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ovation》：Brokerage, power and individual innovation: When do brokers act on their structural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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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理论与实证进行了探讨，发现中介位置与个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个体对其影响所连接对象能力的感知，研究人员将此定义为“关系权力感”。关系权力感触发了中介位置对个体创新的积极影响。中介位置对创新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中介者处理多元化信息的能力。中介位置对创新的影响
本研究对理论与实证进行了探讨，发现中介位置与个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个体对其影响所连接对象能力的感知，研究人员将此定义为“关系权力感”。关系权力感触发了中介位置对个体创新的积极影响。中介位置对创新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中介者处理多元化信息的能力。中介位置对创新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中介者进行中介活动的意愿。关系权力感可能促进信息处理并提高进行中介活动的意愿，从而在中介位置与创新之间产生积极的关联。工作场所创新，即员工开发与实施创造性想法的过程，对组织的长期生存能力至关重要。以往研究表明，员工的社会网络是创新的重要前因。中介位置对创新具有特别的优势，因为连接原本互不相连的人能够获得更多非冗余信息。然而，中介位置并不总是带来创新优势。中介者通常难以整合和利用其联系人的信息，且在获取想法的社会支持方面少于非中介者。为解释这种差异，研究人员引入了新的权变机制，认为中介者对联系人即所连接对象的感知会影响其创新倾向。具体而言，研究关注权力这一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提出中介者的关系权力感，即个体感知到的对自己所连接对象的影响力，会影响其创新行为。权力与全局且灵活的信息处理相关，因此关系权力感可能促进中介者处理与其网络位置相关的异质性信息。此外，关系权力感可能影响个体参与中介活动的意愿。中介活动可能艰难且充满压力，若中介者感知自己拥有权力，可能会认为中介活动不那么繁重。通过在荷兰一家咨询与培训机构进行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为该理论提供了支持。中介与关系权力感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在员工关系权力感水平较高时，中介与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该结果在不同模型设定、替代性个体与联系人特征及内生性检验中均表现出稳健性。这表明关系权力感作为一种个体层面的权变机制，使中介位置的员工能够利用其结构优势并达到更高的创新水平。该理论与发现对创新、网络和权力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证明了中介对个体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中介者的关系权力感，为中介与创新文献增加了重要的权变因素，有助于解决现有研究的不一致性。更普遍地说，通过探讨中介者对联系人的感知如何影响其创新倾向，本研究为网络认知基础的研究及解释个体层面中介者表现差异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其次，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权力与创新的文献。不同于以往将中介与权力视为同一概念或将其创新优势归因于资源控制的研究，本研究表明它们可以相互独立变化，并识别出一种基于非资源的权力与创新之间的联系。
在当前的组织行为与管理学研究中，工作场所创新即员工产生并实施新颖且有用想法的过程，对于组织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学术界早已广泛认识到，员工所处的社会网络结构是影响其创新表现的重要前因。其中，占据中介位置即在网络中连接原本互不相连的个体的位置，被认为能够为创新带来显著的结构优势。这是因为处于该位置的个体能够跨越结构洞，获取非冗余的多元化信息，从而有更多机会将这些异质性知识重组以产生新颖组合。然而，以往关于中介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高度不一致的结论，有的发现正向关系，有的发现负向关系，还有的发现无显著关联或倒U型关系。这种不一致性表明，中介位置带来的信息优势并不必然会转化为创新优势。中介者在整合复杂、异质的信息时面临认知挑战，且在寻求内部支持以实施新想法时，往往比处于封闭网络中的个体获得更少的社会支持。为调和文献中的这一矛盾，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研究。以往研究多从联系人异质性或中介者的认知特征等结构性视角出发，而本研究则引入了“后结构主义”视角，强调网络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中介者是否会主动利用其结构优势取决于其对自身社会情境的感知。研究人员将目光聚焦于权力这一社会互动的核心特征，提出中介者的关系权力感（relational sense of power，即个体主观感知到的对自己所连接对象的影响力）是调节中介与创新关系的关键权变机制。研究得出结论，关系权力感能够促进中介者的全局与灵活信息处理，并提高其参与中介活动的意愿和效能，从而只有在关系权力感较高时，中介位置才会对个体创新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发现发表在《Technovation》期刊上，不仅丰富了中介与创新关系的权变理论，揭示了网络位置转化为创新成果的心理边界条件，还深化了对权力多维性的理解，证明了非资源依赖的、主观感知的权力同样能有效驱动行为与创新。
研究人员为开展这项研究，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样本队列来源于荷兰一家拥有91名员工的咨询与培训机构。研究在两个时间点收集了数据。在T1阶段，通过全员网络问卷调查获取员工的建议寻求网络数据以测量中介位置，并收集员工对其每个联系人的关系权力感评分；在T2阶段，由主管对员工在具体项目中的创新行为进行主观评价。在数据处理上，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进行假设检验，并通过区间估计和简单斜率分析探究交互作用。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还进行了多项附加分析，包括使用Heckman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高斯连接函数方法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与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不同网络中介指标并控制联系人权力和支配性等人格特征。
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控制变量影响检验发现，在基础模型中，除前期创新表现外，性别、教育水平、组织任期、正式职级以及团队规模等控制变量均未对创新产生显著影响。
主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单独的中介位置与关系权力感对创新均无显著的独立影响。然而，当引入中介与关系权力感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通过对交互作用的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当员工的关系权力感较低（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中介与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当员工的关系权力感较高（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中介与创新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一结论印证了研究假设，说明关系权力感是触发中介结构优势转化为创新成果的关键条件。研究推测，这是因为高关系权力感的个体在处理异质信息和说服同事支持其想法时更具优势。
附加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揭示了多项有力补充结论。针对非线性关系的检验排除了中介与创新之间存在曲线关系可能。将创新拆分为想法产生与实施两个维度的分析显示，交互作用在两个维度上均显著成立。应对内生性问题的多种统计模型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中介效应检验排除了关系权力感作为中介变量的可能。替换中介测量指标，即采用全局性中介度指标重新回归，交互效应依然显著，证明了该调节作用在不同网络指标下的普适性。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检验了联系人的权力和个体的支配性，结果表明两者既不直接影响创新，也不调节中介与创新的关系，这进一步确证了作用机制源自中介者自身主观的关系权力感，而非其所联系对象的客观权力或其自身的支配型人格。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总结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首先，将关系权力感确立为解释中介与创新关系差异的权变因素，解释了为何相同网络位置的个体在创新表现上存在差异，表明中介者的主观认知状态直接影响其网络能动性，只有当个体感知自己具备影响力时，才会积极行动以实现网络优势。其次，本研究深化了权力与创新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支配性和联系人的权力并未产生调节作用，而关系权力感这一主观状态才是关键，表明即使不依赖对客观资源的控制，主观感受到的权力同样能驱动创新行为。同时，研究也指出了局限性，如样本仅限于单一组织且处于低权力距离的国家文化中，这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研究最后得出总体结论：关系权力感是中介位置影响工作场所个体创新的重要边界条件，通过将权力的心理学理论与网络理论相结合，研究证明了关系权力感能够触发中介与创新之间的积极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