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生物文化方法重新连接人类与自然:土著文化价值观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Frontier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Reconnecting humans and nature through biocultural approaches: the role of indigenous cultural valu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Southwestern Niger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4日 来源:Frontier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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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社会文化转型和人类与自然日益脱节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下降,特别是在传统生态系统正在削弱的土著社区中。在生物文化保护理论(Biocultural Conservation Theory)的指导下,本研究考察了土著文化价值观、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快速的社会文化转型和人类与自然日益脱节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下降,特别是在传统生态系统正在削弱的土著社区中。在生物文化保护理论(Biocultural Conservation Theory)的指导下,本研究考察了土著文化价值观、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和人类-自然关系对尼日利亚西南部埃格巴(Egba)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解释性调查设计,通过多阶段抽样技术从奥贡州阿贝奥库塔北和阿贝奥库塔南地方政府区域的八个埃格巴社区中选取了395名受访者收集数据。数据通过半结构化问卷获取,并采用描述性统计、斯皮尔曼秩相关(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检验(Kruskal–Wallis H test)和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揭示了土著文化机制被广泛认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驱动因素。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的传统节日(4.15 ± 1.02)、受保护免遭开发的圣林(4.10 ± 0.96)、与土地和野生动物管理相关的仪式(4.09 ± 0.95)以及物种图腾保护(4.05 ± 0.99)被认定为主要保护实践。传统机构,包括酋长会议、猎人公会和传统统治者,也被认为在强制执行生物多样性相关规范方面具有影响力。然而,城市化、现代化、贫困、代际知识传递下降以及机构认可薄弱被确定为土著保护系统的主要威胁。对传统保护实践感知的显著年龄相关差异(p < 0.05)突显了土著生态价值观的代际变化。研究得出结论,土著文化系统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至关重要。政策干预应通过法律认可圣址、支持传统生态知识传递以及将土著权威纳入生物多样性决策过程,加强正式保护机构与土著治理系统之间的合作。
**论文解读:生物文化方法下土著价值观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下降是当前最严峻的环境危机之一。传统“堡垒保护”模式强调国家主导的保护区、物理屏障和排斥土著居民,导致人类与自然的概念性分离,忽视了土著社区作为生态系统内在组成部分的历史、文化和关系联系。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上而下的排他性策略难以实现长期生态可持续性,常引发社区抵抗、社会经济边缘化和高执法成本。与此同时,全球评估显示,土著人民与当地社区(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PLCs)管理的土地约占全球正式保护区的40%,并维护着地球上最高水平的生态完整性。这促使范式向“生物文化保护”(Biocultural Conservation)转变,该理论认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在结构上相互依存且相互强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尼日利亚西南部的雨林和过渡带,生态系统历史上通过复杂的土著知识系统(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IKS)和传统治理框架进行管理,例如圣林(igbo orisa)、禁忌(eewo)、图腾关联和祖先节日。然而,快速城市化、人口增长、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困难以及现代教育和一神论宗教的传播,系统性地贬低和非法化了土著宇宙观,扰乱了环境知识的代际传递,导致年轻一代对当地生态禁忌的认知和遵守下降。尽管文献认识到传统资源管理的理论价值,但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特别是奥贡州历史悠久的埃格巴(Egba)社区,关于地方性习俗机构如何与当代社会人口变化互动存在关键实证空白:定量研究不足,缺乏对生物文化保护框架与定量模型的整合,且现有文献以定性案例研究为主。因此,本研究旨在重新定位埃格巴人民作为其生态系统内在组成部分,考察其土著文化价值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当代关联,具体目标包括:评估社区对传统文化实践在环境管理中角色和执行力的感知;评估文化及生态重要物种的多年变化;识别驱动人类与自然脱节和知识侵蚀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发展因素;确定影响支持土著物种保护机制的社会人口和感知因素。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奥贡州阿贝奥库塔北和阿贝奥库塔南地方政府区域的八个埃格巴社区开展了横断面解释性调查。研究基于生物文化保护理论,通过半结构化问卷收集了395名受访者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斯皮尔曼秩相关、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土著文化机制(如传统节日、圣林、仪式、图腾保护)被广泛认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驱动因素;传统机构(酋长会议、猎人公会、传统统治者)在强制执行生物多样性规范方面仍具影响力;但城市化、现代化、贫困、代际知识传递下降和机构认可薄弱构成主要威胁;年龄相关的感知差异显著,反映了生态价值观的代际变化。研究强调,土著文化系统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政策应加强正式保护机构与土著治理系统之间的合作,包括法律认可圣址、支持传统生态知识传递以及将土著权威纳入决策过程。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解释性调查设计,以定量方法为主。样本来自尼日利亚奥贡州阿贝奥库塔北和阿贝奥库塔南地方政府区域的八个埃格巴社区(Ake, Ijemo, Itoko, Ilogbo, Ago Oko, Ikereku, Ago Ika, Ago Owu),通过多阶段抽样技术选取395名受访者(初始样本量400,回收有效问卷395份,响应率98.8%)。数据收集工具为半结构化问卷,经专家审查和试点测试后具备信效度(Cronbach's alpha > 0.70)。分析技术包括描述性统计(频率、百分比、均值、标准差)、斯皮尔曼秩相关(用于检验年龄与生物多样性组分感知丰度之间的关系)、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检验(用于比较不同年龄组对传统保护实践有效性的感知差异)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用于评估影响图腾物种保护信念的因素)。所有推断分析统计显著性水平设为α = 0.05。

**研究结果**

**1. 社会人口特征**
受访者中34.4%年龄在20-30岁,男性占56.5%,女性占43.5%;42.0%拥有高等教育学历;27.9%为学生,22.3%为商人,21.8%为公务员;45.0%为基督徒,38.0%为穆斯林,17.0%信奉传统宗教;44.0%在社区居住11-20年。

