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Climate Change》:Three Decades of Scientific Debate on the Additionality of Forest Carbon Offsets: Are We Going in Circles?
碳市场仍然是气候治理的核心,尽管存在记录在案的质量问题。在市场完整性的辩论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额外性问题。在此,研究人员回顾了关于碳市场中额外性的学术文献,重点关注森林项目,这些项目在碳去除议程下获得了新的动力。研究人员通过三个总体且重叠的时期分析文献:(1)《京都议定书》通过后的时期,当时学者们讨论如何将额外性应用于早期碳市场机制;(2)特别是REDD+方案下避免毁林市场的出现,当时讨论集中在国家层面建立毁林基线;(3)当前的《巴黎协定》时代,新的准实验方法有望解决可信度问题。在这三个时期,学者们不断寻求改进方法。尽管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更复杂的方法,学者们对碳市场中额外性的追求仍然受到以下事实的困扰:额外性永远无法被证明,以及环境完整性与市场灵活性之间的权衡。因此,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不断重新出现,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关于额外性的学术讨论在许多方面一直在循环往复。持续致力于改进额外性评估产生了不幸且非预期的效果,即支持了气候治理体系的非转型。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是时候放弃对额外性的追求以及森林碳抵消可以使其他地方持续排放合法化的观念了。
本文分类于:
- 政策与治理 > 多层与跨国气候变化治理
- 碳经济与气候减缓 > 政策、工具、生活方式、行为
- 政策与治理 > 气候变化的私人治理
**1 引言**
在沙姆沙伊赫尘土飞扬的郊区一个空调和氧气不足的会议厅中,几十名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COP27)的观察员聚集在一起,参加关于如何为高森林、低毁林(HFLD)辖区森林保护融资的小组讨论。四位发言人花了40分钟概述如果森林损失继续将面临的气候危险。然而,他们面临一个问题:HFLD项目难以吸引碳市场融资,因为它们难以证明森林面临真正的毁林威胁,因此保护森林的融资是额外于否则会发生的情况。当主持人开始提问时,一名听众试图向小组成员强调市场需要摆脱“额外性的扭曲”所施加的限制,该听众认为这一概念无法被证明,因此毫无意义。作为回应,一家致力于向森林项目输送资金的非营利组织首席执行官承认了额外性的问题,但反驳道:“问题是,如果我们甚至放弃额外性的概念,我们能否维持保护企业……我们能否保护那种声誉信誉?”1
上述交流说明了额外性讨论在抵消市场特别是森林碳项目中普遍存在的挑战。额外性——即通过出售抵消所资助的任何温室气体(GHG)减排或清除在没有该资金的情况下不应发生的原则——是市场声称环境完整性的基石2。确定碳抵消项目是否符合该原则取决于一项复杂的活动,首先涉及评估项目在没有抵消机制激励的情况下是否可能发生,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基线,即代表没有项目情况下将会发生的净排放情景。没有足够可信的基线,抵消声称的合法性和完整性就站不住脚3。
然而,基线确定引入了“不可观察反事实的一般问题”(Michaelowa, Hermwille, et al. 2019)。额外性要求项目支持者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情景,其中他们提议的抵消项目不存在,并且他们承诺带来的减排不会发生。由于这个反事实情景按定义永远不会发生,因此永远无法被观察或验证,这一活动基础不稳固(Chan 2009; Gifford 2020; Gillenwater 2012; Lansing 2013; Lohmann 2009a; Michaelowa, Hermwille, et al. 2019)。尽管如此,大量工作——尤其是学术工作——已致力于寻找加强抵消市场中额外性声称和基线设定方法的方法。
