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城市中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对官方报告与公众认知的分析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Human-wildlife conflicts in Polish cities: An analysis of official report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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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8月04日
来源: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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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在城市中日益普遍,这种互动既可能带来益处,也可能引发问题(即人兽冲突)。因此,全面了解这些互动对于有效管理城市中的野生动物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波兰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两座城市在2022年和2023年间的多物种人兽冲突情况,结合
摘要: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在城市中日益普遍,这种互动既可能带来益处,也可能引发问题(即人兽冲突)。因此,全面了解这些互动对于有效管理城市中的野生动物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波兰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两座城市在2022年和2023年间的多物种人兽冲突情况,结合官方报告和公众观点,深入理解这类冲突。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两城的官方报告提供了关于财产损失和动物与车辆碰撞的定量数据,有助于确定人兽冲突的高发区域。此外,来自这两座城市100名受访者的问卷调查结果则反映了居民对城市野生动物的看法。冲突报告揭示了城市环境中不同物种间的具体互动情况,其中野猪引发的冲突最为频繁,其次是狍子和红狐。在两座城市中,财产侵害都是最常见的冲突类型。冲突现象具有季节性特征,春季的冲突发生率最高。空间分析显示,野猪冲突集中在两座城市的特定区域。不过,克拉科夫还出现了红松鼠、刺猬和蝙蝠引发的冲突,而格但斯克则有驼鹿引发的冲突。此外,两座城市居民对城市野生动物的态度也存在差异,格但斯克的居民认为野生动物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由此可见,针对不同背景采取有针对性的冲突管理策略至关重要,而非采用一刀切的方法。
引言:城市范围持续扩大,目前全球5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预计到2050这一比例将上升至68.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人口司,2019年)。欧洲的城市化进程也十分迅速,预计到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87%(同上)。在未来几十年里,城市发展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全球城市人口每十天就会增加100万人(Acuto等人,2018年)。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这种变化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Magle等人,2019年)。随着土地的逐渐变迁,城市数量不断增加,生物多样性也在不断丧失。尽管城市化通常与生物多样性下降相关,但这种关联在不同物种和不同空间尺度上并不一致。城市中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生境类型,如公园、花园以及残留的自然区域,这些生境能够为多种物种提供生存条件(Hu和Lima,2024年)。这种多样性为各种物种提供了不同的生存空间和资源,从而提升了物种丰富度(Panda等人,2021年)。城市中的绿地有助于保护野生动物群落,提高物种多样性,城市地区的鸟类数量和种类通常都多于农村地区(Hawkins等人,2024年)。
自然生境被转变为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后,野生动物常常被迫离开原有栖息地,不得不在人为改造的景观中寻找食物和庇护所。因此,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是城市生态系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全球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Soulsbury和White,2015年)。这类互动十分复杂,其强度和特征也存在很大差异(Nyhus,2016年),既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改善身心健康、带来愉悦情绪和启发式体验(Methorst等人,2020年),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破坏农作物、威胁、伤害人类和家畜(Mekonen,2020年)。这类冲突通常被称为人兽冲突。虽然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对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有利有弊,但过去十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城市环境中发生人兽冲突的概率大幅上升(Soulsbury和White,2015年)。例如,城市扩张增加了野生动物进入城市寻找食物和庇护所的机会,从而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受伤等冲突(Basak等人,2020年)。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人兽冲突往往表现为野生动物与车辆的碰撞(Conover,1997年)、人畜共患病的传播以及财产损害(Schell等人,2020年)。为缓解这些冲突,人们采用了诸如野生动物通道和智能围栏之类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措施(Schell等人,2020年)。而在发展中国家,大象、狒狒和其他食草动物等野生动物经常破坏农作物,给农业带来巨大损失,这种情况在城市扩张侵占传统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地区尤为普遍(Pragadeesh等人,2025年)。此外,由于废物处理不当和宗教性的喂食习惯,猛禽和蛇类等野生动物也会攻击人类(Kumar等人,2019年)。
