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对企业绿色协同创新的影响

《Systems》:The Impact of Digital and Real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on Corporate Gre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2日 来源:Systems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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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绿色协同创新对于实现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Digital and Real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DRTI)与企业绿色协同创新(Corporate

  
加速绿色协同创新对于实现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Digital and Real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DRTI)与企业绿色协同创新(Corporate Gre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GCI)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人员发现,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协同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通过缓解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AS)、降低绿色代理成本(Green Agency Costs,GAC)和拓宽绿色知识广度(Green Knowledge Breadth,GKB)来促进企业绿色协同创新。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对企业绿色协同创新的积极影响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处于高科技行业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加深了研究人员对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经济后果的理解,也为探索企业绿色协同创新的前因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和证据。
在全球低碳转型背景下,绿色创新已成为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路径。然而,企业面临技术周期缩短、创新环境复杂化以及绿色需求个性化等挑战,尤其在制度发展不完善的中国市场,企业难以完全依赖成熟制度获取外部资源,独立创新动力不足。绿色协同创新强调多主体协作,通过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实现创新,但信息壁垒、响应延迟和知识依赖等核心障碍制约其推进。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DRTI)作为数字技术直接嵌入传统技术体系的过程,理论上能打破时空限制、重构信息交流与知识扩散路径,为绿色协同创新提供支撑。现有研究多聚焦数字经济整体影响或广义技术融合,忽视了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的微观视角,且绿色协同创新前因研究未纳入这一维度。因此,研究人员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3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DRTI对企业绿色协同创新(GCI)的影响,并揭示其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发现,DRTI显著促进GCI,且通过缓解资产专用性(AS)、降低绿色代理成本(GAC)和拓宽绿色知识广度(GKB)三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高、高科技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丰富了技术融合经济后果的文献,为绿色协同创新前因提供微观证据,论文发表在《Systems》。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以绿色专利联合申请量衡量企业绿色协同创新(GCI),以物理产业专利引用数字产业专利次数衡量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DRTI)并取对数;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为缓解内生性,使用工具变量法(1984年城市固定电话数量与同行业同规模企业平均DRTI的交互项)、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安慰剂检验及滞后一期处理;通过替换DRTI度量方式、加入高阶固定效应、剔除特殊年份样本和滞后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样本来源为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3年面板数据,最终包含1742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研究结果部分:
5.1 描述性统计:企业绿色协同创新(GCI)均值为0.2120,中位数为0,表明整体水平较低;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DRTI)均值为0.254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2246,多数企业融合程度不高。
5.2 基准回归: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DRTI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DRTI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协同创新,支持假设H1。
5.3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回归显示DRTI-IV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DRTI系数仍显著为正,且未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均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纳入逆米尔斯比率后DRTI系数显著;倾向得分匹配后DRTI系数显著;安慰剂检验中随机估计系数以零为中心对称分布,排除随机因素干扰;滞后一期项l.DRTI显著为正。稳健性检验中,替换度量方式、加入高阶固定效应、剔除特殊年份及滞后控制变量后,DRTI系数均显著为正,支持H1。
5.4 机制检验:以资产专用性(AS)为中介变量,DRTI系数显著为负,AS系数显著为负,表明DRTI通过缓解AS促进GCI;以绿色代理成本(GAC)为中介变量,DRTI系数显著为负,GAC系数显著为负,表明DRTI通过降低GAC促进GCI;以绿色知识广度(GKB)为中介变量,DRTI系数显著为正,GKB系数显著为正,表明DRTI通过拓宽GKB促进GCI。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均确认中介效应显著。
5.5 异质性分析: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分组回归显示,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DRTI对GCI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基于行业属性,在高科技企业中效应更显著;基于区域,在东部地区企业中效应更显著。Fisher组合检验均表明组间系数差异显著。

总结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数字与实体技术融合(DRTI)对企业绿色协同创新(GCI)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DRTI显著促进GCI,该结论经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DRTI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GAC)、抑制资产专用性(AS)和扩大绿色知识广度(GKB)来促进GCI。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处于高科技行业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中,DRTI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顶层设计、加强企业间知识转移以及企业自身加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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