反事实的核心地位使关于额外性的科学讨论成为市场社会建构以及使其运作所需的共同生产和框架工作的一个典型例子(Callon 1998; Mitchell 2005)。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理解科学工作和实践如何同时受到其所嵌入的更广泛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并影响该背景。受此启发,研究人员分析了过去三十年来科学文献中如何定义、建模和辩论碳信用额的额外性,重点关注森林碳项目。研究人员对1997年至2024年间发表的150篇文章进行了文献综述,这些文章关注抵消市场背景下的额外性和基线。所分析的文章要么一般性地讨论该主题,要么特别涉及林业项目。在阅读文章时,研究人员特别关注如何概念化额外性和基线,提出了哪些解决方案来建立额外性,以及突出了哪些困境和权衡(详见支持信息)。
需要说明本文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首先,虽然建立额外性的尝试与更广泛地评估政策干预影响的尝试并行(Salzman and Weisbach 2024),但研究人员不对此类更广泛的影响评估辩论做出贡献。相反,研究人员的重点是在森林碳抵消市场背景下关于额外性的具体辩论,其中GHG减排或清除的额外性声称支撑着碳抵消的环境完整性。其次,在这种森林碳抵消的背景下,研究人员的雄心不是提出一种权威的理解额外性和基线的方式。相反,研究人员旨在评估额外性辩论如何展开,以引发关于学术知识和专业知识在挑战但也合法化碳抵消方面的作用的自我反思性辩论。
**2 分析**
研究人员将文献分为三个一般且重叠的主题时期来组织结果。这种分类作为一种有用的启发式方法,以说明辩论中的一些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图1说明了这三个时期。
[图1:三个时期的概述]
没有单一的、广泛接受的额外性定义。Gillenwater (2012) 列出了文献中使用的不少于23种不同概念化(另见Valatin 2012)。部分复杂性源于用于判断额外性的许多不同测试。虽然额外性的总体测试涉及所记入的减排是否会在没有抵消机制激励的情况下发生,但实际评估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它可能涉及监管额外性测试(活动是否为法规要求?)、财务额外性测试(没有碳抵消收入时活动是否具有财务吸引力?)、常见做法测试(活动在给定背景下是否常见?)或障碍测试(是否存在其他障碍阻止项目推进?)。不同的抵消计划、方法和项目依靠不同的评估和测试来确定额外性,并且通常结合使用多种。
**2.1 京都议定书时代碳市场下额外性的出现**
碳抵消自20世纪80年代末由私营公司开创,并建立在早期环境市场和特别是美国排放交易的经验之上(Calel 2013)。随着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JI),抵消被集中到新兴气候体制中。如何(不)实施这些“灵活性机制”成为学术辩论的关键主题,讨论很快集中在额外性上,这被公认为一个特别复杂的主题(Rentz 1998; Sathaye et al. 1999; Shrestha and Timilsina 2002)。
这些早期讨论要么是一般性的,要么侧重于CDM和JI下盛行的项目类型。只有少数专门涉及森林,反映了它们在京都议定书下的边缘作用。两种机制下森林项目的纳入仅限于造林和再造林(A/R),不包括避免毁林。为了解决非永久性问题,森林项目也只能产生临时信用额,这些信用额必须随时间更新。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完全排除了森林信用额(Thomas et al. 2010),对A/R信用额的需求在整个CDM时期仍然有限。
从一开始,文献就承认基线的假设性,因此是不可知的结构(Bailey et al. 2001; Fischer 2005; Michaelowa and Fages 1999)。例如,Chomitz (2002, 36) 将额外性描述为“项目固有的不可观察特征”,而Schmitz and Michaelowa (2005, 87) 观察到基线选择“不仅是技术严谨的问题,也是政治决策的问题”。基线被广泛视为反事实现实,因此无法以任何真正的确定性建立。这被认为适用于所有项目类型,尽管额外性评估中固有的不确定性有时在森林项目的情况下被赋予更多权重(Pirard and Karsenty 2009; 反论见Chomitz 2002)。
