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Carbon Emission Trad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The Dual Moderation of Executives’ Green Cogni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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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市场化工具。将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本研究使用高碳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0-2023年)的面板数据以及时变双重差分(time-var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
碳排放交易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市场化工具。将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本研究使用高碳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0-2023年)的面板数据以及时变双重差分(time-var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检验其对企业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绩效的影响。结果证实,碳交易显著提升了ESG绩效。除此之外,还涌现出三个关键见解。第一,高管绿色认知(executives’ green cognition, EGP)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policy uncertainty, EPU)均正向调节这一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三向交互作用揭示,在高水平上两种调节变量之间存在部分替代,完善了能力-压力耦合框架。第二,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Green)是一个统计显著但经济上薄弱的中介变量。这种薄弱源于内部抵消——该政策促进了实质性发明专利(invention patents)而抑制了增量型实用新型专利(utility model patents)——以及替代性渠道,尤其是融资约束(financing constraints)和碳披露质量(carbon disclosure quality),它们作为主要传导路径。第三,政策效应在重污染企业和东部与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反映了差异化的监管暴露。这些发现对碳市场扩展、绿色创新激励、区域差异化监管以及将碳资产管理纳入高管绿色认知发展具有实践启示。
**论文解读:碳排放交易、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ESG绩效——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调节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碳市场在气候冲击、地缘政治分裂和经济不确定性中加速扩张,截至2026年,41个碳市场覆盖全球26%的排放量和63%的GDP,碳定价已深度嵌入国家发展战略并成为评估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制度变量。然而,尽管碳市场的环境与经济效应已得到充分记录,其如何转化为企业全面的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改善,以及组织特征和制度环境如何调节这一传导机制,仍未被充分探索。中国提供了理想的准实验场景:其碳排放交易试点于2011年在七个省/市启动,2021年建成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碳市场,截至2025年底累计交易量达86.5亿吨。高碳行业(包括电力、钢铁、建材等八大行业)的企业既是最主要的减排主体,也是研究碳定价-ESG传导路径的自然对象。在“双碳”战略(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ESG绩效已成为衡量企业长期存续的关键指标。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显著不足:其一,尚未有研究将高管绿色认知(EGP)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EPU)整合到统一的“双调节”框架中;其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虽被初步验证,但未在内部认知与外部不确定性的联合调节条件下进行检验。因此,本研究将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政策-认知-不确定性-创新-ESG”一体化框架,旨在揭示其因果效应、传导机制与边界条件。
**研究开展与结论意义**
研究人员利用沪深两市高碳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0-2023年面板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time-varying DID)模型识别碳交易试点对企业ESG绩效的因果效应、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路径以及高管绿色认知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调节作用,并进行了行业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论证实:碳交易试点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系数=0.8073,p<0.01);绿色技术创新仅发挥统计显著但经济微弱的局部中介效应(间接效应0.0136,占总效应1.68%),且该脆弱性源于专利类型内部抵消(促进实质性发明专利而抑制增量型实用新型专利)以及融资约束和碳披露质量等替代渠道的主导作用;高管绿色认知(交互项系数=0.0539,p<0.05)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交互项系数=0.1233,p<0.01)均正向调节政策-ESG关系,且二者在高水平时呈现部分替代效应;政策效应在重污染企业(系数=2.3238,p<0.01)及东部(系数=0.6781,p<0.01)和中部地区(系数=1.0799,p<0.1)更显著。该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期刊,其理论贡献在于整合战略认知与制度不确定性视角,构建了能力-压力耦合框架,超越单一调节变量的研究范式;实践意义在于为碳市场扩展、绿色创新激励、区域差异化监管以及碳资产管理融入高管认知发展提供可操作依据。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核心技术方法包括:1)时变双重差分(time-varying DID)模型,利用中国各省份碳交易试点启动时间错位(2013-2016年分批实施)形成多队列处理结构,识别因果关系;2)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验证),基于Wen等[23]的步骤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3)调节效应模型,分别引入政策变量与高管绿色认知(EGP)、环境政策不确定性(EPU)的交互项,并构造三向交互项(Policy×EGP×EPU)检验二者的联合调节模式;4)异质性分析,按行业污染程度(高污染/低污染)和区域分布(东/中/西部)进行分组回归。