暴露与严重暴力行为的交互显著预测暴力目睹(b=?0.296, p<0.01)和暴力受害(b=?0.164, p<0.01)。简单斜率分析:在低严重暴力行为下,过去恐怖暴露正向预测暴力目睹(b=0.398, p<0.01);在高严重暴力行为下,过去恐怖暴露负向预测暴力目睹(b=?0.510, p<0.001)和暴力受害(b=?0.364, p<0.001)。三向交互不显著。

**讨论总结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整体模式不支持应激-素质模型,而与双重脆弱性或竞争脆弱性一致:过去恐怖暴露与社区暴力暴露的纵向关联在低水平攻击性或严重暴力行为时更强,高水平时减弱或逆转。这一发现表明,攻击性和严重暴力行为可能改变先前恐怖主义暴露的增量预测价值,而非简单放大其效应。研究强调了区分暴力目睹与直接受害的重要性,以及评估外化行为在干预设计中的必要性。临床意义在于,长期受威胁社区的青少年需同时评估创伤相关症状、外化行为及社区暴力暴露,干预应整合创伤知情心理健康服务与基于学校的暴力预防。研究存在局限性,包括自我报告偏差、样本特异性、缺失数据及统计效力等,未来需在更多冲突暴露样本中重复验证。

**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示,过去和累积恐怖主义暴露与青少年时间2社区暴力暴露(尤其是暴力目睹)存在纵向关联,但这些关联取决于恐怖主义暴露形式、外化行为形式以及所考察的特定社区暴力结果。在调节模型中,最清晰的模式并非广泛的压力放大,而是当攻击性或严重暴力行为较低时,过去恐怖暴露与后期社区暴力暴露的关联更强,而当这些变量较高时,关联减弱甚至逆转。这些发现支持一种分化的发展解释:生态-交易模型提供了理解慢性政治暴力如何与后期不安全社会环境的暴露相联系的 broader 框架,而调节结果更符合双重脆弱性或竞争脆弱性解释,而非广义的应激-素质模型。从临床和公共卫生角度看,研究建议对长期受恐怖主义或政治暴力影响的青少年进行评估时,除了创伤相关症状,还应考虑外化行为及日常社会环境中暴力暴露,并区分攻击性与严重暴力行为、暴力目睹与直接受害。然而,由于本研究为观察性、针对特定地理和历史队列,且未直接评估干预过程或结果,因此其筛查、预防和干预意义仍属初步,需在多样化的冲突影响社区中重复验证后才能提出具体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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