人兽冲突不仅带来生态方面的挑战,还涉及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Chaves等人,2024年),并且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Schell等人,2020年)。城市环境中人兽冲突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了解这些互动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只有充分理解这类互动,尤其是冲突问题,才能制定出有效的缓解和管理策略来解决人兽冲突(Basak等人,2022年)。因此,有效的缓解策略需要整合生态学知识、城市景观规划理念以及社区参与,以此促进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共存,减少对双方的不利影响(Basak等人,2020年)。在城市地区,公众参与景观规划至关重要,而在农村地区,由于它影响着栖息地连通性、资源可用性以及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机会,公众参与同样重要。不过,城市与农村环境中人类与野生动物互动的背景存在很大差异(Martínez-Jauregui等人,2023年)。在城市环境中,野生动物互动受到栖息地破碎化、人类密度高以及人工资源的可用性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环境中生存的物种往往是杂食性物种,它们具有较高的行为灵活性,也能较好地适应人类存在(Soulsbury和White,2019年)。从社会层面来看,城市居民往往从文化或审美角度重视野生动物(Puri等人,2024年;Egerer和Buchholz,2021年),而农村居民则更多从经济影响和管理责任的角度看待野生动物(Boonzaaier,2010年)。
官方的市政报告对于了解人兽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人类与野生动物互动的直接、本地化的数据(Buchholtz等人,2023年)。这些记录通常包括财产损失、动物与车辆碰撞以及其他相关事件的详细信息,为评估特定区域的冲突状况提供了量化依据(Basak等人,2020年)。此外,长期持续的数据收集有助于分析趋势以及各项干预措施的有效性(Redpath等人,2013年)。这些记录为评估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城市中人兽冲突的规模和规律提供了系统化的基础。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城市规划者、野生动物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确定冲突高发区域,评估现有缓解措施的效果,并制定针对性的策略来应对具体问题(Basak等人,2022年;Ritzel和Gallo,2020年)。所谓的人兽冲突高发区域,指的是那些野生动物冲突发生频率高于预期的特定地点(Bíl等人,2019年)。栖息地类型、地形以及整体景观等多种物理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些高发区域的分布(Chen等人,2016年)。因此,了解城市中野生动物的分布情况,尤其是那些被城市居民视为会引发冲突的物种的分布情况,对于识别高发区域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减少人兽冲突(Ramp等人,2005年)。为此,应广泛采用以识别高优先级冲突高发区域为重点的空间分析方法(Ruda等人,2018年)。
此外,要了解城市环境中与野生动物相关的任何冲突,就必须考虑人类使用者的因素,这就需要将生态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Milner-Gulland,2012年)。然而,由于各学科之间缺乏整合,学科界限往往制约着保护工作的开展(Struebig等人,2018年)。因此,那些明确整合社会生态系统的保护措施——也就是将生态过程与人类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纳入考虑的保护措施——在应用范围和效果方面仍然十分有限(Redpath等人,2013年;Rissman和Gillon,2017年)。制度碎片化、部门化的治理结构以及生态边界与行政边界之间的不匹配,都增加了跨区域协调管理的难度(Nanda等人,2018年)。此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认知差异也常常阻碍适应性、参与式管理策略的实施(Yli-Pelkonen和Kohl,2005年)。不过,认识到这些社会生态学层面的联系,对于在城市环境中实现有效且具有韧性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至关重要,这在处理人兽冲突时尤为重要(Pooley等人,2017年;Struebig等人,2018年)。生活在人类改造过的地区的大量人口,为让公众参与到生态研究工作中提供了宝贵机会(Dickinson等人,2012年)。因此,公众参与作为野生动物管理中与人类因素相关的内容,有助于管理者了解公众的观点,比如他们对特定物种及其管理措施的看法和支持程度(Bath,1998年)。因此,关于城市野生动物的公众认知和态度数据对于理解人兽冲突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数据能够体现城市环境中公众对野生动物的复杂态度,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人们对不同管理措施的容忍度、风险认知以及支持程度。研究居民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和认知,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促进社区参与以及应对城市环境中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所带来的各类复杂问题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Nicole,2019年)。如果在保护工作中忽视公众认知数据,就可能导致措施与社区的需求和价值观不符,进而影响措施的长期效果和可持续性(Nicole,2019年)。
到2025年,波兰将有60.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这一比例将超过全球53.80%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还将上升至70.4%(联合国,2025年)。然而,现有的城市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限制了我们对城市野生动物生态学的了解。目前,城市野生动物研究中最突出的限制因素,就是往往只关注单一物种或单一城市(Magle等人,2019年)。因此,本研究选择了波兰的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两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尽管这两座城市都受到了城市发展的影响,但面临的压力有所不同。在格但斯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国家森林管理的问题,过度砍伐森林导致了人与森林之间的冲突(Czochański,2018年),这引发了人们对当地自然景观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担忧。在克拉科夫,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城市建成区的直接扩张以及密集的道路网络,这使得像M?ynówka Królewska公园这样的现有绿地面临更大的压力(Dudzic-Gyurkovich,2021年)。此外,从地理角度来看,克拉科夫位于波兰南部的维斯瓦河畔,这条河流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的迁徙通道,从而影响了当地野生动物的种类以及冲突类型。格但斯克位于该国北部沿海地区,其地理位置也可能导致当地出现特定的冲突类型。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2022年和2023年期间波兰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两座城市中多物种的人兽冲突情况。