样本来源:高碳行业定义为各行业相对碳排放强度比率大于1的16个非电力行业,包括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造纸、化工、钢铁、建材等;财务与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绿色专利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高管绿色认知通过年报关键词词频分析测度,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基于十大报纸文本挖掘构建。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企业ESG绩效(Score)均值为73.3806,标准差较大,显示截面差异显著;政策变量(Policy)均值为0.2762,约27.6%的样本受碳交易试点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力(Green)均值为0.0470,最大值0.9821,平均偏低但分化明显;高管绿色认知(EGP)均值为4.5081,标准差4.9963,范围0-22,反映高管绿色意识差异突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EPU)均值为4.7539,标准差2.3740,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大。
**4.2 基准回归**:通过依次加入年份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及控制变量,模型5中Policy系数为0.8073(p<0.01),支持H1,表明碳交易试点显著提升处理组企业ESG绩效,且经济意义上使平均得分提升约1.11%。
**4.3 中介效应**:三步法回归显示,Policy对Green的系数为0.0178(p<0.01),加入中介变量后Policy系数从0.8073降至0.7937(p<0.01),Green系数为0.7662(p<0.01),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验证H2。Bootstrap检验(1000次)确认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0.0035, 0.0288]不含零,进一步支持中介路径。
**4.4 平行趋势检验**:政策前各期估计系数均在零附近波动且95%置信区间包含零,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后系数从第1年起转为正并持续上升,至第5年显著,表明政策效应呈渐进增强的动态特征。
**4.5 安慰剂检验**:500次随机抽样得到的估计系数核密度分布围绕零值正态分布,实际系数远超出模拟分布范围,排除安慰剂效应。
**4.6 稳健性检验**:滞后控制变量、替换因变量(CnRDS ESG评分)、排除2018年评级方法修订观测值等四项检验中,Policy系数均显著为正(p<0.05或p<0.01),结论稳健。
**4.7 调节效应**:单独模型中,Policy×EGP系数为0.0539(p<0.05),支持H3a;Policy×EPU系数为0.1233(p<0.01),支持H3b。同时纳入两个交互项时,二者均显著为正(0.0407,p<0.1;0.1093,p<0.01),表明独立正向调节作用。三向交互项Policy×EGP×EPU系数为-0.0137(p<0.1),揭示在高水平时存在部分替代效应,完善了能力-压力耦合框架的边界条件。
**4.8 异质性分析**:行业层面,高污染企业组Policy系数为2.3238(p<0.01),低污染企业组不显著,说明政策效应主要集中于重污染行业。区域层面,东部地区系数0.6781(p<0.01),中部地区系数1.0799(p<0.1),西部地区不显著,反映出市场成熟度、产业结构转型紧迫性及绿色金融供给的区域差异。
**总结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确认碳交易试点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与既往证据一致。但创新渠道的脆弱性值得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仅解释总效应的1.68%,远低于融资约束(15.99%)和碳披露质量(8.10%)的传导贡献。分解专利类型发现,碳交易促进实质性发明专利(系数0.0178,p<0.01)但抑制增量型实用新型专利(系数-0.0638,p<0.05),内部抵消导致总体中介效应微弱。能力-压力耦合框架得到验证:高管绿色认知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独立且互补地正向调节政策-ESG关系,但三向交互揭示高水平时存在部分替代。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作用反映了中国渐进式监管收紧的制度特征,企业将不确定性解读为更严格监管的前兆信号,而非随机噪声。异质性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和东部、中部地区受益更大,对欠发达地区需配套补充措施。
**结论部分翻译**:利用高碳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0-2023年面板数据,我们确认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显著提升了企业ESG绩效(系数=0.8073,p<0.01),与先前证据一致。在此确认之外,几项发现值得批判性讨论。创新渠道薄弱: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统计显著但经济微小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0.0136,p<0.01),仅解释总政策效应的1.68%。这种有限的中介能力可能反映了绿色研发固有的时间滞后、增量型专利占据主导以及企业更依赖流程优化而非可专利化突破。进一步分解专利类型揭示内部抵消:碳交易显著促进绿色发明专利申请(系数=0.0178,p<0.01),这些专利正向中介ESG绩效;但显著抑制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系数=-0.0638,p<0.05),这些专利不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反而产生抑制效应。鉴于创新渠道作用有限,我们探索了两种替代传导路径:融资约束(间接效应0.1294,占总效应15.99%)和碳披露质量(间接效应0.0656,占8.10%),二者均远超创新渠道。能力-压力耦合:高管绿色认知(交互系数=0.0539,p<0.05)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交互系数=0.1233,p<0.01)均正向调节政策-ESG联系。三向交互结果揭示边界条件:当两种调节变量同时处于高水平时,互补性呈现边际收益递减,表明高水平时存在部分替代。不确定性谜题: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作用与发达经济体证据形成对比,我们将其归因于中国渐进式监管收紧的独特制度轨迹,导致企业将更高不确定性解读为更严格监管的可信前奏而非随机噪声。异质性效应:重污染企业(系数=2.3238,p<0.01)以及东部(系数=0.6781,p<0.01)和中部地区(系数=1.0799,p<0.1)企业受益更大,反映了差异化的监管暴露和区域制度能力差距。这些模式表明,若缺乏对欠发达地区的补充性措施,统一碳定价可能产生不均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