尽管如此,大部分文献致力于确定建立更可信基线以确保额外性的方法(例如,Gren and Aklilu 2016)。这样做时持续存在的问题主要归因于逆向选择,即一方拥有比对方更多或更好信息并利用该优势的市场情况(Bushnell 2011)。当碳信用供应者自愿选择进入市场时,逆向选择问题出现,如果他们的机会成本低,他们更有可能这样做。然而低机会成本意味着项目具有额外性的概率较低。例如,在避免毁林的情况下,拥有较少且利润较低替代土地利用选择的土地所有者最有可能选择进入系统,但也最不可能毁林。因为项目开发商和/或东道国被认为比买家或监管者更了解自己的基线,但没有动力披露这些信息,监管者将难以剔除非额外碳信用额的供应者(例如,Bento, Ho, and Ramirez-Basora 2015; Bento, Kanbur, and Leard 2015; Liu and Cui 2017; Murray et al. 2007; Strand and Rosendahl 2012)。因此,供应者据称能够通过选择最大化信用额的基线或项目方法,或将项目置于特别有利的区域(所谓的“区位偏差”)来“操纵”系统(Mason and Plantinga 2013; Mezzatesta et al. 2013; Murray et al. 2007; Strand and Rosendahl 2012)?。
因此,大量文献致力于通过解决操纵和市场设计问题来识别最可信的基线并确保额外性。一场辩论涉及基线应设定的适当水平。一方面,项目级额外性评估被认为能提供关于特定项目额外性的更多确定性(Michaelowa and Fages 1999)。另一方面,一些人建议将基线提升到国家、项目或部门层面,或按项目类型建立标准化基线,可以提高市场可信度。例如,标准化或提升的基线被认为可以限制开发商利用其信息优势(Chomitz 2002; Gren and Aklilu 2016),而部门或区域基线有助于解决泄漏问题(Chomitz 2002)。然而,确定可信的部门基线也可能增加复杂性和信息需求(Sterk and Wittneben 2006)。
另一场讨论侧重于缓解超额记入固有风险的可行设计要素。提案包括设定保守基线、建立更大的缓冲池(V?hringer 2004)、折扣信用额(Chung 2007; Francois and Hamaide 2011)、使用事后基线评估和第三方验证(Woerdman 2000),或基于预期而非历史或行业平均排放计算基线(Fischer 2005)。其他人建议建立合同方案以诱导项目开发商披露其“真实”基线(Mason and Plantinga 2013; Strand and Rosendahl 2012)。
虽然具体建议不同,但有两个发现在文献中获得支持。首先,为确保额外性,项目开发商选择基线的灵活性应受到限制(Fischer 2005; Gren and Aklilu 2016; Spalding-Fecher and Michaelowa 2013; Strand and Rosendahl 2012)。其次,建立更可信的基线需要更多信息,这将提高交易成本(Chomitz 2002; Fischer 2005; Gustavsson et al. 2000; Michaelowa 1998; Michaelowa and Fages 1999; Valatin 2012)。这两个发现预计会减少参与市场的激励。因此,学者们努力权衡这一风险与扩大抵消市场的愿望。在建立基线时,准确性、全面性和保守性等原则必须与使其“尽可能简单”并能够为京都灵活性机制在实践中运作“提供激励”的需要相权衡(Gustavsson et al. 2000, 935)。
虽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文献旨在改进系统设计以增强碳市场的可信度(Paulsson 2009),但一些文章采取了明确更批判的立场。早期,Rentz (1998) 提到财务额外性测试,写道试图实施一个无法确定的概念可能导致对碳市场机制的敌意,因此应放弃转而关注环境额外性。Bailey et al. (2001, 191) 认为基线将永远是社会建构的,因此应在“利益和承诺更明确表达的基于价值的背景”中确定。同样,Sugiyama and Michaelowa (2001) 建议将基线和额外性方法决策留给东道国和买家自行决定,建立透明度以便通过公众监督确保完整性。注意到2006年关于额外性的讨论本质上与5-10年前相同,Trexler et al. (2006) 坚持认为无法找到确定额外性的技术解决方案。相反,需要做出政治决定,是牺牲排除真正额外项目来最小化纳入非额外信用额,还是反之。作者警告不要开发各种代理解决方案,例如使额外性测试更复杂或基线更保守,如果这是基于错误印象认为这使市场更接近“真正”的额外性测试(Trexler et al. 2006)。
随着碳抵消项目变得更加普遍,一批新的文献出现,评估特定项目的基线和额外性声称,或比较不同方法的结果(Alexeew et al. 2010; Kallbekken et al. 2007; Lee et al. 2013; Van Vliet et al. 2003)。这类研究倾向于证实概念文献中对超额记入的担忧。即使在京都时代的早期阶段,抵消实践似乎也产生了大量非额外碳信用额。例如,Purdon (2015) 调查了一个坦桑尼亚造林项目,并表明仅25%的已发放信用额实际上是额外的?。
