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清洁技术转型中超越欧美（2000-2025）：结合社会技术转型理论（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theory）和政治经济学理论（political economy theory）分析全球产业变迁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How China overtook Europe and America in clean-tech transitions (2000–2025): Combining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to analyse global industrial shifts

　　

本研究提供了一种综合比较解释，说明中国在清洁技术转型（clean-tech transitions，特别是太阳能光伏solar-PV、风能wind、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s、电池batteries）中的主导地位，探讨其如何在最初落后的情况下超越欧盟和美国。该解释由一个新颖的概念框架指导，该框架结合了社会技术转型理论（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theory，涉及转型阶段、转型路径、新进入者和在位企业的作用、政策作为关键驱动力，以及技术、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反馈循环）和政治经济学理论（political economy theory，涉及经济利益集团、制度、国家和政策）。利用二次文献和多个统计数据集，研究人员从以下方面比较分析了中国、欧盟和美国：a) 电力和汽车出行领域的清洁技术转型进程；b) “灰色”和“绿色”利益集团的战略和活动；c) 制度及其对利益集团准入和国家结构的影响；d) 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能力；e) 气候、能源、创新和产业政策组合的变化。通过这些相互作用的因果因素，研究人员识别了清洁技术绩效差异的多种原因，包括：欧盟和美国的制度为在位企业提供了显著的政策准入，使其能够影响政策制定，导致政策较弱、转型较慢；中国的制度使政策制定者免受在位企业游说，使其能够制定更早、更有效的政策，并随后通过适应性政策学习和正反馈循环不断加强这些政策；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释放了新进入者并迅速扩大了清洁技术制造规模，而欧盟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主要与在位企业合作（这使后者得以减缓变革速度）。

**论文解读：中国清洁技术转型超越欧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清洁技术转型（clean-tech transitions）已进入电力和汽车出行系统的大规模扩散阶段。截至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欧盟发电量中占比47.7%，中国37.0%，美国25.6%；电动汽车（EVs）在新车销售中占比中国55%、欧盟28%、美国10%。中国在清洁技术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2023年已安装全球87%的太阳能光伏（solar-PV）组件制造产能、60-63%的风力涡轮机叶片和机舱制造产能、67%的电动汽车和83%的电池（电芯）制造产能。然而，这一主导地位具有历史意外性：直到2000年代末，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丹麦）在太阳能光伏、风能和电动汽车的开发与制造中领先，中国最初是净进口国，2006年贸易逆差峰值达420亿美元。现有研究（如地理转型研究和发展学者）主要关注中国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GVCs）进入、制造能力提升和追赶过程，但较少分析2015年后中国在技术前沿的跨越式超越（leapfrogging），以及更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关系（如国家与商业利益的纠缠）。因此，研究问题为：中国如何在清洁技术转型中超越欧盟和美国？本研究旨在不仅解释中国从边缘到主导的演变，也解释为何欧盟和美国尽管最初领先却表现不佳。

**研究与结论**
研究人员结合社会技术转型理论（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theory）和政治经济学理论（political economy theory），构建了一个整合概念框架，强调利益集团、制度、国家战略导向、国家能力以及政策组合的相互作用。通过比较分析中国、欧盟和美国在2000-2025年间的清洁技术转型，识别了七个相互作用的因果因素：（1）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增量性（与煤炭并行），而欧盟和美国则更具颠覆性；（2）中国在位“灰色”利益集团（如煤炭、传统汽车制造商）的抵抗被政策制定者有效压制，而欧盟和美国的在位企业则通过游说成功减缓转型；（3）中国新进入者（“绿色”利益集团）成功崛起并提供反制力量，而欧美新进入者大多失败；（4）欧盟和美国的制度为在位企业提供了更多政策准入通道和否决点，导致政策较弱且不稳定；（5）中国国家战略导向更早聚焦于清洁技术的经济和能源安全机遇；（6）中国拥有更高的财政和制度能力来实施战略；（7）中国政策制定者更早聚焦于产业政策，并实现了部署与制造的双重支持。此外，框架还揭示了三个更深层原因：（1）中国政策信念通过适应性学习逐步调整，欧美则因外部冲击而间断性转变；（2）中国遵循新进入者驱动的替代路径（substitution pathway），而欧美遵循在位企业缓慢转型的变革路径（transformation pathway）；（3）中国在技术、企业和政策之间形成了更强的正反馈循环。研究发表在《Energy Research》。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二次文献（学术出版物和报告）和多个统计数据集（来自IEA、IMF、Our World in Data、IRENA、Ember、Rhodium Group、Bruegel、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构建了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案例研究。采用了历史叙述与分析性因果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按概念模型的分析类别（转型进程、利益集团活动、制度、国家战略导向和能力、政策组合）组织中国、欧盟和美国的案例研究，比较分析了三个地区的清洁技术转型绩效差异。

