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care》:Factors Affecting Universal Access to Smart Home Technologies Among Older Adults Living Alone: A Privacy–Safety Trade-Off Perspective
编辑推荐:
背景/目标:赋权策略促进健康行为对于预防慢性病和癌症至关重要,而个体健康责任(IHR)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在文献中得到广泛讨论,但IHR概念缺乏明确定义的领域或经过验证的评估工具。其与控制点理论、自我动机和人格类型的重叠进一步增加了困难。同时,个体对自身健
背景/目标:赋权策略促进健康行为对于预防慢性病和癌症至关重要,而个体健康责任(IHR)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在文献中得到广泛讨论,但IHR概念缺乏明确定义的领域或经过验证的评估工具。其与控制点理论、自我动机和人格类型的重叠进一步增加了困难。同时,个体对自身健康责任的感知是一个直观、易于回答的简单条目,反映了个人与此主题相关的信念。此外,出于伦理原因,该概念不能脱离个人信念,也不应按照严格的量表和外部强加的定义进行调整。因此,本研究旨在:(1)探索IHR的自我感知与预防/风险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检查与社会人口学因素相关的IHR评分以及三种自我感知特征,即自我感知控制点、健康素养和健康状况。方法:在一家大型多学科医院对968名医疗工作者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涵盖多种行为(吸烟、饮酒、饮食和参与丙型肝炎筛查项目)。IHR采用1至10分制评估,其中1分表示“非常小程度”,10分表示“很大程度”。结果:IHR平均评分为8.80(标准差=1.88)。在单变量分析中,IHR评分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及所有三种个人特征均显著相关。在多变量分析中,社会人口学关联性失去统计学显著性。IHR在多变量模型中仍与健康饮食评分保持关联(B=0.113,p=0.036)。在未调整分析中,宣称饮酒者与宣称戒酒者之间的IHR分布存在差异(χ2=17.157,p=0.002)。然而,该关联未在多变量模型中保留。自我感知内在控制点与筛查接受度呈负相关,但与IHR无关。比值比(OR)为0.927对应1至10分制中每增加1分。在整个观察尺度范围内,这对应OR为0.51(95%置信区间:0.29–0.89),表明内在控制感知较高的参与者筛查接受几率较低。由于该估计假设整个尺度呈线性,应谨慎解释。结论:感知责任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表明,仅靠IHR信息传递可能不足以实现改变。未来研究在分析IHR与健康行为时,应考虑社会期望性和外在控制点。
本研究旨在探讨个体健康责任(IHR)这一概念在健康行为促进中的作用,尤其是其与预防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背景指出,尽管全球健康信息可及性日益提高,但可预防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负担仍然沉重,主要源于吸烟、不良饮食、缺乏运动、饮酒等可改变风险因素。欧洲多国在初级预防方面投入不足,而个性化干预虽有效,但在低教育水平人群中效果有限。IHR作为“审慎责任”被广泛接受,但与控制点理论、自我效能等概念存在重叠,且缺乏标准化评估工具。此外,IHR在不同利益相关者(如医生与患者)中的认知存在差异,且其与健康行为的实际关系尚不明确。因此,研究人员在布加勒斯特一家大型多学科医院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纳入968名医疗工作者,旨在分析自我感知IHR与吸烟、饮酒、饮食及丙型肝炎筛查接受度等行为之间的关联,同时考察社会人口学因素及自我感知特征(内在控制点、健康素养、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尽管IHR评分普遍较高(均值8.80/10),但其与大多数健康行为的关联较弱或不一致,仅与健康饮食评分在多变量模型中呈显著正向关联。饮酒与IHR的相关性在调整后消失,吸烟与IHR无显著关联,而内在控制点与筛查接受度呈负相关。研究意义在于揭示医疗工作者中高感知责任与低健康行为之间的“差距”,表明单一强调IHR信息传递不足以改变行为,需整合社会、组织、环境等多因素干预策略。该论文发表在《Healthcare》。
