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代谢性疾病源于调控代谢物合成、分解、转运或储存的生化通路缺陷,现有证据提示系统性能量代谢紊乱是ALS病理生理的核心特征,首先表现为严重的体重减轻。
5.1 体重减轻
1979年Forbes Norris首次描述ALS患者的严重体重减轻,提出“ALS恶病质”的概念。体重是遗传、社会经济、环境、医疗、心理及生活方式等多因素共同决定的综合代谢状态。早期研究即发现入组前2个月的体重减轻可预测生存期缩短,后续多项研究及PRO-ACT大型数据库分析均证实体重减轻与生存期缩短相关,且该效应在男性中更为显著。人群研究显示约三分之二的ALS患者在确诊时已存在体重减轻,且独立于吞咽困难,与生存期缩短相关。近半数患者存在营养不良,食欲下降高发且与体重减轻及脂肪量减少显著相关,中国24000例ALS全国队列显示31.7%患者合并吞咽困难,营养不良与体重减轻与疾病状态显著相关。乳酸作为ALS的能量底物,其低水平与死亡风险升高及体重减轻增加相关,可作为营养状态的预后标志物。
身体成分分析进一步明确ALS患者体重丢失的动态变化,生物电阻抗分析(BIA)、总每日能量消耗(TDEE)及静息能量消耗(REE)等评估显示患者存在能量消耗与补充失衡。体重管理是ALS诊疗的核心环节,利鲁唑被报道可减轻疾病早晚期患者的体重丢失,该发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5.1.1 体重减轻的临床前影响
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诊断前数年的低体重指数(BMI)与ALS发病风险升高相关,BMI每升高5单位,ALS发病风险降低约21%,超重及肥胖人群的发病率显著低于BMI正常人群。德国ALS登记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ALS患者BMI在发病前10年即开始显著下降,且与生存期缩短相关。其他研究也证实患者入组前5年即存在进行性体重减轻,发病前10年BMI轨迹下降显著者的生存期最差,提示体重改变可能早于临床发病数十年,仍需前瞻性研究明确二者的时序关系。
5.1.2 体重减轻与下丘脑受累的关系
研究证实散发性及家族性ALS患者及症状前突变携带者均存在显著的下丘脑萎缩,尤以腹侧及背侧下丘脑亚区为著,下丘脑体积与BMI显著相关,且该相关性在症状前突变携带者中已存在。另有研究显示下丘脑萎缩与生存期缩短显著相关。
5.1.3 体重减轻的非下丘脑原因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鉴定出ACSL5等候选基因,可能连接遗传易感性与代谢调节及体重调控。另有研究探索ALS严重体重减轻与肿瘤恶病质的潜在共性机制,动物模型研究已开始探索二者的机制关联。
5.2 高代谢状态
研究显示61例ALS患者中48%的实测静息能量消耗较计算均值高约20%,且该高代谢状态在校正瘦体重后仍持续存在,并在疾病进程中相对稳定。后续大样本队列研究证实超过半数ALS患者存在高代谢,实测REE高于预测值20%以上的患者预后显著差于无高代谢者,高代谢与更快的功能衰退及更短生存期的相关性得到其他研究团队验证,非SOD1家族性ALS患者中也观察到与散发性ALS相当的高代谢状态。需注意疾病亚型、合并用药及合并症等因素对能量消耗的干扰,目前仍需进一步研究明确ALS高代谢的机制。有趣的是,高代谢在正常体重患者中与生存期缩短相关,而在已存在营养不良的患者中却与生存期延长相关,提示能量代谢、营养状态与疾病进展间存在复杂交互,需进一步阐明其生物学机制与临床意义。
5.3 脂质代谢
早期研究即发现高脂血症是ALS生存期的显著保护因素,后续大样本队列验证了血脂异常与生存改善的正相关,不同脂蛋白亚型的预后价值也被关注。但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性,部分研究显示校正预后协变量后无脂质参数与生存期显著相关,德国南部ALS登记处数据显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升高与死亡率增加相关,而甘油三酯水平升高与死亡率降低相关;荟萃分析与人群研究显示HDL-C升高与较差预后相关。α-亚麻酸(ALA)高水平与ALS生存期延长及功能衰退减慢相关,LDL胆固醇是ALA转运与代谢的重要介质。
5.3.1 脂质水平的临床前改变
瑞典国家医疗数据显示,ALS确诊前10年内,后续发病者的葡萄糖、LDL-C、HDL-C、载脂蛋白B及载脂蛋白A-1水平呈进行性升高;英国人群研究显示HDL、载脂蛋白A1及LDL水平与ALS发病风险相关;其他研究也证实诊断前高HDL-C水平与ALS风险升高相关,遗传预测的LDL-C水平升高与ALS风险显著增加相关。荟萃分析与孟德尔随机化研究进一步证实LDL-C及总胆固醇与ALS风险的关联,以及载脂蛋白B与ALS及额颞叶痴呆风险的关联。挪威40年随访数据显示高LDL-C水平与40余年后的ALS发病风险升高相关,支持潜在的因果关系,同时部分脂质标志物的升高也可能是疾病的代谢后果。
