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少年电子烟预防背景下检验信息评估测量的效度

《Health Communication》:Examining the Validity of Message Evaluation Measures in the Context of Youth E-Cigarette Preven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4日 来源:Health Communicatio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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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形成性研究中常规使用多种信息评估(ME)测量(如感知信息有效性)来为烟草教育宣传活动提供依据,但评估这些测量预测实际信息有效性(AME)(例如,使用电子烟的意图)的效度研究仍属必要。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受试者内实验,以青少年(N = 2,120)为对象,采

  
尽管在形成性研究中常规使用多种信息评估(ME)测量(如感知信息有效性)来为烟草教育宣传活动提供依据,但评估这些测量预测实际信息有效性(AME)(例如,使用电子烟的意图)的效度研究仍属必要。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受试者内实验,以青少年(N = 2,120)为对象,采用针对青少年的电子烟预防广告,检验并比较了10种常用于信息预测试的ME测量的效度。研究人员创建了聚合信息层面的ME分数,并在控制个体特征和结局基线测量的情况下,评估了这些分数与烟草预防宣传通常针对的结局之间的关系。与其它电子烟相关结局相比,更多ME测量预测了使用电子烟的意图。感知信息有效性(PME)(通过信息感知和效果感知评估)、心理抗拒以及感知论证强度(PAS)是使用电子烟意图的最强预测因子。其他ME测量,如信息寻求和积极情绪反应,预测了PME测量未涉及的结局。然而,由于使用了聚合信息层面的ME分数,没有任何ME测量是AME的特别强预测因子。ME测量与使用电子烟意图之间关联的缺乏变异(按电子烟使用状态分层)表明这些ME测量具有广泛适用性。这些发现支持了ME测量的效度,并提示为更好地预测信息对多种烟草教育宣传结局的潜在影响,在信息预测试中除信息或效果感知外,纳入其他ME测量可能是值得的。
**论文解读:青少年电子烟预防广告中信息评估测量效度的实证检验**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烟草预防宣传活动中,形成性研究常通过信息评估(Message Evaluation, ME)测量(如感知信息有效性)来预测试广告,以预测其实际信息有效性(Actual Message Effectiveness, AME,即对受众信念、态度、行为意向及行为的改变)。然而,ME测量与AME之间的预测效度证据尚不明确。现有研究存在多重挑战:ME测量种类繁多(如感知信息有效性、情绪反应、心理抗拒等),且缺乏系统比较;ME-AME关联的证据混合,部分元分析发现ME预测能力仅略优于随机水平;AME的测量取决于宣传目标,且个体层面与信息层面的相关性解释存在争议。此外,针对青少年电子烟预防广告的ME效度研究极少,且尚未有研究采用聚合信息层面(aggregate message-level)的ME分数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并比较多种ME测量在青少年电子烟预防广告背景下的预测效度,并探讨电子烟使用状态是否调节这一关系。该研究发表在《Health Communication》。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受试者内实验设计,招募了2120名对电子烟易感或当前使用电子烟的13-17岁青少年(样本来源于美国全国性在线调查平台Kantar的现有面板)。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通过配对t检验评估广告暴露前后AME结果的变化;2)计算聚合信息层面的ME分数(即对每个广告的个体ME评分取平均值),以解决内生性问题;3)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电子烟使用状态及基线AME,检验每个ME测量与各AME结果之间的关联;4)通过标准化β系数比较不同ME测量的预测强度;5)进行调节分析,检验电子烟使用状态是否调节ME-AME关系。研究共纳入58个完整制作的电子烟预防视频广告(来源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Truth Initiative及各州/县公共卫生机构)。

**研究结果**
**广告暴露对结局的影响:** 配对t检验显示,广告暴露后,除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和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外,所有AME结果(包括使用电子烟意图、态度、风险感知、指令性规范)均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后续分析仅针对有显著变化的AME结果。

**ME测量的效度检验(研究问题1):**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10种ME测量中,有6种显著预测了使用电子烟意图,且方向符合预期:感知信息有效性(PME,包括信息感知和效果感知)、感知论证强度(Perceived Argument Strength, PAS)及信息寻求(Information Seeking)、信息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与意图呈负相关;心理抗拒(Psychological Reactance)与意图呈正相关。对于其他AME结果,仅少数ME测量显著:积极情绪反应(Positive Emotional Reactions)与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s)呈负相关;信息寻求与电子烟态度(Attitude)呈负相关;效果感知和感知新颖性(Perceived Novelty)与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

**ME测量的比较(研究问题2):** 标准化系数显示,所有ME-AME关联的效应量均较小(β范围为0.00至0.03)。对于使用电子烟意图,PME(信息感知和效果感知)的β最高(均为-0.03),而积极情绪反应和感知新颖性的β最低(0.00)。

**调节分析(研究问题3):** 电子烟使用状态(易感非尝试者、曾经尝试者、当前使用者)未显著调节任何ME测量与使用电子烟意图或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在青少年电子烟预防广告背景下,系统比较了多种ME测量在聚合信息层面的预测效度。主要发现是PME、PAS和心理抗拒是使用电子烟意图的最强预测因子,支持了这些测量在信息预测试中的实用性。信息寻求和信息分享虽预测强度稍弱,但同样能预测意图,并可能反映受众对信息内容的参与度,从而增强信息效果。积极情绪反应与风险感知的负相关关联提示,单纯引发积极情绪的信息可能降低青少年对风险的感知,但这类信息在大型宣传中仍有价值,可用于打破威胁焦点并提高效能感。PBC和描述性规范因广告暴露后无变化而未被检验,提示形成性测试应选择与广告目标相关的ME测量。效应量较小与既往使用聚合层面ME的研究一致,而个体层面分析通常产生更大效应量。不同电子烟使用状态间无显著差异,表明ME测量具有广泛适用性。

**研究结论翻译:** 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至少部分信息层面的ME测量能够预测AME,为其效度提供了证据,并支持了在信息预测试中使用这些测量。相比其他结局,更多ME测量预测了使用电子烟的意图。PME(通过信息感知和效果感知评估)、PAS和心理抗拒是电子烟使用意图的最强预测因子;然而,其他ME测量(如信息寻求)预测了PME所未涉及的结局。为更好地预测信息对其他AME结局的潜在影响,在信息测试研究中,除PME测量外,根据宣传或信息目标选择其他ME测量可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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