**研究结果**

**4.1 中国：转型进程**
通过分析电力结构和汽车销售数据，发现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从2000年的226 TWh增至2025年的3920 TWh，但煤炭发电直至2025年才开始下降；电动汽车销售从2018年的110万辆增至2025年的1330万辆。大规模部署和制造推动了成本下降（如电池成本2013-2024年下降86%）。

**4.2 中国：灰色与绿色利益集团活动**
通过文献和行业报告分析，发现中国灰色利益集团（如煤炭国有企业、传统汽车制造商）曾利用与政策制定者的紧密联系抵抗转型，但政策制定者通过强制国有电力公司和汽车制造商转型（如设定可再生能源目标、要求国有企业发展电动汽车），成功限制其影响。绿色利益集团（如太阳能光伏、风电、电动汽车和电池新进入者）在三个转型阶段中逐步崛起：风电领域通过许可证协议和合作项目实现技术转移；太阳能光伏领域通过低成本制造、本地供应链和创新（如单晶硅、双面设计）实现全球主导；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通过政策支持（如补贴、白名单）、新进入者（如比亚迪、蔚来、小鹏）和ICT跨界创新（如小米、华为）实现技术前沿的跨越。

**4.3 中国：制度**
通过分析宪法和政治体制，发现中国的一党制威权体制使政策制定者相对免受利益集团公开游说，但存在“碎片化威权主义”（如省级政府灵活执行、煤炭利益集团通过国有企业联系施加影响）。2001年加入WTO促进了全球价值链扩展和制造业转移。

**4.4 中国：国家战略导向和能力**
通过政府文件和经济数据，发现中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战略，清洁技术符合出口导向和国内投资的双重增长模式。能源安全（减少化石燃料进口依赖）和空气污染问题也推动了战略兴趣。国家能力高：一党制可长期规划，官僚体系有效执行，财政能力强大（GDP高速增长、消费占比低、福利支出低，投资占GDP的40-50%），产业政策支出占GDP的1.73%，约为德国和美国的四倍。

**4.5 中国：政策组合**
通过政策文件分析，发现气候政策相对次要（如早期拒绝约束性减排目标），能源政策（可再生能源法、上网电价补贴）和产业政策（战略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更为关键。创新政策在2015年后大幅增加，私人能源研发投资在2015-2023年增长了近四倍，显著超越欧美。

**5.1-5.5 欧盟：转型进程、利益集团、制度、战略导向、政策**
通过类似分析，发现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从2000年的386 TWh增至2025年的1335 TWh，但煤炭发电下降；电动汽车销售从2018年的25万辆增至2025年的290万辆。灰色利益集团（如公用事业、汽车制造商）通过多重制度通道（如游说欧盟委员会、议会、成员国政府）成功减缓转型，如反对上网电价补贴、削弱汽车排放标准。绿色利益集团在风电领域相对成功（如维斯塔斯、西门子歌美飒），但在太阳能光伏和电池领域失败（由于中国竞争）。制度上，欧盟多层治理提供了商业利益的多重准入通道，增强了在位企业的影响力。国家战略导向长期受新自由主义经济信念影响，将气候变化视为市场失灵，而非工业机遇，直至2019年欧洲绿色协议才转向增长战略。财政能力低（欧盟预算仅占GNP的1%），产业政策碎片化。政策上，气候政策（排放交易体系）和能源政策（可再生能源指令）为主，但产业政策（如净零工业法案）滞后且资金不足。

