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Government Policy, Low- and High-Skilled Labour, and Technical Inefficiency in Chinese Agriculture, 195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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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省级数据探索政府政策如何影响1952年至2008年间的粮食生产。研究人员调整了Caselli-Coleman框架（CC框架），以纳入多种投入，包括化肥、土地和资本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研究人员还扩展了该方法，以允许跨时间和跨省份的生产可能性比
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省级数据探索政府政策如何影响1952年至2008年间的粮食生产。研究人员调整了Caselli-Coleman框架（CC框架），以纳入多种投入，包括化肥、土地和资本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研究人员还扩展了该方法，以允许跨时间和跨省份的生产可能性比较。研究人员推导了56年间每年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前沿（technological frontier）的度量。经验估计说明中国粮食生产中劳动力效率如何从1952年变化到2008年，涵盖了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1958–1962）、集体农业时期（collective farming period，1963–1977）以及1978年启动的农村经济改革。政府政策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通过限制劳动力的有效利用阻碍了农业生产，而此时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正在亚洲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劳动力效率的降低导致大跃进期间粮食产量平均下降12.9%，集体农业时期几乎没有增长。相比之下，1978年启动的允许农民从超出配额的生产中获利的农村改革显著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效率，但对非熟练农业工人的生产效率影响很小。
**论文解读：中国农业政策、劳动力技能与技术无效率的长期演变**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中国现代农业经济史经历了三次根本性政策变革：大跃进（1958–1962）、集体农业时代（1963–1977）以及1978年启动的农村经济改革。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政府的核心目标，但这些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缺乏统一的实证框架进行量化比较。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时期或单一政策，未能系统评估不同政策体制下劳动力效率与技术前沿的动态变化。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构建一个可跨时期、跨省份比较的模型，分析政府政策如何通过影响劳动力效率（尤其是按技能分类的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进而改变粮食产出。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中国24个省份1952–2008年的不平衡面板数据，扩展了Caselli和Coleman（2006）的框架，将单一国家的时间序列与截面分析相结合。该模型允许多种投入（土地、机械、化肥、劳动力），并区分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生产函数，内生化劳动力效率的选择。研究发现：大跃进期间，技术前沿显著收缩，劳动力效率大幅下降，导致粮食产出平均损失12.9%；集体农业时期（包括文化大革命）技术前沿和劳动力效率仅有微弱改善，多数省份直到1978年改革后才恢复；1978年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著提升了熟练劳动力的效率，而对非熟练劳动力影响较小，改革后5年内粮食产出平均增长12.8%。研究还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贯穿整个时期，但改革前这些进步被政策抑制。该研究首次以统一框架量化了三大政策体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为理解中国农业转型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方法：1）扩展Caselli-Coleman（CC）框架，将生产函数设定为包含土地、机械、化肥和有效劳动（由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通过CES函数组合）的Cobb-Douglas形式，允许投入弹性随时间变化，并区分四个政策时期（1952–1957、1958–1962、1963–1977、1978–2008）。2）利用Mincer方程计算教育回报率，将熟练劳动力定义为完成小学及以上教育的劳动者，并基于教育年限和回报率构建工资比率，从而从数据中反推劳动力效率。3）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生产函数，得到技术前沿参数，并利用一阶条件估计技术前沿的“高度”参数B。4）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美国农业部数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等微观数据集，以及Gong等（2021）的1公里分辨率气象数据。样本涵盖24个省份，其中5个省份（福建、湖南、江西、山东、山西）有完整56年数据，其余省份自1970年起纳入。
**研究结果**
**5.1 估计粮食生产函数**
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发现不同时期投入产出弹性存在显著差异。1952–1957年，劳动和土地弹性最大，化肥和机械作用微弱；大跃进期间，土地弹性最大，劳动弹性不显著；1963–1977年，所有投入弹性转为正，机械弹性显著上升；1978年改革后，化肥弹性大幅增加（0.23），劳动弹性下降。参数σ的估计值为0.76（在规模报酬不变约束下），隐含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替代弹性为4.2。技术前沿高度（用东亚潜在产量衡量）对粮食产出无显著影响，表明中国未利用绿色革命带来的增产潜力。种植季气候变量也无系统效应。
**5.2 估计政策体制的技术前沿**
通过估计技术前沿方程，得到参数ω=0.31，进而计算技术前沿高度B。技术前沿在1952–1978年间几乎无变化，此后显著上升。大跃进期间，粮食产出损失介于0.2–780万吨，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4%–26.7%，平均损失12.9%。1978年改革后，技术改进带来的产出增益为1440–18050万吨，相当于实际产出的4.8%–37.7%，改革后5年平均增益12.8%。熟练劳动力效率在1952–1981年间几乎没有增长，但此后快速上升，至2008年熟练劳动力效率是1952年的6倍，而非熟练劳动力效率仅小幅提升。效率比（熟练/非熟练）在集体农业时期缓慢上升，改革后显著加快，证实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讨论与结论**
稳健性检验显示，即使假设1978年前教育回报率为零，或重新定义熟练劳动力为初中毕业，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表明结论稳健。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广义模型，用于分析中国粮食生产中技术变革的动态演变。该框架允许考察中国现代史上三个重要的政策体制：1958–1962年的大跃进、1963–1977年的集体农业时期，以及1978年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样本期结束于Wang和Yang（2025）分析的较小规模农业政策实验之前。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政策转变深刻影响了技术前沿和劳动力效率，导致粮食产出显著下降和后续增长。
结果显示，熟练劳动力效率稳步增长，自1990年代起大幅提升；而非熟练劳动力效率直到1990年代末仍相对稳定。化肥和机械等投入的重要性上升，反映出中国粮食生产中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这进一步由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效率比率的上升所证实。计算表明，大跃进后劳动力效率急剧下降，主要由于粮食生产技术前沿的恶化。大跃进后5年内，粮食产出平均下降12.9%。尽管集体农业时期劳动力效率逐渐恢复，但部分省份直到1970年代末才恢复到集体化前水平。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引入，促进了1990年代劳动力效率和技术前沿的快速增长，导致改革后5年内粮食产出平均增长12.8%。
本研究中劳动力无效率的衡量是相对于中国农业经济中可得的最佳生产技术。但如使用更近期数据的研究所记录，中国可得的最佳生产技术仍受限于劳动、土地和资本配置的限制，进一步制约了劳动生产率。Adamopoulos等（2022）表明，1978年改革后，土地平均分配实际上限制了最熟练农民的潜在生产率，资本似乎异常地分配给最不熟练的农民。这种投入错配导致的产出损失，比我们改革前发现的13%平均无效率高出25%。Adamopoulos等（2024）进一步分析表明，限制租赁市场的不安全产权阻止了最优秀农民通过租赁邻居土地来扩大生产。这些限制也导致生产率降低25%。这意味着，我们估计生产率损失时所依据的基准生产可能性前沿本身，如果关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流动的其他扭曲性政府政策被取消，将比真实技术可能性低2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