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The Escalating Crisis of Comorbid Depression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in US Adolescents: A 10-Year Trend Analysis (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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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2010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青少年中重度抑郁发作（MDE）、物质使用障碍（SUD）及其共病现象的10年趋势，并识别了社会生态保护因素。通过分析国家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数据（样本量N=154,656），研究人员采用了连接点回归（Joinpoint R
本研究探讨了2010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青少年中重度抑郁发作（MDE）、物质使用障碍（SUD）及其共病现象的10年趋势，并识别了社会生态保护因素。通过分析国家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数据（样本量N=154,656），研究人员采用了连接点回归（Joinpoint Regression）和多项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结果揭示了不同的趋势：单独SUD的患病率下降（年度百分比变化APC=-10.0，p<.001），而单独MDE显著增加（2010-2015年APC=11.6；2015-2019年APC=5.8，p<.01）。关键的是，共病MDE和SUD在2016年至2019年间表现出显著的上行拐点（APC=9.4，p=.01）。父母监督、父母信赖以及宗教重要性（Religious Salience）与所有精神表型风险的降低相关。保护变量相对重要性排序显示，父母监督和父母信赖是所有结果中最强的保护因素，其次是宗教重要性和同伴宗教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基于学校的预防教育和问题解决小组未能降低共病风险。研究结果要求从孤立的药物教育转向整合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以应对抑郁症和物质使用之间复杂的交叉影响。
**研究背景、问题与目的**
青少年抑郁症和物质使用障碍（SUDs）是当前最相互交织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精神障碍或SUDs常在青春期发生，其共病现象也在此发育阶段出现。重度抑郁发作（MDE）与SUDs的共病在美国人群中普遍存在，约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成年终身重度抑郁症患者同时患有SUD。MDE和SUDs单独存在时已具破坏性，其共病会显著恶化临床结局，导致慢性残疾、社会功能损害及自杀风险增加。青春期抑郁症状会干扰人际关系和社交技能的发展，进而对行为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抑郁复发、焦虑和SUDs。青少年物质使用也与成年期SUDs、危险性行为、关系暴力、伤害和自杀意念相关。尽管已有证据表明成年人群中抑郁与SUD频繁共病，但自200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青少年共病趋势的研究甚少，且抑郁与SUD的研究仍被分开进行。为填补这些空白，本研究旨在评估美国青少年抑郁与SUD共病的趋势，并探索个体、家庭、学校和社区层面的保护因素。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分析了来源于美国国家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NSDUH）的2010年至2019年10年合并数据，样本为154,656名12至17岁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青少年。主要采用连接点回归程序（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Version 5.0.2）分析时间趋势，并使用多项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探索社会人口学特征及保护因素与共病MDE和SUD的关联。此外，通过变量重要性排序（Variable Importance Ranking）方法，基于平均边际效应（AMEs）和Wald F统计量评估保护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与患病率**
总体样本中，单独MDE患病率为10.1%，单独SUD为3.7%，共病MDE和SUD为1.5%。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16-17岁青少年中，单独MDE、单独SUD和共病率分别达到12.7%、6.9%和2.6%。女性单独MDE和共病率高于男性，但单独SUD率低于男性。按种族/民族划分，黑人青少年在所有类别中的患病率最低。
**患病率趋势**
通过连接点回归分析，2010年至2019年间，单独MDE趋势出现一个连接点，2010-2015年APC为11.6（p<.001），2015-2019年APC为5.8（p=.004），均呈显著上升趋势，患病率从2010年的6.4%上升至2019年的13.8%。相反，单独SUD呈下降趋势，APC为-10.0（p<.001），患病率从2010年的5.6%降至2019年的2.9%。对于共病MDE和SUD，连接点回归在2016年识别出一个显著拐点：2010-2016年呈显著下降趋势（APC=-3.3，p=.005），但2016-2019年逆转为显著上升趋势（APC=9.4，p=.010）。年龄分层分析显示，2016-2019年共病率的增加在16-17岁青少年中最为显著。
**共病的社会人口学相关因素**
多项逻辑回归分析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共病MDE和SUD的相对风险比（RRR）显著更高（RRR=3.11，p<.001）。黑人青少年共病风险显著低于白人青少年（RRR=0.39，p<.001）。较高家庭收入显示出保护梯度，与家庭收入低于$20,000相比，收入在$50,000-$74,999（RRR=0.75，p=.05）和$75,000及以上（RRR=0.72，p=.01）的青少年共病风险较低。农村青少年共病风险低于城市青少年（RRR=0.83，p=.01）。
**共病的保护因素**
在调整所有社会人口学协变量后，分析显示宗教重要性（RRR=0.72，p<.001）和同伴宗教信仰（RRR=0.88，p<.01）与共病风险降低显著相关，但定期宗教服务出席与共病无显著关联（RRR=1.07，p=.505）。父母监督（RRR=0.34，p<.001）和拥有父母信赖（RRR=0.28，p<.001）是预防共病的最强保护因素。在学校和社区因素中，仅参与两项或以上青少年活动在α=.05水平上对共病表现出保护作用（RRR=0.82，p=.014）。然而，预防教育参与和问题解决小组参与反而与共病风险增加相关（RRR=1.16，p=.023；RRR=1.46，p<.001）。
**保护因素相对重要性排序**
基于负向平均边际效应（AMEs）筛选和Wald F统计量排序，保护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所有结果中呈现一致模式：父母监督在所有三个结局中均排名第一，其次是父母信赖、宗教重要性和同伴宗教信仰。对于共病结局，父母监督（AME=-1.34个百分点，F=415.31）和父母信赖（AME=-1.70个百分点，F=362.34）显示出最强的保护效应，其次是宗教重要性（AME=-0.41个百分点，F=75.57）。问题解决小组参与则显示出正向关联（AME=0.47个百分点，F=34.10）。
**灵敏度分析**
使用2015-2019年数据进行的灵敏度分析得出了与主分析一致的结果，除了青少年活动参与对单独MDE的保护效应在α=.05水平上显著，但在限制样本中，该因素与共病的关联不再显著。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154,656名美国青少年数据，识别出MDE增加而SUDs自2010年以来下降的趋势。共病状况在2010-2016年呈下降趋势，但在2016-2019年反转为上升趋势。尽管SUD下降趋势持续，MDE增长趋势放缓，但共病率却显著增加，这值得关注。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白人和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共病负担更重。关于保护因素，宗教内在重要性（宗教重要性）比外部宗教参与（宗教服务出席）对面临最严重行为健康挑战的青少年更为有效。父母监督和父母信赖被证实是预防共病的最强、最普遍的保护因素，凸显了家庭关系在青少年行为健康中的核心地位。预防教育参与和问题解决小组参与未显示出保护作用，这可能反映了选择偏差，即已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更可能被推荐或寻求此类项目。研究结论强调，需要采取整合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方法，替代孤立的药物教育模式，以应对青春期抑郁与成瘾的复杂交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