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China’s participation and response to IMO legislation on shipping decarbon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pproaches
近年来,为使航运业与《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的温度目标保持一致并应对气候变化,负责监管国际航运的国际海事组织(IMO)以及在其各自管辖范围内负责航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家,持续加强航运脱碳治理。作为环境法的一个分支,国际和国内层面的航运脱碳治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种环境监管方法。本文采用环境监管方法的主要分类作为分析框架,考察中国与IMO在这一领域的互动。具体而言,该综述涉及以下关键方面:(1)中国作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CBDR-RC)的坚定倡导者参与IMO立法,以及参与IMO净零框架(NZF)规则的形成——该规则是对《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附则VI的新修正草案,虽未按原计划通过,但代表了IMO在形成温室气体(GHG)排放定价机制以及通过整合多种环境监管方法推进航运脱碳方面的一个里程碑。(2)中国为应对IMO工作并追求其“双碳”目标,在国内航运脱碳治理中同样纳入了多种环境监管方法。(3)IMO的NZF为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4)为加强中国航运脱碳治理以应对NZF并进一步推进“双碳”目标而提出的建议。
**1 引言**
**1.1 理论框架**
传统环境法主要依赖命令控制型方法,其核心机制是设定环境目标并附有违规处罚,典型形式包括统一的设计要求或污染控制标准。为应对其灵活性不足和执行成本高等局限性,环境监管框架被发展出来,涵盖更广泛的社会控制形式,包括经济、自愿和轻触式三种主要方法(Gunningham and Holley, 2016)。轻触式方法整合命令控制型方法,但为企业提供更多业务灵活性,如绩效标准和管理型方法;自愿方法要求企业承诺超出法律要求的环境绩效,包括公共自愿计划、谈判协议和单方承诺;经济方法通过模仿或影响市场来内化环境成本并提高效率,包括总量控制与交易、税收、补贴、抵消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监管多元主义,不仅涉及政府,还涉及企业和第三方,同时利用多种监管方法。
**1.2 背景**
IMO已建立的航运脱碳立法是MARPOL附则VI的“第4章——国际航运碳强度规则”,该章已运用轻触式、自愿和经济方法。为增强IMO对全球脱碳的贡献,IMO及其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在《IMO 2023年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IMO GHG战略)中设定了国际航运脱碳目标,包括在2050年前后实现净零排放,以及到2030年零或近零GHG排放技术、燃料和/或能源(ZNZ)占国际航运能源使用量的至少5%(力争10%)。同时,欧盟(EU)持续推进单边措施,如《FuelEU海事条例》和修订后的《EU排放交易体系指令》(EU ETS),分别对船用燃料施加GHG强度限制,并将碳定价扩展到EU及欧洲经济区内的船舶。2025年4月,MEPC批准了MARPOL附则VI的新修正草案,计划增加“第5章——IMO净零框架规则”(NZF),该框架结合了燃料GHG强度标准和GHG排放定价机制。NZF原定于2025年10月通过,但成员国同意推迟1年。尽管存在不确定性,NZF的形成标志着IMO在航运脱碳治理中结合多种环境监管方法的重要一步。此外,第4章的应用条款规定国内航行船舶虽不直接适用,但各缔约国应确保其遵循合理可行的要求,类似条款也纳入NZF草案。中国结合多种环境监管方法推进航运脱碳,以应对IMO工作并实现国内“双碳”目标(力争2030年二氧化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
**2 文献综述、材料与分析框架**
**2.1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探讨了中国参与IMO航运脱碳立法的战略互动(Lee, 2019; Shi and Gullett, 2018),以及中国在IMO框架内与拉美国家的监管合作(Shi and Liu, 2017)。研究还探索了中国作为主要港口国在航运脱碳治理中的作用(Pastra et al., 2021),以及中国参与IMO国际航运脱碳立法的立场与路径(Liu et al., 2023)。在国际层面之外,学者们考察了中国国内航运脱碳立法和政策框架的演变(Hu and Dong, 2024; Yang et al., 2023)。此外,文献探讨了EU单边措施带来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包括在IMO内外加强国际监管和政策合作(Cao, 2024; Zhang and Miao, 2023)。但这些研究部分揭示了中国的参与和应对,近年来IMO立法及中国国内框架均有新发展,环境监管理论作为适用于国内和国际治理框架的分析工具,有助于填补研究空白。