**2.2 避免毁林和森林退化市场的建立**
2000年代中期,UNFCCC中就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REDD,后称为REDD+)的谈判出现,同时自愿碳市场(VCM)中避免毁林信用额也在出现。UNFCCC和VCM中关于森林信用额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由《京都议定书》下森林保护融资机会有限所驱动。REDD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哥斯达黎加于2005年提出(Government of Papua New Guinea, and Government of Costa Rica 2005),随后在巴厘岛COP13上被采纳以进一步开发(UNFCCC 2007)——这是避免毁林首次被纳入正式气候体制。与CDM相比,REDD下的基线被提议在区域尺度上设定,其中毁林和森林退化率数据被认为更透明且更适合解决泄漏问题(Brown et al. 2007; Sathaye and Andrasko 2007),开启了基线设定技术辩论的新前沿。在UNFCCC关于REDD实施提交意见的呼吁后(UNFCCC 2007),一波学术文献辩论了避免毁林和退化情景基线的可验证性(Angelsen 2008; Brown et al. 2007; Griscom et al. 2009; Olander et al. 2008; Sathaye and Andrasko 2007)。
尽管从项目级转向区域级以及从A/R转向避免毁林,通过可信排放基线确保额外性仍然是有效REDD实施的最关键挑战之一(Brown et al. 2007; Griscom et al. 2009; Huettner et al. 2009; Olander et al. 2008; Sloan and Pelletier 2012)。“热空气”——支付非额外信用额——的问题仍然显著(Angelsen 2008)。比较基线方法,Griscom et al. (2009, 908) 发现所记入的排放“根据所用方法跨越两个数量级”。Angelsen (2008, 471) 也发现根据基线设定方式存在一个数量级的差异,并观察到“此类活动显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元素”。鉴于基线设定对国家层面支付的影响重大(Angelsen 2008),文献转向比较评估以确定最可信或最稳健的建立额外性的方法(例如,Griscom et al. 2009; Huettner et al. 2009; Leischner and Elsasser 2010; Sloan and Pelletier 2012)。
最初,基线设定的主导方法依赖于历史毁林和退化数据,将过去趋势投射到未来。然而,此方法面临挑战,包括历史森林覆盖数据薄弱。许多国家评估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数据可用性不足,且过去损失不一定是未来损失的决定因素(Angelsen 2008; Olander et al. 2008)。数据缺乏在很大程度上被框架为技术问题(Angelsen 2008),乐观认为新数据源很快将可用(Olander et al. 2008; X.-P. Song et al. 2015)。其他人质疑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是数据缺乏还是数据本身。在巴拿马案例中,Pelletier et al. (2011) 确定森林碳储量和土地覆盖图质量是影响模型不确定性的关键参数,表明在当前数据下,实际减排可能被其相关不确定性所掩盖。
其他人将问题置于历史基线方法的可验证性和主观性,并提出转向使用空间建模、投射情景或概率估计的前瞻性方法(De Jong et al. 2005; Kim 2010; Ryan et al. 2014; Virah-Sawmy et al. 2015)。旨在预测毁林率且无显著低估的动态土地利用转换模型被测试(Pana and Gheyssens 2016; Ryan et al. 2014)。基于森林转型曲线的全球毁林模型被开发、经验验证,并建议作为基线设定的统一起点(K?thke et al. 2013)。这种基线设定方法将允许奖励HFLD国家——被认为对避免未来毁林很重要(Pirker et al. 2019)。
