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协议》下中国地理标志产品面临的异质性气候风险:不同产品类别与保护范围之间的影响差异?

《Land Use Policy》:Heterogeneous climate risks for China's GI products under the China-EU Agreement: Disentangling effects across product categories and protection boundar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5日 来源:Land Use Policy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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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具有地理标志的农食品产品是一种与特定地域紧密相连的农业系统,其生产和价值依赖于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这使得它们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容易受到生物物理层面的影响。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与产地相关的气候风险,但不同产品类别及保护范围内的气候驱动型土地使用风险仍缺乏充分了解。本研究基于72

  摘要:具有地理标志的农食品产品是一种与特定地域紧密相连的农业系统,其生产和价值依赖于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这使得它们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容易受到生物物理层面的影响。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与产地相关的气候风险,但不同产品类别及保护范围内的气候驱动型土地使用风险仍缺乏充分了解。本研究基于7260条种植记录,运用MaxEnt模型对中国《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涵盖的7类185种地理标志产品适宜种植区的变化进行了探索性模拟。通过分析,识别出高风险的产品类别,评估了其在未来气候情景下因区域内外暴露差异而产生的敏感度及所面临的压力。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确定关键的环境变量;(2)评估特定类别的气候敏感度;(3)量化区域内外暴露压力。研究结果表明:(1)气候因素是影响地理标志产品适宜性的主要生物物理因素,其次是地形和土壤因素;(2)在所有类别中,茶叶和咖啡产品的气候敏感度最高,其中有35种高敏感度产品面临适宜种植区显著变化或位移的风险;(3)在未来气候情景下,由于适宜种植区向指定地理标志区域外扩展而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大约是因区域内环境不适配导致产品质量问题所带来的道德风险的两倍,这凸显出不断变化的生态栖息地与固定制度边界之间的巨大空间差异。这些发现指出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地理标志系统在土地使用和制度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为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实施针对不同类别的干预措施以及动态调整地理标志保护范围提供了政策参考。

引言:气候变化对农业系统的影响尤为严重,预计将导致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White等人,2011年)以及农业用地退化(Kramer等人,2025年;Pravalie等人,2021年),进而威胁全球粮食安全(Duchenne-Moutien和Neetoo,2021年)。农产品的地理标志制度强调了受保护商品的独特性和质量保障,而这些特征与法律规定的、具有特定物理属性(如气候、地形、土壤)和社会文化特征(如传统知识、社会结构)的产地区域密切相关(Meloni和Swinnen,2018年;Salpina和Pagliacci,2022年;van Leeuwen等人,2004年)。然而,在以往的脆弱性分析中,产地的概念往往被过度简化。生态适宜性是决定作物能否在特定土壤和水文条件下生存繁衍的基础生物物理条件,产品质量则是这一物理基础的体现,表现为特定的感官特性和理化参数,而制度声誉则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由这些物理和品质特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和市场作用形成(Belletti等人,2017年;Tscholl等人,2024年)。因此,由于产地的适应能力有限,地理标志产品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即便产地参数只有微小变化,也可能不可逆转地破坏地理标志产品在感官上的完整性以及受法律保护的本质特征(Salpina和Pagliacci,2022年)。这类由气候引发的威胁表现为产量下降、质量下降或适宜种植区的变化(Clark和Kerr,2017年;Shi,2016年;Xian等人,2022b年)。虽然气候变化对产地完整性的威胁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特定地理区域或单一产品类别(Purba等人,2019年;Xian等人,2022a年;Xian等人,2022b年)。但实际上,地理标志产品在不同类别和产地区域上存在很大差异,现有研究缺乏针对这种差异的气候风险评估,从而难以制定有效的分类应对措施。此外,气候风险在各类地理标志产品之间也存在区域差异。例如,有学者对欧洲的1085种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了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发现南欧的葡萄酒产区最为脆弱,东欧的脆弱性也较高,且脆弱性程度受地理标志制度严格程度的影晌(Tscholl等人,2024年)。在此背景下,若要为多种地理标志产品制定气候适应策略,就需要根据风险程度进行分层优先处理,因此识别和评估气候脆弱性就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方法学任务。地理标志产品所受的法律保护条款——包括地域边界、品种规格和质量标准——会带来制度上的僵化,进而可能削弱农业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Kizos等人,2017年)。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气候变化导致的适宜种植区变化可能引发两种类型的制度压力。第一种是潜在的法律风险:当高度适宜的种植区超出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时,来自原产地之外的、具有类似物理特性的产品可能会进入市场。即便这些产品的质量与原产地产品相似,但由于制度边界调整缓慢,仍可能出现商标侵权问题(Belletti等人,2017年)。第二种是道德风险:当气候变化导致保护区域内的产地完整性下降时,生产者为了维持市场供应和品牌声誉,可能会选择掺假或使用不合格的原材料(Hu等人,2025年)。在未来气候情景下,适宜种植区的空间变化可能会持续发生,非指定区域的合格产品也可能因未经授权的假冒销售而面临法律风险(Lu等人,2024年;Xian等人,2022a年)。同时,保护区域内部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次级区域可能会出现质量缺陷,促使生产者将不合格产品投放市场,进而损害品牌的真实性。因此,将空间位移视为一种“自然激励”,并研究其与固定制度边界之间的不匹配压力,是探讨地理标志产品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研究方向。现有的研究空白可能表明有三项技术上的迫切需求:首先,由于不同产品类别的气候脆弱性存在巨大差异,标准化风险评估方法的发展仍然面临阻碍(Salpina和Pagliacci,2022年;Xian等人,2022a年)。其次,生物气候压力研究往往忽视了法定边界,而社会经济适应研究则忽略了区域外的影响。这种双重盲点阻碍了在生物气候、法律和社会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综合气候风险评估,降低了现有适应策略的有效性(Tscholl等人,2024年)。最后,虽然物种分布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气候适宜性的变化,但大多数研究使用的都是行政中心点数据,而非实际的种植地块数据。在仅考虑气候变量且分辨率较低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尚可接受,但若纳入详细的地形和土壤因素,该模型就无法准确反映地理标志产品特有的受限生态栖息地特征,从而导致预测结果出现偏差。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拥有数千年的农业传统,因此拥有丰富的农食品地理标志产品,其中许多产品的分布范围极为广泛(Xian等人,2022a年)。2021年签署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涵盖了194种地理标志农产品,这是该体系的核心,它带来了三重变革效应:专业化集中生产、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管理(Liu和Qin,2021年),以及农村收入的显著增长,从而推动农村振兴。鉴于这些优质产品面临较高的气候脆弱性,制定针对具体情况的适应策略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本研究运用MaxEnt模型,整合生物气候、地形和土壤等因素,对中国《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所保护的7类185种地理标志产品的气候风险进行了探索性空间模拟,旨在:(1)量化预期的分布威胁,确定关键的环境风险指标;(2)识别在未来气候情景下气候敏感度较高的地理标志产品类别;(3)评估在法定边界内外适宜种植区的变化情况,量化潜在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压力,从而为地域治理提供基于证据的政策建议。