5.3.2 胆固醇:必需但过量有害
胆固醇是中枢神经系统细胞膜结构、信号传导及细胞稳态的核心决定因子,也是脂筏的关键组成成分,脂筏是富含胆固醇、鞘脂及信号蛋白的动态多分子复合物,是信号转导的重要平台。ALS中脂筏结构 destabilization可改变其物理特性并破坏细胞信号传导。神经元变性时释放的胆固醇可生成40余种甾醇及胆固醇代谢物,但ALS中这些甾醇的分解代谢酶通路受损,可能导致毒性胆固醇衍生物在中枢蓄积。线粒体胆固醇过量蓄积会损害其功能,骨骼肌中也存在胆固醇代谢异常,ALS患者肌管及症状前突变携带者的肌细胞均存在胆固醇过度蓄积,伴随溶酶体胆固醇转运蛋白NPC1及NPC2激活,肌细胞代谢向优先利用脂肪酸转变。
5.3.3 其他脂质改变
肠道菌群改变与ALS患者特征性血浆脂质谱相关,提示微生物组成与系统性脂质代谢的交互作用。载脂蛋白E(APOE)基因型(尤其ε2等位基因)是ALS认知损害的潜在危险因素。孟德尔随机化代谢组研究鉴定出肉碱代谢及短链酰基肉碱通路异常,提示脂肪酸氧化及线粒体脂质代谢受损。脂质组学分析显示ALS患者血浆、血清、皮肤成纤维细胞及线粒体、内质网组分中存在390余种脂质物种异常,提示脂质组学分析可为ALS代谢改变提供重要视角。
5.4 碳水化合物与葡萄糖代谢
1964年即报道ALS存在葡萄糖代谢异常,数年后发现胰岛素抵抗。荟萃分析显示糖尿病患者发生ALS的风险显著低于非糖尿病患者,但系统评价未发现糖尿病与ALS严重程度、进展或生存期的一致关联,意大利大型人群研究也支持糖尿病对ALS风险的保护作用。ALS患者常存在糖耐量异常,可能与游离脂肪酸水平升高相关,共同构成多因素代谢紊乱的一部分。细胞层面,ALS肌细胞表现为糖酵解减弱、脂肪酸利用增加,而ALS运动神经元则增加糖酵解以代偿线粒体功能受损及脂质β氧化障碍,体现细胞类型特异性的代谢重塑。部分研究显示脊髓起病ALS患者的外周胰岛素抵抗重于延髓起病者,可能与骨骼肌受累更广泛相关。
饮食因素也可能影响ALS进展,大型前瞻性队列显示高膳食血糖指数及血糖负荷(反映葡萄糖可用性更高)与疾病进展减慢相关,且该效应在利鲁唑治疗患者中更为显著。利鲁唑作为少数获批的疾病修饰药物,被报道可改善脑葡萄糖代谢及整体营养状态,其代谢效应的具体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5.5 氨基酸代谢
骨骼肌(丙氨酸、谷氨酰胺)及脑内(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谷氨酸-谷氨酰胺循环)的氨基酸合成与互变高度依赖线粒体三羧酸(TCA)循环通量及细胞氧化还原平衡,这些过程主要由肝脏代谢协调,因此线粒体功能障碍可直接扰动局部神经递质稳态及系统性氮转运。多项代谢组学研究证实ALS存在氨基酸代谢紊乱,谷氨酸作为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其水平升高常与疾病进展相关。精氨酸代谢异常可能参与神经变性及肌痉挛等临床表现,精氨酸与脯氨酸联合水平改变与疾病进展相关。早发型ALS患者存在亮氨酸水平降低及谷氨酸水平升高。谷氨酸代谢与线粒体功能密切相关,通过氧化脱氨基及谷氨酸衍生碳进入三羧酸循环发挥作用。纵向代谢组学研究结合多组学标准化分析有助于明确氨基酸代谢在ALS机制中的作用。
5.6 微量营养素代谢
微量营养素包括必需矿物质、微量元素及维生素,均参与全身细胞及线粒体代谢。多数必需矿物质直接或间接参与线粒体生理过程,作为酶辅因子、呼吸链结构组分,调控氧化磷酸化、钙信号、抗氧化防御及氧化还原稳态。维生素多作为辅酶、抗氧化剂或线粒体信号调节因子参与线粒体代谢,8种B族维生素直接参与线粒体代谢通路,维生素C、D、E、K则参与线粒体氧化还原稳态、膜完整性、钙信号及生物能量调节。
微量元素中铁因在线粒体代谢及氧化损伤中的核心作用受到关注,铁死亡作为一种铁依赖性脂质过氧化驱动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是包括ALS在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重要致病机制,铁螯合剂去铁酮已在ALS临床试验中开展评估。维生素E作为线粒体膜内的脂溶性抗氧化剂,可保护膜结构免受氧化损伤;维生素B12可通过减轻氧化应激及线粒体功能障碍降低TDP-43毒性,其活性形式甲钴胺已在ALS中开展药理剂量治疗探索。此外,辅酶Q10、乙酰左旋肉碱、α-硫辛酸、肌酸、牛磺酸、亚精胺及N-乙酰半胱氨酸等线粒体生物活性物质也可支持线粒体功能。上述发现提示优化微量营养素稳态可作为ALS的辅助治疗方案。
5.7 代谢部分总结
脂质、葡萄糖、氨基酸代谢及微量营养素的异常均汇聚于线粒体能量生成及代谢物处理过程,提示线粒体功能障碍是ALS代谢紊乱的核心机制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