最终共识出现,即空间建模基线没有增加足够准确性以证明增加的复杂性合理。虽然空间基线被发现比历史基线具有更可验证的结果(Huettner et al. 2009),但对数据和技术的需求构成了实施障碍。鉴于“每种基线方法都有其特定的优势和劣势”,Huettner et al. (2009) 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被允许根据其各自情况选择毁林基线方法”。其他人警告说,允许国家选择自己的基线存在“挑三拣四”的风险,即以牺牲气候效率为代价最大化信用额(Hargita et al. 2016),反映了京都时代机制中关于操纵和逆向选择的早期担忧。Pana and Gheyssens (2016) 发现所有基线方法都有权衡,最优选择必须平衡减少毁林的有效性、成本效益和收入影响。如同京都时代,辩论回到了一个基本张力:基线最终总是政治妥协,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定量的)热空气(Karsenty 2008; Macintosh 2012)。
区域基线被认为相比项目特定基线有几个优势,包括解决泄漏、降低交易成本、整合区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以及政府识别和实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干预的机会(Brown et al. 2007)。另一个提议是“嵌套”方法,其中项目嵌入更大尺度基线中(Pedroni et al. 2009)。然而,嵌入区域基线中的项目更容易受到逆向选择问题的影响,通过选择森林损失已经低于区域平均水平的区域(Brown et al. 2007)。虽然REDD+前提是国家基线,但关于尺度的辩论导致REDD+决定最终让步,包括子国家基线“作为临时措施,同时向国家森林参考排放水平过渡”(UNFCCC 2012)。然而,考虑到子国家可能被解释为基于项目的风险,随后被重新框架为辖区方法,表示由政府而非项目开发商设定的基线。虽然基于历史趋势的辖区方法将成为避免毁林的标准,但这并未解决逆向选择问题。
与京都时代类似,一些学者对技术解决方案将有助于改进基线的观点采取了明确更批判的立场。他们质疑鉴于避免毁林估算的不可靠性对抵消市场的依赖。Combes Motel et al. (2009, 680) 提议将支付与“补偿成功努力”联系起来,而不是支付避免排放:奖励政策和措施,理由是毁林部分由超出国家直接控制的结构性因素驱动。同样,Karsenty (2008) 主张设立一个专门的森林保护基金,以避免用非额外信用额淹没碳市场。Dezécache et al. (2018) 观察到大多数基线预测了不可信的毁林大幅增加,认为有效的机制应针对潜在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这些批评并不新鲜,但提出了关于市场能实现什么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一波旨在改进额外性的技术革新所跟随。
Sloan and Pelletier (2012) 使辩论回到原点,得出结论空间建模基线的准确性不能证明其复杂性合理,并同意Griscom et al. (2009) 的观点,即历史参考水平仍然是最务实的方法。科学文献中明显的共识支持了2012年华沙REDD+框架中包含历史参考水平,该框架也用于VCM中避免毁林信用额的基础。
**2.3 巴黎时代与准实验方法的兴起**
《巴黎协定》标志着气候治理体制的转变,学者们讨论了额外性和基线的理解必须如何相应改变。与《京都议定书》不同,《巴黎协定》要求所有国家提出日益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因此一切照常情景现在必须包含雄心上升的假设(Michaelowa, Hermwille, et al. 2019)。为了解决这个问题,Michaelowa et al. (2022) 建议在国家一切照常情景中添加一个“雄心系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可出口的碳信用额数量。然而,《巴黎协定》的门槛本身可能挑战额外性声称,因为它们要求如此激进和雄心勃勃的减缓行动,以至于很少有碳抵消可以被视为额外(Michaelowa, Hermwille, et al. 2019, 1215)。尽管如此,与早期文献一致,作者指出这种严格的方法似乎“既不现实也不实用”(Michaelowa, Hermwille, et al. 2019, 1215)。