**6.1-6.5 美国：转型进程、利益集团、制度、战略导向、政策**
通过分析，发现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从2000年的351 TWh增至2025年的1159 TWh，但天然气发电增长更快；电动汽车销售增至2024年的150万辆后因政策逆转而停滞。灰色利益集团（如石油、天然气、公用事业、汽车制造商）通过游说、竞选捐款、诉讼等成功阻碍气候政策，如导致联邦层面政策僵局。绿色利益集团（如特斯拉）虽在研发上领先，但受制于不稳定的政策（如生产税收抵免多次到期）和弱产业政策，制造规模小。制度上，三权分立和联邦制提供了多个否决点，使灰色利益集团易阻滞新政策。国家战略导向受化石燃料经济重要性（石油天然气占GDP约7%）和能源安全（页岩革命实现能源独立）影响，气候政策随总统更迭剧烈波动。财政能力高（如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提供3690亿美元），但制度能力弱（政治极化、政策不稳定）。政策上，气候政策弱且波动，工业政策长期缺失，直至2022年IRA才加强，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又削弱。

**7. 比较分析**
通过概念框架的应用，识别了七个因素和三个更深层因果解释。中国政策信念逐步调整，欧盟因外部冲击间断转变，美国随政府更迭振荡。中国遵循替代路径，欧美遵循变革路径。中国正反馈循环强，欧美弱。

**8.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并理解中国如何在清洁技术转型中超越欧盟和美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新概念框架，结合了社会技术转型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该框架的实证应用识别了七个相互作用的绩效差异原因，总结于表1。除了相对常规的政治经济学因素，第7节的比较分析还识别了三个进一步的因果解释：(1) 中国的政策信念和政策组合通过适应性政策学习随时间逐步变化，有效应对了不同转型阶段的挑战；欧盟的政策信念和政策组合以更间断的方式变化，当外部冲击打乱新自由主义观念时，导致对有效政策的迟滞探索；美国的政策信念和政策组合随执政政府更替而剧烈振荡，阻碍了有效的清洁技术治理；(2) 在转型路径方面，中国遵循基于支持新进入者的替代路径，这些新进入者渴望迅速推动清洁技术转型；相比之下，欧盟和美国遵循变革路径，基于与在位企业合作，这些企业缓慢且不情愿地转向清洁技术；(3) 技术转型、企业和政策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在中国比在欧洲和美国更强。
虽然实证部分证明了新概念框架的有用性，但它并非万能理论。几个相关因素（如能源、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企业战略、部门特性）受到了有限的分析关注，这在大规模复杂主题的研究中是典型的。另一个局限性是，论文主要将三个清洁技术转型作为相对独立的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尽管也偶尔提到国际互动（如全球价值链、合资企业、贸易、气候谈判）。未来研究可以更深入地调查国际相互依赖关系。
在前进方向上，清洁技术转型中日益加剧的竞争增加了政治关注和资金投入，但也带来了负面发展：灰色利益集团利用竞争继续反对和延迟转型；中国持续的出口战略加上美国高关税壁垒，可能进一步增加对欧洲的清洁技术流入，冲击欧洲工业。欧洲正在制定多项战略计划（如工业加速法案），但能否有效实施仍有待观察。
本研究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更广泛启示在于，应转向关注制造和政治经济学动态，超越过去20年主导的创新相关主题，探索大规模扩散阶段的新议题，如大规模制造、贸易、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