**2.2 材料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环境监管方法的分类作为分析框架,考察IMO航运脱碳立法及中国国内法律政策框架中的监管工具,并分析IMO的NZF对中国航运脱碳立法的监管含义,提出加强环境监管框架的建议。主要材料包括两类:(1)IMO相关文件,包括国际公约、立法过程草案、IMO决议及成员国和行业组织提交的文件(来自IMO DOC数据库,附相应文件编号);(2)中国国内法律和政策,包括国家立法、地方规章、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并辅以其他管辖区的法律政策。分析重点为2011年至2026年5月间与环境监管框架发展密切相关的文件。
**3 中国参与IMO既有航运脱碳立法及NZF的形成**
**3.1 中国参与IMO GHG战略指导原则的形成**
IMO GHG战略的指导原则(除第四条决策过程原则外)强调非歧视与不适用更优惠待遇原则(ND-NMFT)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CBDR-RC)之间的平衡。ND-NMFT确保脱碳法规不被“换旗”规避,而CBDR-RC提供责任分担的差异化方法。中期措施可能导致运输成本增加,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在早期讨论中,发达国家反对CBDR-RC原则在IMO航运脱碳立法中的适用,发展中国家则持反对立场。2002年,中国率先提出CBDR-RC原则的适用性问题(Bodansky, 2018)。IMO GHG战略和初始战略通过纳入两种原则解决了冲突,并包括评估和解决不成比例负面影响及追求公正公平转型的要求。中国一直是CBDR-RC原则的有力倡导者。
**3.2 中国参与MARPOL附则VI第4章的形成**
第4章通过部署不同环境监管方法初步建立了全球航运脱碳监管体系。2011年,MEPC62通过了关于航运脱碳的首次MARPOL附则VI修正案,引入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和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规则。EEDI规则采用绩效标准方法,要求2013年后新建或重大改建船舶的实际EEDI值低于渐趋严格的目标值。SEEMP规则采用管理型方法,船舶及其ISM公司需基于该文件优化运营能效。2016年,MEPC70通过了燃油消耗数据收集系统(DCS)规则,要求船舶每年向船旗国报告燃油消耗数据,经核实后提交IMO数据库。2021年,MEPC76通过了强制性现有船舶能效指数(EEXI)规则和年度运营碳强度指标(CII)规则,增强了轻触式和管理型方法。CII规则根据船舶实际CII值评定A至E等级,C级为基准,连续三年D级或一年E级需制定改正计划,并鼓励当局和港口提供激励。中国参与这些规则形成的主要贡献包括:2011年与中国共同提案国提出发展中国家特殊适用条款,促成EEDI对发展中国家船舶推迟六年半实施,并规定发达国家需提供技术援助,间接体现CBDR-RC原则;2019年率先提出建立绩效标签或评级等粗略基准机制以提高运营能效,最终促成CII评级机制被纳入2021年修正案。
**3.3 中国参与IMO NZF的形成**
NZF的核心内容包括两项中期措施:(1)技术要素——基于目标的船用燃料标准,分阶段降低燃料GHG强度(GFI);(2)经济要素——基于海事GHG排放定价机制。燃料标准要求船舶年度实际GFI逐渐降低,并设置两级GFI合规目标值:直接合规目标GFI和基本目标GFI。低于直接合规目标GFI的船舶获得盈余单位,可用于转移、储存或自愿注销;介于两目标值之间产生一级合规赤字,需通过向IMO净零基金(NZF基金)缴纳贡献获取一级补救单位(初始价格100美元/吨CO
2当量)来平衡;高于基本目标GFI产生二级合规赤字,需通过使用盈余单位、交易或购买二级补救单位(初始价格380美元/吨CO
2当量)来平衡。NZF还引入针对ZNZ的收费-回扣机制,通过NZF基金收取的贡献奖励使用ZNZ的船舶,其中ZNZ的GFI阈值(WtW基准)初始低于19 gCO
2eq/MJ,2035年后低于14 gCO
2eq/MJ。NZF基金将负责管理收入,MEPC将任命治理委员会,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LDC)的代表性,收入用于促进公正公平转型,剩余用于奖励ZNZ及运营成本。NZF还包括促进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的条款。中国参与NZF形成的主要立场包括:反对独立于灵活合规机制的平坦征收/贡献机制,主张将盈余单位交易、贡献缴纳和ZNZ奖励作为经济要素的全部内容,最终NZF排除了平坦征收机制,体现了CBDR-RC原则;主张采用从油箱到尾迹(TtW)方法计算GFI,并设定适度ZNZ阈值,最终NZF采用从井到尾迹(WtW)方法但设置了适度阈值;主张收入分配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最终NZF未将受益者限制于脆弱发展中国家,确保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处于相对劣势。
**3.4 中国参与IMO非强制性决议的形成**
非强制性国际法渊源(如决议和宣言)具有自愿方法的功能。2013年,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下,MEPC通过了《关于促进与提高船舶能效相关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的决议》,承认CBDR-RC原则在航运脱碳立法中的适用性。2021年,MEPC75通过了《鼓励成员国制定和提交自愿国家行动计划以应对船舶GHG排放的决议》,该决议基于中国在MEPC74的提案。