在《巴黎协定》之后以及净零目标和计划的激增中,抵消市场在2010年代末重新获得关注(Michaelowa, Shishlov, and Brescia 2019)。这恰逢一波质疑这些市场合法性的研究,包括几项重新审视和质疑现有REDD+项目额外性的研究(Delacote et al. 2022; Guizar-Couti?o et al. 2022; Seyller et al. 2016; West et al. 2020, 2023, 2024)。还包括对加利福尼亚森林抵消计划表示担忧的研究(Badgley et al. 2022; Coffield et al. 2022; Randazzo et al. 2023; Stapp et al. 2023)以及对澳大利亚半干旱牧场中非额外人工诱导再生(HIR)项目记入信用额的批评(Macintosh, Butler, et al. 2024; Macintosh, Evans, et al. 2024)。国际媒体对这些案例的报道(例如,Greenfield 2023; Morton 2022; Song and Temple 2021)导致了一个原本蓬勃发展的VCM的危机(Romm et al. 2025)。
开发商将森林保护项目选址在没有毁林压力的区域(Delacote et al. 2022, 2024),或再生项目选址在从未被砍伐的区域(Macintosh, Butler, et al. 2024; Macintosh, Evans, et al. 2024)的风险继续被讨论。Gallemore et al. (2025) 检查了全球避免毁林和可持续森林管理项目的位置,发现它们通常位于有更强毁林驱动因素的区域。但作者也承认这并不一定确保额外性。Delacote et al. (2022) 同样发现,位于高毁林压力区域的项目未能阻止毁林,因此主张区分潜在额外性和有效额外性。
逆向选择也是对加利福尼亚森林抵消计划的批评点,其中广泛地理和森林类型类别的生物量库存平均值导致选择生物量水平高于这些平均值的森林,导致大量超额记入(Badgley et al. 2022; Randazzo et al. 2023)。另一组研究使用准实验研究设计,或双重差分法,比较加利福尼亚计划中项目(处理)和非项目(对照)区域在登记前后的库存率和管理实践,对该计划的额外性提出了质疑(Coffield et al. 2022; Stapp et al. 2023)?。
准实验方法进入森林碳抵消辩论源于经济学家对源自随机对照试验(RCT)的方法的更广泛兴趣,以检查政策和干预的影响(Mitchell 2005)。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这也激发了从事保护和环境政策的经济学家的工作(Baylis et al. 2016; Caplow et al. 2011; Ferraro and Pattanayak 2006)。虽然RCT被强调为解释未观察因素的最佳方法,但它们需要项目执行区域的随机化,这被认为不切实际(Delacote et al. 2025)。相反,学者们寻求应用准实验方法,如合成控制匹配和事后基线评估,作为更可行的替代方案?(Delacote et al. 2025; Guizar-Couti?o et al. 2022; Stapp et al. 2023; West et al. 2020)。这种方法涉及构建一个假设的对照,结合几个具有与碳项目区域相似的事前协变量(例如,到城市区域的距离、海拔、坡度)和/或结果(例如,毁林率)的区域,然后通过比较碳项目结果与对照结果来事后确定额外性。
虽然这些新方法可以说是进步,但挑战仍然存在。这些包括使用不适当或过于笼统的标准选择对照区域(Pauly 2023)、缺乏合适的对照(随着项目区域规模增大而增加的问题,因此在辖区或国家REDD+评估中可能加剧)(Roopsind et al. 2019; West et al. 2023)、对照区域被操纵或随时间受到新干预的影响(West et al. 2023)、从项目区域向对照地点泄漏的考量不充分(Delacote et al. 2025; Haya, Evans, et al. 2023; Roopsind et al. 2019)或对照地点选择中未观察的偏差(Delacote et al. 2025; Haya, Evans, et al. 2023)。虽然后者可能部分通过不仅匹配协变量还匹配结果来解决(Roopsind et al. 2019; Jones and Lewis 2015),但辩论说明了合成控制方法的局限性,尽管它经常被呈现为额外性评估的新黄金标准。
具体例子说明了在方法实施的正确与不太正确之间进行仲裁的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例如,West et al. (2020)、Guizar-Couti?o et al. (2022) 和 Takahata et al. (2024) 分析了相同的一些项目,但由于分析单位和组装合成控制的协变量选择的方法论差异得出了不同结果。无法在方法之间仲裁,Guizar-Couti?o et al. (2022) 和 Takahata et al. (2024) 都得出结论,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方法和数据源的优点。因此,最终许多研究坚持认为基线,因此额外性评估,本质上仍然是不确定的(Haya, Evans, et al. 2023; Pauly et al. 2024),“目前没有单一的事后方法应被视为最终解决方案”(West et al. 2025, 3),并且合成控制仍然是“反事实情景的不完美估计”(Coffield et al. 2022, 6803)。这场辩论对《巴黎协定》的成功有影响,因为现在通过《巴黎协定》第6.2条以及VCM上使用的ART TREES等方法出现了更多辖区REDD方法(Schneider et al. 2024)。
