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改变:为有饮食限制的旅行者提供的包容性餐饮服务
《Tourism Management》:Hungry for change: Inclusive dining for travelers with dietary 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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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8月05日
来源:Tourism Management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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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餐饮体验是旅游体验的核心部分,但对于有饮食限制的游客而言,它可能变成一种排斥而非享受的来源。本研究以污名理论为指导,探讨在旅游餐饮场景中,饮食限制如何作为一种可隐藏的污名存在。研究采用顺序探索性混合方法设计,结合对32人的关键事件技术访谈以及对3,165条游客Yelp评论的
摘要:餐饮体验是旅游体验的核心部分,但对于有饮食限制的游客而言,它可能变成一种排斥而非享受的来源。本研究以污名理论为指导,探讨在旅游餐饮场景中,饮食限制如何作为一种可隐藏的污名存在。研究采用顺序探索性混合方法设计,结合对32人的关键事件技术访谈以及对3,165条游客Yelp评论的文本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污名通过内在(自我负担、预期焦虑)和外在(公共、制度、关联)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产生限制人们参与餐饮体验的心理和行为后果。人们会采取各种自愿或非自愿的应对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基于这些发现,研究提出了一个相互强化模型,认为内在和外在污名在反复的餐饮互动中不断相互支撑,强调了旅游中饮食污名的预期性和累积性,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
1. 引言
食物是游客接触和了解目的地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他们寻求食物不仅是为了品尝新事物,更是为了体验当地文化并创造难忘的记忆。从飞机餐到街头小吃,饮食深深融入了旅行体验之中。然而,这一看似普遍的旅游要素并非对所有游客都同样可行。对于有饮食限制的人来说,饮食可能从一种享受转变为摩擦和排斥的根源(Mohammadi等人,2023;Stankovich等人,2023)。
这一问题的影响十分严重。仅在美国,就有约11%的成年人(约2600万人)患有食物过敏,儿童中的患病率为8%(Gupta等人,2011、2019)。此外,大约36%的美国人口存在乳糖不耐受问题(美国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和肾脏疾病研究所,2018),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因健康、宗教、伦理或生活方式原因而遵循特定饮食习惯,如素食和纯素食(Jones,2023;Vanderlee等人,2022)。尽管美国餐馆中的植物基菜单选项越来越常见(美国国家餐厅协会,2019),但在旅游和酒店业中,针对饮食限制的配套服务仍不尽完善(Dominguez等人,2024;Loerbroks等人,2019)。
因此,有饮食限制的游客往往不得不妥协自己的饮食需求,避免尝试当地美食,或提前精心规划用餐计划,这限制了旅行的核心要素——即随意性(Sirgy等人,2011)。更重要的是,这些障碍不仅仅是操作上的不便,更是社会层面的排斥体验。现有研究表明,酒店员工可能缺乏足够的过敏原知识(Alkhalaf等人,2024),在满足宗教和特殊饮食需求方面表现不一致(De Boni & Forleo,2019),有时还会将此类需求视为负担(Loerbroks等人,2019)。例如,素食者和纯素食者常常遭到厨师的敌视,因为他们被视为带来麻烦而非值得服务的顾客(Buttny & Kinefuchi,2020;Parkin & Attwood,2022)。还有研究指出,由于担心需要额外付出努力,餐厅员工也不愿为有食物过敏症的顾客提供服务(Loerbroks等人,2019)。因此,餐饮体验往往变成一种身份管理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服务交换,因为饮食限制常常与宗教、健康、伦理和生活方式等重要身份维度相关联(Oktadiana等人,2020;Yousaf & Xiucheng,2018)。