**4 中国应对IMO航运脱碳立法的既有法律和政策**
**4.1 实施IMO对国际航行船舶的强制性法规并利用IMO立法措施脱碳国内航行船舶**
中国通过修订《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实施EEDI、SEEMP、EEXI、CII和DCS规则。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PRC MEPL)新增要求船舶提高能效,后被纳入202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国利用第4章中的轻触式方法促进国内航运脱碳:2012年对内河标准化船舶实施能效要求;2019年起收集国内航行船舶能耗数据;2022年首次对国内海船实施EEDI要求;2023年首次对内河船舶实施EEDI要求。
**4.2 促进船舶采用替代燃料和岸电**
中国自2008年起推动替代燃料和岸电使用。2023年修订的PRC MEPL倡导绿色低碳智能航运,促进船舶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淘汰老旧高能耗船舶,减少GHG和空气污染物排放,并明确政府提供财政政策支持及岸电强制性要求,后纳入PRC EEC。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明确了类似要求。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部署相关任务。替代燃料主要通过经济方法推广,例如:2012年起对新能源动力船舶免征车船税;2021年将绿色船舶纳入绿色债券支持目录;2024年中央财政提供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2025年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投资绿色甲醇项目;地方政府提供补贴、优先通行等。岸电通过命令控制、经济和自愿方法结合推广:2015年《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港口安装岸电设施并鼓励船舶优先使用;2020年《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逐步明确国内船舶岸电强制性要求,并鼓励优先通行、优先靠泊、减免服务费等;2023年发布《国际航线集装箱船舶和邮轮靠港使用岸电示范推广行动方案》,通过公共自愿计划扩展国际航行船舶岸电使用。
**4.3 试点航运GHG排放定价**
中国结合自愿方法开展了航运GHG排放定价试点。上海碳排放交易体系自2015年起将航运业纳入,部分航运公司被纳入《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管理单位名单》,需进行碳排放监测、报告和配额清缴,覆盖国际和国内航行船舶。此外,基于国家自愿减排量交易体系和地方碳信用交易系统,部分企业自愿购买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或其他碳信用抵消船舶GHG排放,例如中化石油在2021年实现国际油轮航次碳中和,中远海运在2024年通过海洋碳汇信用抵消船舶排放。
**4.4 发展国际绿色航运走廊**
中国地方政府参与了十余项绿色航运走廊倡议,包括上海-洛杉矶/长滩(2022年)、广州-洛杉矶(2023年)、天津-新加坡(2023年)、山东-新加坡(2024年)、上海-汉堡(2024年)、上海-巴塞罗那(2025年)、上海-安特卫普/布鲁日(2025年)等。2025年,中国交通运输部在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上发布了《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倡议》,提出促进低碳船舶发展、建设零碳港口、改善替代燃料供应、分享最佳实践。
**5 IMO NZF对中国可能的挑战和机遇**
**5.1 国际航运脱碳监管的脆弱性和碎片化加剧**
NZF未能按计划通过反映了IMO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增加了国际立法的不确定性。欧盟成员国及其共同提案国支持更雄心勃勃的措施,但可能增强其监管影响力和先发优势;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集团强烈反对NZF,认为其构成事实上的全球碳税并缺乏可行性;SIDS和气候脆弱国家支持NZF。美国可能对支持NZF的国家施加成本,导致部分国家立场动摇。此外,单边主义抬头,欧盟可能继续推进单边行动,吉布提和加蓬已引入非洲首个国际航运GHG排放定价机制,更多非洲国家考虑加入。监管碎片化导致航运公司面临船队更新不确定性及重叠区域规则的风险,中国航运公司同样面临挑战。