研究片段:地理标志产品数据:《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涵盖了双方各550种地理标志产品,再加上中国境内的194种农产品,其中包括茶叶和咖啡、食用菌、花卉和蜂蜜、谷物、蔬菜、水果以及中药,这些产品被分为7个类别(见图1)。由于在全国范围内获取194种产品的精确、经法律认证的种植地块数据极为困难,加之数据稀少以及不同年份种植情况的波动,……MaxEnt模型评估与环境变量:在所有情景下,7个产品类别的平均AUC值在0.885到0.955之间(见图2)。在当前情景、SSP1–2.6情景、SSP2–4.5情景以及SSP5–8.5情景中,仅有6种产品未能达到0.7的AUC值,这6种产品占总数的3.1%。排除这6种表现不佳的产品后,剩余185种产品的平均AUC值为0.908(±0.070),达到了“优秀”的预测准确率水平。平均TSS估计值:哪些环境变量影响最大?产地环境为地理标志产品的独特品质、核心属性以及潜在声誉奠定了基础(van Leeuwen等人,2004年)。根据我们的研究,气候因素在中国地理标志产品适宜种植区的分布中起主导作用,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地形和土壤因素。年度降水量(BIO12)和年平均温度(BIO1)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分布有着重要影响(Kfoury等人,2019年;Liu等人,2021年)。

结论:本研究选择了三类环境变量——生物气候、地形和土壤——共39个变量,运用MaxEnt模型,对中国《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涵盖的7类185种地理标志产品在当前气候情景以及三种未来气候情景下的适宜种植区潜在分布进行了探索性空间模拟。研究结果表明:(1)就潜在的环境驱动因素而言,适宜种植区的分布受……影响。

作者贡献声明:Hong Yiying:撰写原文初稿、可视化分析、方法设计、数据整理。Ma Zhenbang:撰写文章的审阅与编辑工作、项目监督、概念构思。Wang Sijian:撰写原文初稿、相关调查工作、数据整理。Luo Ruisi:负责文章的审阅与编辑、结果验证工作。Wang Yipeng:参与文章的审阅与编辑、数据整理工作。Qiang Wenli:负责文章的审阅与编辑工作。Duman Imanmadi:参与文章的审阅与编辑工作。Ermekov Farabi Kerimbaevich:负责可视化分析工作。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资金来源):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471309]、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26 CYZC?005]、甘肃省科技项目[编号25JRRA1041]以及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重大项目的资助[编号BR24993222]。

Hong Yiying | Ma Zhenbang | Wang Sijian | Luo Ruisi | Wang Yipeng | Qiang Wenli | Duman Imanmadi | Ermekov Farabi Kerimbaevich
中国兰州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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