研究人员为开展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基于单中心横断面设计,在布加勒斯特科伦蒂纳临床医院招募968名医疗工作者,使用自拟问卷收集数据,包括个体健康责任(IHR)单条目评分(1-10分制)、自我感知健康状况(4级)、自我感知健康素养(3级)、自我感知内在控制点(1-10分制)以及吸烟、饮酒、饮食(10类食物频率评分,总分0-18)和丙型肝炎筛查接受度。统计分析采用单变量(卡方检验、ANOVA、Kruskal-Wallis、Mann-Whitney)及多变量回归(线性或二元逻辑回归),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将IHR最高分组9-10分与其他组比较)。
### 3. 结果
**3.1 样本特征与IHR评分分布**
共有968名医疗工作者参与(应答率81.07%),参与者较非参与者更年轻且女性比例更高。IHR评分均值为8.80(SD=1.88),呈偏态分布,71.9%的受访者评分在9-10分。单变量分析显示,IHR评分与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居住地、职业及所有三种自我感知特征(健康状况、健康素养、内在控制点)均显著相关。敏感性分析(9-10分 vs. 其他)证实,IHR与健康状况(B=-0.494,p<0.001)和内在控制点(B=0.069,p=0.009)仍显著相关,与健康素养边缘显著(p=0.054)。性别分层显示,内在控制点与IHR的关联仅在女性中显著。
**3.2 社会人口学及个人特征与IHR的多变量关联**
当纳入所有社会人口学因素和个人特征后,社会人口学因素均不再与IHR显著相关,整体模型仅解释IHR变异的5.6%(R2=0.056,p<0.001)。
**3.3 健康相关行为与IHR的关联**
- **吸烟**: 单变量分析中,IHR评分在曾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之间无差异(B=-0.24,p=0.523),在现吸烟者与既往吸烟者之间亦无差异(B=0.009,p=0.361)。多变量分析显示,吸烟与教育程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居住和男性呈正相关,但IHR不显著。医生从不吸烟的几率高于其他职业(OR=0.615,p=0.018)。
- **饮酒**: 单变量分析中,宣称饮酒者与戒酒者的IHR分布存在显著差异(χ2=17.157,p=0.002)。多变量回归中,饮酒与性别、年龄和吸烟相关,但IHR不显著。每周饮酒数量在IHR类别间有差异,最高值出现在相对高IHR组。
- **饮食评分**: 单变量回归中,IHR与饮食评分边缘相关(B=0.097,p=0.069)。多变量分析中,IHR与饮食评分呈显著正相关(B=0.113,p=0.036),此外年龄、教育、婚姻状况和内在控制点也与饮食评分显著相关。自我感知健康饮食与饮食评分直接相关(B=0.588,p<0.001)。
- **筛查接受度**: 79.6%的参与者接受了筛查。IHR与筛查接受度无关联,而自我感知内在控制点与参与度呈负相关(OR=0.927,即每增加1分,接受几率降低约7.3%),但该估计需谨慎解释。
### 4. 讨论
研究主要发现,医疗工作者中高自我感知IHR与年龄、健康状况、健康素养和内在控制点一致相关,但与健康行为关联有限。IHR与年龄的关系符合责任心随年龄增长的一般规律。感知健康状况与IHR呈非线性关系:有轻微健康问题者IHR最高,可能因其更好的健康素养;无疾病或严重疾病者IHR较低,可能归因于外部因素。IHR与内在控制点强相关,但性别差异显著,且内在控制点与健康行为(除饮食外)关联不一致。饮酒和吸烟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社会期望性偏倚,尤其是医疗工作者群体。IHR与饮食评分在多变量分析中显著,但效应较小。筛查接受度与内在控制点负相关,可能因参与者认为无法完全控制职业暴露风险,而筛查是易于获取的预防措施。
### 5. 结论
医疗工作者中吸烟、饮酒和不良饮食的流行率较高。本研究主要贡献在于识别出高自我感知健康责任与较低预防行为之间的差距。总体而言,自我感知IHR与大多数预防行为关联弱或不一致,不能单独解释这些行为。饮酒和不良饮食似乎与内在控制点相关,但高不依从率支持需要多因素健康促进方法。聚焦IHR的信息传递可能对健康饮食选择有价值,但需谨慎解释,并应整合到更广泛的策略中。未发现IHR与吸烟之间的统计学显著关联。内在控制点与筛查接受度的关联提示,干预措施应关注自我感知自主性和自我效能。
### 6. 局限性
本研究局限性包括:使用单条目测量IHR,可能无法捕捉其全部复杂性;社会期望性偏倚可能影响自报行为;单中心样本限制推广性;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医疗工作者群体可能受职业规范影响而高报IHR评分。尽管如此,结果仍有助于理解罗马尼亚人群中健康促进策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