为实现这一研究目标,我们设定了以下三个具体目标:第一,识别并描述(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有关城市野生动物冲突的官方报告,同时确定那些被认定为人兽冲突高发区域的地区。第二,了解居民对城市野生动物的态度,尤其关注那些会引发冲突的物种。第三,对比分析官方冲突报告与公众意见,评估官方记录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了公众对城市环境中冲突问题的认知。尽管关于城市中人类与野生动物互动的文献日益增多,但很少有研究能够同时整合多个城市中多种野生动物物种的官方市政冲突记录与公众的认知情况。通过结合空间热点分析与社会调查数据,我们的研究不仅能够确定城市野生动物冲突的高发区域,还能判断官方记录是否真正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担忧。该方法有助于识别报告中的冲突与人们所认为的滋扰物种之间的差异,从而为城市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的社会生态层面提供新的见解,并为制定更具证据依据、针对具体情境的管理策略提供支持。因此,了解波兰城市中的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问题对于管理城市绿地、制定有效的缓解措施以减少此类冲突、实现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共存至关重要。最终,这项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改善波兰及其他世界各地城市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研究区域
该研究在波兰的两个城市进行(见图1)。第一个研究区域是克拉科夫市(北纬50°02′59″,东经19°56′40″),它是波兰第二大城市,面积为327平方公里,人口为803,282人(Karwinska等人,2024年)。在该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57人(Karwinska等人,2024年)。克拉科夫位于该国南部,是重要的国内及国际交通枢纽。
关于与城市野生动物的冲突的记录
在克拉科夫市,24个月间(2022年和2023年)共记录了4003起冲突事件,其中2022年有1774起,2023年有2229起。在格但斯克市,同一时期内共记录了4049起冲突事件,2022年有1707起,2023年有2342起。两者之间在报告的冲突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讨论
我们的研究为城市环境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的相关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通过官方记录的冲突案例以及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这两座波兰主要城市居民的看法和态度,提供了有益的见解。该研究强调了了解当地具体情境对于塑造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的重要性,指出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差异,并突出了制定因地制宜的管理策略的必要性(Wierucka等人,2023年)。
结论
这项研究为城市环境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复杂动态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来自这两座城市的调查受访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态度,这表明当地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可能会影响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然而,由于问卷调查的样本量相对较小,这些差异应被视为具有参考意义,而非能代表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更广泛的人群情况。
作者贡献
Sayantani M. Basak:概念设计、方法论、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初稿撰写。
Micha? Str?czyński:数据处理、初稿撰写。
Arpan Kumar Basak:数据分析、初稿撰写。
Karolina Piech:空间分析、初稿撰写。
Izabela A. Wierzbowska:概念设计、监督、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初稿撰写。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Sayantani M. Basak: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可视化、方法论、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设计。
Micha? Str?czyński: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数据整理。
Arpan Kumar Basak: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可视化、形式分析。
Karolina Piech:可视化、形式分析。
Izabela A. Wierzbowska: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监督、数据处理。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存在以下可能被视为潜在利益冲突的财务利益/个人关系:Sayantani M. Basak表示获得了波兰国家科学中心的财政支持。
致谢
作者感谢克拉科夫市市政厅环境、气候与空气部门以及自然、农业、林业和动物事务处,还有格但斯克市市政厅在获取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相关信息以及向居民分发问卷方面所提供的帮助与配合。该研究及论文得到了波兰国家科学中心(2021/41/N/HS4/04198号项目)的资助,该项目授予了S.M.B.
Sayantani M. Basak | Micha? Str?czyński | Arpan Kumar Basak | Karolina Piech | Izabela A. Wierzbowska
波兰雅盖隆大学生物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Gronostajowa 7,30-387克拉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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