**2. 土著文化实践及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感知角色**
通过Likert量表评估,传统节日(均值4.15±1.02,76.7%同意)被评为最强支持机制;圣林(4.10±0.96)、仪式(4.09±0.95)、图腾保护(4.05±0.99)和谚语传说(4.02±0.96)也获高认可。传统猎人行为(3.92±0.94)和圣日(3.67±0.93)获得较低但仍积极的支持。

**3. 传统保护实践与环境信仰**
开放式问题显示,伊博罗(Igbo Oro)圣林被44.6%的受访者提及为最突出的圣址;文化保护规则常被(45.6%)或总是(26.1%)执行;传统信仰通过禁忌保护(25.8%)、精神惩罚恐惧(20.3%)、传统领袖执法(18.7%)等方式影响人类-环境关系;季节性狩猎限制(8.9%)确认了土著保护实践。

**4. 土著知识与传统保护实践的感知**
Likert量表显示,86.4%同意传统保护实践仍受社区成员尊重(均值4.12±0.86);对土著知识重要性的认可(3.97±0.88)和传统实践与现代方法同等有效性(3.81±1.04)的评分较高;但年轻人理解和遵守文化实践的感知较低(3.52±1.03)。开放式问题中,社区禁忌和规则(17.5%)、地方酋长和长老参与决策(17.22%)被认为是最常见的互补方式。

**5. 传统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执法**
Likert量表显示,习惯法惩罚违反禁忌被认可(3.98±0.91),传统统治者执法(3.74±1.09)和传统机构合作(3.90±1.06)评分较高。开放式问题中,酋长会议(32.2%)、猎人公会(27.3%)和传统统治者(21.5%)是主要执法机构;罚款(47.3%)是常见策略;40%的受访者不确定传统统治者是否曾惩罚违反禁忌行为。

**6. 土著文化实践与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感知关系**
Likert量表显示,74.2%同意图腾物种存在代表社区文化力量(4.06±1.03),72.2%认为传统信仰遵守下降导致生物多样性损失(4.04±0.96)。Likert量表评估过去20年变化:传统果树(如非洲星苹果、面包果)感知下降最大(均值2.60±1.39,54.7%报告减少),本土树木(iroko、mahogany)同样下降(2.73±1.14,44.8%报告减少),而河流鱼类(3.05±1.14)、药用植物(3.02±1.16)和鸟类(3.09±1.13)变化较小。

**7. 社会文化、经济与发展因素对传统生态知识和人类-自然关系的影响**
Likert量表显示,政府认可缺失削弱传统权威(4.13±0.97,82.8%同意),年轻人对传统保护知识兴趣下降(4.09±0.91,84.6%同意),贫困和经济压力鼓励不可持续开发(4.05±0.96,82.0%同意)。开放式问题中,现代化和城市化(27.3%)、文化实践衰退(24.1%)和经济压力(19.0%)被认为是人与自然脱节的主要原因。

**8. 人类-自然关系、自然的文化意义与土著生态知识**
Likert量表显示,92.6%同意土著生态知识应传授给年轻一代(4.46±0.80),92.4%同意破坏森林或野生动物损害人类福祉(4.42±0.84),90.1%同意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应和谐共处(4.38±0.87)。开放式问题中,26.1%认为自然是生计来源,23.0%认为来自祖先的神圣礼物,21.5%认为人类存在的一部分。

**9. 年龄与生物多样性组分感知丰度的斯皮尔曼秩相关**
年龄与农田野生动物(r = -0.103, p < 0.05)和传统果树(r = -0.220, p < 0.05)呈显著负相关,年长受访者更倾向于感知这些组分下降;其他组分无显著关联。生物多样性组分之间呈强正相关(如灌木动物与圣树r = 0.660, p < 0.05)。

**10.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检验:传统保护实践感知的年龄差异**
所有传统保护实践均存在显著年龄差异,其中传统禁忌(H = 73.5, p < 0.0001)和谚语传说(H = 64.1, p < 0.0001)的差异最大,表明不同年龄组对土著生态知识和保护机制的评价存在显著代际差异。

**11. 多元线性回归:影响图腾物种保护信念的因素**
“土著生态知识应传授给年轻一代”是唯一显著预测因子(β = -0.803, t = -3.814, p < 0.001),表明支持代际知识传递与图腾保护信念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其他变量(如人类是自然一部分、现代生活方式削弱关系等)均不显著。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发现埃格巴人民是其社区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组成部分,其土著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生态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圣林、禁忌、节日、仪式、图腾保护等文化机制被广泛认可,反映出土著信仰体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持久影响,这与全球证据一致,表明土著和地方知识系统在正式保护机构薄弱地区贡献显著。传统机构(酋长会议、猎人公会、传统统治者)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作用得到肯定,但执法不确定性暗示其权威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可能削弱。研究揭示了代际知识传递下降、城市化、现代化、经济压力和宗教变迁对传统保护系统的威胁,强调文化侵蚀可能通过破坏传统资源使用规范间接加速生物多样性下降。此外,支持代际知识传递与图腾保护信念的显著关联表明知识连续性对维持土著保护伦理至关重要。研究结论:土著文化系统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至关重要。政策干预应加强正式保护机构与土著治理系统之间的合作,具体措施包括法律认可圣址、支持传统生态知识传递,以及将土著权威纳入生物多样性决策过程。这一结论基于横断面调查数据,强调在尼日利亚西南部,有效保护需维持生物文化资源,包括土著知识系统、习俗治理、神圣景观、文化价值观和代际知识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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