除了方法论问题,研究还警告如果准实验方法成为新标准,实际复杂性将出现。他们指出事后基线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Nolan et al. 2024; West et al. 2023),并警告基线设定中较少的灵活性可能会阻止投资者(West et al. 2024)。因此,文献再次指出了避免超额记入与吸引投资者之间的困境。它提出了各种应对方法,包括整合事前估算和事后基线更新(Takahata et al. 2024)、将市场分为信用额和贡献(后者在事后评估中失败)(Delacote et al. 2025),以及将风险分散到项目间或信用额价值链中(Delacote et al. 2025)。也有建议转向较少技术性替代方案,例如放弃作为因果推断的额外性概念,转而采用由政府建立的透明沟通的辖区事前基线,这有望减少基线操纵(West et al. 2023)。
总结而言,准实验方法的引入显然帮助识别并可能遏制了市场上最严重的超额记入。然而,正如文献中的方法论辩论所表明的,这种新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关于碳项目“真实”影响的绝对确定性仍然遥不可及,并且众所周知的在鼓励市场参与和确保环境完整性之间取得平衡的需求仍然存在。
**3 讨论**
研究人员的综述表明,关于森林碳项目额外性的学术辩论一直围绕在科学合法性和市场活动之间取得平衡的尝试。在整个辩论中,科学家们坦率承认额外性永远无法毫无疑问地被证明,但继续寻找更好、更稳健的方法和标准。在此期间,检查额外性的方法和技术的科学进步导致了对现有标准的反复批评以及新标准的建议。然而,这些建议被市场需求所缓和,由此产生的灵活性持续导致超额记入和合法性危机。因此,研究人员的综述表明,辩论在许多方面一直在循环往复。更一般地说,它说明了科学家在现有政治经济条件下寻求建设性并做出逐步改进所面临的困境。在碳抵消的情况下,通过提供逐步改进的建议,科学家们可以说为一个持续未能兑现承诺的气候减缓的系统赋予了合法性。基于此综述,在气候崩溃的背景下,研究人员问:是时候改变方向了吗?
研究人员的综述展示了对额外性作为一个无法完全捕捉到的对象的学术追求。它证明了持续寻找更好方法的同时,承认主观选择无法从方法使用中消除。长期以来,人们观察到市场实践者会同时承认确定反事实的内在不可能性,但立即将其重新框架为需要克服的挑战:“在一页上‘无法测量’的东西在下一页上被转化为能够‘准确’或‘不准确’的行动过程”(Lohmann 2005, 227; 另见Fletcher 2023; Lohmann 2009b; Watt 2021)。这种手法使持续学术努力开发更复杂方法以识别额外性合法化。然而,随着每一种新的改进方法,旧问题重新出现:基线估计中需要包括哪些重要因素?哪些对照区域最像项目区域?虽然方法可能改进,但它们永远无法弥合测量结果与反事实之间的差距,而反事实按其定义仍然遥不可及。
完善方法以测量无法完全掌握的东西的追求是科学事业的一部分。诚然,隐式或显式的反事实分析支撑着许多政策行动(Salzman and Weisbach 2024)。然而,在碳市场的具体背景下,这种追求受到政治经济考虑的影响,并可能产生有害影响。关于特定碳信用额额外性的声称经常被用来证明持续化石燃料排放的合理性,甚至通过净零或碳中和等术语暗示这些排放不影响气候。
研究人员所审查的学术文献中一个一致的担忧是,必须在促进碳市场参与和确保足够严格的额外性标准之间找到“务实”的平衡。更严格的测试和更好的方法论及数据预计会导致更少的非额外信用额,但这些不能变得过于昂贵,或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太大风险,以至于阻止市场活动。因此,论点是必须找到超额记入与不足记入、灵活性与严谨性之间的可容忍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一直偏向市场参与者的需求,牺牲了环境完整性。研究压倒性地得出结论,超额记入是常态,发生在大多数项目、市场和辖区中(Badgley et al. 2022; Haya, Alford-Jones, et al. 2023; Probst et 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