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城市住区的灾害风险感知: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的案例研究

《Urban Science》:Disaster Risk Perception in Informal Urban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in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2日 来源:Urban Scienc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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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规城市住区的灾害风险感知(disaster risk perception)尽管对气候适应(climate adaptation)和城市韧性(urban resilience)政策至关重要,但至今仍未被充分理解。本研究评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大圣多明各(Gre

  
非正规城市住区的灾害风险感知(disaster risk perception)尽管对气候适应(climate adaptation)和城市韧性(urban resilience)政策至关重要,但至今仍未被充分理解。本研究评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大圣多明各(Greater Santo Domingo)九个非正规住区居民的灾害风险感知,重点关注主观灾害风险、贫困和社会-环境脆弱性(socio-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s approach),应用RISKPERCEP算法和一份由98个问题组成的结构化调查问卷,这些问题按关键感知变量分组。在四个城市中进行了198次调查,并辅以专家咨询、概率样本量计算以及包括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s)和Cramér's V系数(Cramér’s V coefficients)在内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普遍存在对气候相关风险的中度低估,这主要与对灾害理解有限、制度信任薄弱、个人参与度低、对过去灾害记忆模糊以及对后果关切不足有关。社会经济剥夺(socioeconomic deprivation),尤其是在女性、退休人员和低收入群体中,与较高的感知脆弱性密切相关。统计分析表明,存在一个由相互依赖的社会、经济和空间变量构成的密集多维网络,共同塑造了脆弱性。研究得出结论,低灾害风险感知是非正规住区气候适应的主要障碍,并强调需要整合社会保护、气候教育、城市韧性和基于社区的适应策略的综合公共政策。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在社区层面采用围绕特定变量构建的灾害风险感知探究方法,能够识别出普遍低估灾害风险的深层原因。这种方法有助于设计既包含结构性也包含非结构性适应措施的政策,在制定韧性策略时明确纳入这些因素。未来研究应首先解决已识别的局限性,进而将本研究推广至全国其他社区。
**论文解读:非正规城市住区灾害风险感知的多维机制——以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为例**

**研究背景与问题**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城市化进程伴随着非正规住区的快速扩张,这一现象由社会经济不平等、土地规划薄弱及正规住房可及性有限共同驱动。全球超过10亿人生活在非正规或脆弱城市环境中,贫困、环境退化与灾害暴露在此汇聚。尽管《仙台减灾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加强城市韧性、减少脆弱性,但非正规住区仍在社会边缘化、制度能力不足和空间规划缺失的条件下持续扩展。多米尼加共和国尤其脆弱,作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自1851年以来已遭受超过70次飓风影响,近期极端降水事件(如2022年11月260毫米降雨、2023年11月431毫米降雨)造成严重洪灾和人员伤亡。然而,非正规住区居民对灾害风险的感知普遍偏低,这种主观低估阻碍了气候适应政策的有效实施。现有研究多聚焦结构性脆弱性,却较少分析主观风险感知与贫困、社会-环境挑战的交互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案例研究揭示圣多明各非正规住区中灾害风险感知的决定因素,为制定融合社会保护、气候教育与社区韧性的综合政策提供证据。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大都市区的四个城市(Santo Domingo Guzmán、Santo Domingo Este、Santo Domingo Norte、Distrito Nacional)中选取9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正规住区,评价居民的灾害风险感知。研究假设:实施主观灾害风险诊断工具可推动非正规住区向生态友好型韧性社区转型。主要结论如下:
- 居民普遍存在对气候相关风险的中度低估(风险感知值介于1.5–1.7,低于充分估计值2.0),主要归因于风险理解有限、个人参与度低、对灾难性后果认识不足、过去灾害记忆模糊、对后果关切不足以及制度信任薄弱。
- 社会经济剥夺(尤其是女性、退休人员和低收入群体)与更高的感知脆弱性显著相关。极端贫困家庭既表现出对风险的“习惯化”低估,又在直接询问时因绝对恢复能力缺失而呈现高恐惧风险感知。
- 统计分析揭示了一个由社会、经济和空间变量构成的密集多维网络,其中所有变量对均呈现显著关联(p<0.001),Cramér's V系数介于0.503–0.686,表明变量间存在中度至强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居住城市与社区类型、就业状态与社交活动参与、就业状态与收入之间。
- 研究意义在于:低灾害风险感知是非正规住区气候适应的主要障碍,需通过整合社会保护、气候教育、城市韧性和社区适应策略的公共政策进行干预;所提出的风险感知探究方法(RISKPERCEP算法与变量导向调查)能够识别普遍低估的深层原因,为设计结构性及非结构性适应措施提供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核心工具为基于RISKPERCEP算法的风险感知画像(perceived risk profile)方法,该方法源于心理测量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通过预先定义的10个感知变量(如风险熟悉度、理解度、个人参与度、灾难潜力、历史记忆、可逆性、关切、制度信任等)进行量化评估。调查问卷共98个封闭式问题,按单向递增三等级设计(1=低估,2=充分估计,3=高估),并经专家评审(德尔菲法)和随机响应概率检验(高斯分布验证)确保质量。样本来自圣多明各四个城市(Santo Domingo Guzmán、Santo Domingo Este、Santo Domingo Norte、Distrito Nacional)的9个非正规住区,采用概率抽样公式(置信度95%,精度7%)计算最小样本量191份,实际完成198份有效问卷。数据分析包括卡方检验和Cramér's V系数,用于评估分类变量间的关联强度;同时构建社会经济脆弱性指数(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dex, SEVI),综合物质剥夺、收入水平和主观幸福感三个维度。