**5.2 中国航运及相关产业可能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NZF比中国主张的立场更为严格,其缓解不利影响的措施效果有限。NZF基金与绿色气候基金(GCF)结构相似,但GCF存在投资标准、风险管理和认证框架等方面的政策缺陷,可能影响资金及时分配和技术转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船舶技术、独立研发方面仍落后于欧盟、日本和韩国,港口绿色效率较低。作为全球最大船东国和拥有七个世界前十集装箱港口,其规模将放大资本和监管挑战,NZF叠加区域规则可能增加合规成本,加剧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能源领域,新加坡、韩国、英国等也在加强清洁能源和航运脱碳竞争力。
**5.3 中国航运脱碳立法和政策可能获得新动力**
NZF和欧盟单边措施推动的更全面环境监管趋势可能为中国加强国内治理提供新动力。在国际航运领域,可缩小监管能力差距,如加强经济方法和先进监管多元主义;在国内航运领域,当前利用IMO轻触式方法的效果有限,如EEDI仅适用于新船、SEEMP无需验证实际改进、CII和EEXI尚未应用于国内船舶,经济方法也存在不足,如车船税收入有限、上海试点配额免费分配且易被规避、自愿碳信用购买行为有限。进一步考虑国内航运GHG排放定价。
**5.4 全球航运能源转型中中国造船及相关产业的潜在机遇**
NZF推动的替代燃料供应链可能为中国的造船、港口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创造机遇。中国在2024年前三季度承接了全球超过70%的绿色船舶订单,覆盖所有主流船型。对替代燃料动力船舶的需求将为中国造船业带来新需求。港口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中国在港口建设方面的能力可通过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创造国际市场机会。基于低成本可再生能源,中国可通过利用NZF机遇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并成为未来船用燃料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6 中国应对IMO NZF的进一步立法和政策建议**
**6.1 加强替代燃料价值链的经济方法**
结合公共采购、差异化港口费等经济手段,并借鉴全球经验,中国可加强支持替代燃料全价值链的政策。首先,扩大现有政策范围,如将车船税免税扩展到更多类型替代燃料动力船舶,扩大保税燃料油加注和补贴覆盖面。其次,通过交通、税务、港口管理部门协调强化现有措施,如对替代燃料动力船舶减免港口费和登记费,通过消费税和增值税减免强化区域激励。第三,对替代燃料生产、船舶建造和加注基础设施等需要大量前期投资的领域,通过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或其它融资机制引入市场导向的公共投资工具,如竞争性招标、绿色公共采购、双重拍卖和差价合约。
**6.2 完善其他环境监管措施以降低合规障碍**
利用命令控制方法确保替代燃料供应,如设定具有约束力的总体供应目标或对能源供应商设定义务。借鉴欧盟、挪威、英国等经验。利用自愿方法,鼓励企业作出自愿单方承诺或参与公共自愿计划,制定船队级ZNZ使用或脱碳目标,对作出承诺的申请者在公共资金评审中给予优先考虑。同时,促进监管多元主义,通过国内或跨境行业合作,推动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提供优惠绿色金融,海事服务提供商提供折扣,中国航运公司可采用ZEMBA的集体招标模式,并扩展到替代燃料供应侧。
**6.3 考虑利用NZF措施进一步脱碳国内航行船舶**
借鉴其他管辖区经验,可考虑将GHG排放定价机制引入国内航运。首先,借鉴IMO国际排放控制区(ECA)模式,将现有国内ECA扩展至GHG,建立试点平台,可采用自愿方法起步,机制类似NZF或其调整版本,如放宽ZNZ阈值和采用单层GFI合规目标。其次,考虑对国内船队实施CII和EEXI要求,特别是CII评级机制由中国提出,可降低运营成本上升压力。第三,前述命令控制、自愿和经济方法也可应用于国内航运市场,通过加强国内监管构建一体化替代燃料价值链,增强产业适应能力。
**6.4 深化区域和双边监管合作**
区域和双边合作机制有助于遏制单边主义和监管碎片化,并通过整合需求、加大公共投资和技术合作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增强在IMO未来谈判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与东盟等国家深化合作,在现有合作机制基础上建立航运脱碳行业发展组织和合作基金,借鉴太平洋蓝色航运伙伴关系等先例,实施相互减免港口费、联合投资计划、共同资助双重拍卖和差价合约等。将外国航运公司等纳入跨境经济方法和自愿方法。在双边合作中,特别是通过绿色航运走廊,在与其他国家、外国港口当局和国际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中构建互利的政策框架。
**7 结论**
从部分条款建议到制度设计再到全面框架,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了结合多种环境监管方法的国际航运脱碳立法。NZF及其未来发展对中国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为使航运业适应进一步的能源转型,中国应加强经济方法,利用多种环境监管方法促进利益相关方合规,并深化区域和双边合作。对于国内航运脱碳,中国可考虑其船队特点,参照国际航运脱碳监管最新趋势,建立包含多种环境监管方法的法规体系。这两个体系应协调一致,以培养一体化的替代燃料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