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How Competitive Quantification Shapes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ymbolic Moti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roup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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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消费的数字化转型促使平台通过游戏化(gamification)量化亲环境行为,然而这种量化如何影响绿色消费的持续性尚不清楚。现有关于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研究集中于健康、效率等自我导向领域,很少关注其在亲社会性绿色消费中的作用,也缺乏
日常消费的数字化转型促使平台通过游戏化(gamification)量化亲环境行为,然而这种量化如何影响绿色消费的持续性尚不清楚。现有关于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研究集中于健康、效率等自我导向领域,很少关注其在亲社会性绿色消费中的作用,也缺乏对竞争性量化与非竞争性量化之间差异的探讨。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通过两个情景在线实验,考察量化自我取向如何塑造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持续意愿及其内在机制。实验1(竞争性 vs. 非竞争性量化自我,被试间设计)检验了主效应及符号行为动机(symbolic behavioral motivation)的中介作用;实验2(2×2被试间设计)引入内群体与外群体(in-group vs. out-group)情境作为调节变量。结果表明,相对于非竞争性量化,竞争性量化激发了更强的持续意愿和自我报告的行为强度;符号行为动机部分中介了这一效应;群体情境调节了符号动机与绿色消费的关系,在内群体中增强,在外群体中减弱。通过将量化自我从自我导向扩展到亲社会情境,该研究描绘了一条工具-动机-情境路径,并为可持续消费的游戏化、基于身份的干预设计提供了启示。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数字技术向日常生活的渗透正在重塑绿色消费的激励方式:越来越多的平台借助游戏化机制量化亲环境行为,例如蚂蚁森林通过虚拟“水”换取真实植树,吸引用户持续参与。然而,这些量化设计存在竞争性(如实时排名、能量点)与非竞争性(如个人碳足迹报告、成就解锁进度)两种导向,其长期效果存在矛盾。例如,河南大学与郑州大学在蚂蚁森林开展的“西兰花PK”活动在结束后仍维持了月均参与率,而某电商平台的“绿色积分赛”却在活动结束后卸载率飙升40%。这种矛盾凸显了一个核心问题:竞争性量化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持续意愿?
现有研究在三个维度存在显著缺口:第一,量化自我研究多集中于健康管理等自我导向领域,对其在亲社会性绿色消费中的作用机制探索不足;第二,符号动机虽被提及,但尚未被实证检验为量化自我与绿色消费之间的中介路径;第三,社会认同理论未被系统纳入以解释量化自我情境如何影响绿色消费。为此,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两个情景实验,构建并检验了“工具(量化自我取向)—动机(符号行为动机)—情境(群体身份)”的整合框架,旨在阐明竞争性量化与非竞争性量化对绿色消费持续意愿的差异化影响及内在机制。该研究发表在《Sustainability》。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两个情景在线实验。实验1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通过在线实验平台招募120名普通消费者,随机分配到竞争性量化自我组(N=60)与非竞争性量化自我组(N=60),阅读模拟“绿色生活”平台界面材料后,采用5点Likert量表测量绿色消费持续意愿、行为强度及符号行为动机。实验2为2×2被试间设计,招募240名普通消费者,随机分配到四个条件(竞争性/非竞争性×内群体/外群体),采用7点Likert量表及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IOS量表)测量群体情境内化程度,并重复测量核心变量。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层次回归、Bootstrap中介检验(PROCESS Model 4/14)及两因素方差分析。样本来源为在线平台招募的普通消费者,未注明具体地域限制。
**研究结果**
**1. 竞争性量化对绿色消费持续意愿的主效应**
实验1的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竞争性量化组的绿色消费持续意愿(M=4.46,SD=0.36)显著高于非竞争性组(M=2.81,SD=1.08),t(118)=11.22,p<0.001;行为强度维度同样呈现一致结果,支持H1。这表明竞争性设计通过激活社会比较动机和成就需求,将一次性外部激励转化为更持久的行为动力。
**2. 符号行为动机的中介作用**
实验1的层次回归和Bootstrap中介检验(5000次抽样)显示,量化自我取向对绿色消费持续意愿的总效应为0.513,直接效应为0.365(占71.15%),通过符号行为动机的间接效应为0.148(95%CI [0.047, 0.254],占28.85%),支持H2a;对行为强度同样存在显著部分中介(间接效应0.146,占25.98%),支持H2b。实验2中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7%,进一步验证了符号行为动机的有限但显著的中介作用。
**3. 群体情境的调节作用**
实验2的两因素方差分析表明,量化自我取向与群体情境的交互作用显著,F(1,236)=6.72,p=0.01,η2=0.03;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竞争性条件下,内群体组(M=6.23)的持续意愿显著高于外群体组(M=5.75),F(1,236)=4.82,p=0.03。有调节的中介分析(PROCESS Model 14)显示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为0.0186(95%CI [0.0049, 0.0307]),内群体情境下间接效应为0.2597,外群体情境下为0.1664,表明群体情境显著调节符号动机的中介路径,支持H3。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了三项主要发现的理论贡献:第一,将量化自我从自我导向领域拓展至亲社会性绿色消费,揭示竞争性设计是驱动持续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回应了White等(2019)SHIFT框架中“社会激励”维度的观点。第二,明确符号行为动机作为核心中介机制,将绿色消费动机从“成本收益权衡”推进至“自我表达”的意义建构层面,呼应了Griskevicius等(2010)关于地位动机情境依赖性的猜想。第三,引入群体情境作为边界条件,将“公共/私人”二分法细化为“内群体/外群体”机制,为理解“游戏化—动机—行为”因果路径提供了情境化视角。
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竞争性量化显著增加了绿色消费持续意愿。实验1的统计分析表明,竞争性组的持续意愿(M=4.46,SD=0.36)显著高于非竞争性组(M=2.81,SD=1.08);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两组差异显著,行为强度维度结果一致,支持H1。竞争性设计调动了社会比较动机和成就需求,将一次性外部激励转化为更持久的行为动力,使亲社会行为得以更长时间维持。
第二,符号行为动机在量化自我取向与绿色消费意愿之间发挥了显著但有限的部分中介作用。实验1的Bootstrap检验显示间接效应为0.148(95%CI [0.047, 0.254]),占总效应的28.85%;实验2中该比例降至约16.7%,表明符号动机虽具解释力,但并非唯一路径。当消费者将绿色消费内化为自我认同(如环保主义者、负责任公民)和社会形象(如时尚、有品位)的表达时,更可能稳定、长期地整合该行为于日常生活。
第三,内群体与外群体身份调节了符号动机与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实验2的调节分析显示量化自我取向与群体情境对持续意愿的交互作用显著,F(1,236)=6.72,p=0.01;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进一步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指数显著(Index=0.0186,95%CI [0.0049, 0.0307]),内群体情境下符号动机的间接效应(0.2597)显著强于外群体情境(0.1664)。这表明群体情境不仅直接调节量化自我取向与消费意愿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量化自我取向→符号动机→绿色消费持续意愿”的间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