**研究结果**

**3.1 圣多明各非正规社区灾害风险感知研究**
通过风险感知画像,发现四个城市居民的总体风险感知均处于中度低估区间(平均值1.5–1.7)。导致低估的关键变量包括:风险理解(COMP)不足、个人参与(INVO)度低、灾难潜力(CATA)感知弱、历史记忆(HIST)模糊、关切(PREO)程度低、制度信任(INST)薄弱以及组织氛围(CLIM)不佳。相反,后果可逆性(REVE)变量呈现高估(即认为后果不可逆导致更高风险估计),经济-文化福祉(BE-C)变量同样高估(反映贫困加剧的感知脆弱性)。最常被报告的灾害类型为河流和暴雨洪水及飓风,其次是滑坡;人为灾害以电力引起的家庭火灾为主。

**3.2 人口统计学分析**
按性别分析:女性在部分变量上呈现略高的风险估计,与传统文化中女性承担家庭保护角色、面临性别暴力导致的不确定性有关。按年龄分析:41–55岁中年群体在理解、参与、关切和组织氛围方面低估最明显,与劳动力挑战相关;26–40岁群体则因灾难潜力感知低而低估;老年群体因生存条件限制风险感知仍偏低;年轻群体因大脑发育期情绪主导,呈现低估倾向。按教育水平分析:大学学历者因风险理解较好而风险估计略高,但整体仍处于低估范围。总体而言,无论性别、年龄或教育水平,均呈现普遍的低估趋势,但女性、老年人及高学历者表现出略优的估计水平。

**3.3 社会经济脆弱性指数及其与灾害风险感知的关系**

**3.3.1 物质剥夺分析**
88.2%的受访者无法应对意外财务支出,71.4%无法负担一周年假;42.9%处于严重物质剥夺状态。极端贫困家庭因生存适应而低估预防性风险,但因绝对无力恢复而高估灾难后果恐惧(82.2%报告高感知风险)。

**3.3.2 社会经济脆弱性指数分析**
通过SEVI综合物质剥夺、收入和主观幸福感,揭示脆弱性非静态条件,而是认知风险的结构性决定因素。极端贫困产生“环境正常化”与“高度警觉”并存的双重效应。

**3.3.3 主观幸福感与健康**
社交网络强的居民风险感知较低(因互助增强恢复信心)。健康自评呈现地域差异:Santo Domingo Guzmán区58.54%认为健康“良好”,而Santo Domingo Norte区仅22.22%认为“良好”,55.56%认为“一般”,18.52%认为“差”,表明主观幸福感受地方基础设施可得性调节。

**3.3.4 地理变量**
高脆弱性评分集中在低洼沿海和未管理排水渠(ca?adas)附近,贫困迫使居民迁入最危险地形,地理因素构成客观应对能力与主观风险感知的复合效应。

**3.3.5 统计分析结果**
所有变量对均呈现显著统计关联(p<0.001),Cramér's V系数显示最强关联对:V2(城市)与V3(社区类型)(0.686)、V5(就业状态)与V7(社交参与)(0.665)、V7与V8(休闲活动)(0.644)、V5与V8(0.635)、V5与V9(收入)(0.632)。结果表明存在一个高度整合的多维系统,其中就业、收入、社交活动和经济条件构成核心节点,变化具有系统传播效应。

**3.4 风险管理的战略框架**
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加强应急响应、气候适应和社会保护系统的框架:改进紧急代金券(emergency voucher)的预测性分配,纳入多灾种暴露和风险感知校准;通过社区培训与代金券挂钩激励参与;开发绿色基础设施(如可淹公园、可持续排水系统);实施渐进式住房改善计划;建立融合客观与主观指标(如风险感知画像)的社区监测系统,支持国家数据库建设。

**总结与讨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结果与全球其他研究(如洪都拉斯高校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多米尼加全国气候素养调查、IPCC评估)一致,验证了风险感知不足是普遍障碍。关键发现是:低灾害风险感知构成实施修复措施的根本壁垒,需通过社区层面的培训机制和心理社会干预加以克服。结论部分(翻译):研究表明,所研究城市与脆弱社区间的灾害风险感知差异可忽略不计,需聚焦导致偏离充分估计的变量行为。低估主要源于对风险理解有限、参与度低、灾难潜力感知弱、历史记忆模糊、关切不足以及制度信任缺失;高估反映对已调查脆弱性和潜在行动的冷漠,以及后果可逆性低和经济-文化福祉差(体现贫困与不平等)。研究启示在于,以变量为单位的社区风险感知探究方法能够识别普遍低估的深层原因,据此设计结构性或非结构性适应政策。未来研究需在解决已识别局限性(如利用无人机正射影像预先特征化社区、建立维度权重分析方法、编制详细技术指南)后,将研究推广至全国其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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