旅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脆弱性。在家中,人们可以依靠那些熟悉且了解自己需求的场所。而旅行则打破了这种常规,每顿饭都必须在陌生的食材和不可靠的服务提供者面前重新评估。此外,旅行中的餐饮本质上具有社交属性;如果个人的饮食需求影响了团队的决策,他们可能会担心给同伴带来不便,或被认为“难伺候”,而这本身也会带来社交成本。因此,他们参与餐饮相关活动的机会可能受到限制,进而影响他们对目的地的体验、满意度以及最终的选择(Al-Ansi等人,2021;Chang等人,2010)。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饮食包容性视为一个目的地层面的旅游问题,而不仅仅是餐饮服务方面的挑战(Mohammadi等人,2026)。
污名理论为理解这些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视角。当人们被认为具有“不希望存在的差异”时,就会产生污名(Goffman,1963,第15页),即偏离了常规期望。对于有饮食限制的游客来说,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一种可隐藏的污名,即在社交互动中不会立即被察觉(Quinn,2006,第97页;Rocha & Veloso,2024),但一旦暴露很可能会引发负面评价(Buttny & Kinefuchi,2020;Oktadiana等人,2020)。与旅游研究中常见的可见污名不同,如残疾、体型或种族等(Jamin等人,2024;Lindsey-Hall等人,2025;Moufakkir,2015),可隐藏的污名涉及更多的披露管理及预期压力等问题。
在旅游餐饮场景中,这种动态更为明显,因为外出就餐既是不可避免的,也频繁发生。游客必须在每家餐厅、每顿饭以及与每位服务员之间反复协商是否披露自己的饮食限制。因此,污名管理变得具有预期性和累积性,而非偶发性的。然而,现有的污名研究往往将内在污名和外在污名视为概念上独立或依次发生的现象(Mirabito等人,2016),未能充分解释它们在多次服务互动中的相互作用机制。
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采用顺序探索性混合方法,结合深入访谈和在线评论文本分析,探讨有饮食限制的游客在餐饮体验中如何感知、应对和延续污名。这两种数据来源在设计上具有互补性:访谈能够揭示那些难以直接观察到的、以身份为中心的内化污名层面,而在线评论则反映了污名在更广泛的服务体系中的公开表达。
本研究有三项贡献。首先,它提出了一个污名相互强化模型,认为内在污名和外在污名并非彼此独立或依次出现,而是在反复的旅游餐饮互动中不断相互支撑。这一模型回应了人们希望更全面地理解污名现象的呼吁,避免孤立地看待其各个组成部分(Mirabito等人,2016)。该模型的一个关键特点在于饮食污名的预期性和累积性:污名并非在某一次具体的服务互动中形成,而是在多次餐饮互动之前、期间及之后不断协商产生的,正是这种重复性使得内在污名和外在污名能够随着时间相互强化。其次,它将饮食限制视为一种可隐藏的污名,拓展了旅游污名研究的范畴,使研究重点从物理上的无障碍转向心理和互动层面的无障碍。第三,它为旅游和酒店业从业者以及目的地管理机构提供了基于实证的指导,帮助他们创建更具包容性的餐饮环境,体现旅游业的友好理念。
2. 文献综述
2.1 污名与饮食限制
污名指的是“某种严重贬低价值的属性”(Goffman,1963,第13页),或者是一种社会贬低过程(Crocker等人,1998),在这种过程中,与身份相关的属性会被与负面刻板印象和地位下降联系在一起(Link & Phelan,2001)。除了外在的社会评判之外,污名还可能被内化(Goffman,1963;Scheff,1966),从而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幸福感;在制度层面,多数人制定的政策会限制受污名化群体的发展机会(Corrigan等人,2004)。
Link和Phelan(2001)进一步指出,当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同时出现时,就会产生污名:标签化、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下降与歧视以及权力关系。这一框架解释了为何在旅游场景中,饮食限制会构成污名。诸如“纯素食者”或“无麸质饮食者”之类的标签可能会让人觉得这类人要求过高或不合理(Buttny & Kinefuchi,2020;Reuber & Muschalla,2022),从而导致他们与“正常”消费者之间的社会隔离,以及因被忽视或被排除在共同用餐之外的地位下降。这些现象发生在由服务提供者和没有饮食限制的消费者共同定义何种行为属于标准且可接受的价值体系中。
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有食物过敏或不耐受问题的人在寻求特殊安排时会感到尴尬、焦虑,担心被看作难伺候的人,同时还会在点餐时遇到困难,以及感受到服务员或同伴的负面评价(Barnett等人,2018;Figueroa-Gómez等人,2024;Whiteley,2019)。工作人员也可能通过表现出沮丧、不耐烦或轻蔑的态度来强化这些负面看法。饮食污名还可能与其他身份特征相互关联;例如,因健康原因而选择无麸质饮食的男性可能会面临与男性气质规范相关的污名,以及对其饮食限制合理性的质疑(Pitt等人,2024)。
需要强调的是,污名应与一些相关但概念上不同的现象区分开来。查看食材或要求调整菜单选项属于操作层面的成本收益权衡,而非社会贬低;而服务失误,如点餐出错,虽然会引发不满,但并不属于污名范畴。风险感知涉及对实际伤害的担忧,比如接触过敏原,而污名则关乎对象征性伤害的担忧,比如被评判或被贴上刻板印象。尽管这些现象可能同时存在,但污名特指通过社会评价产生的现象。
2.2 旅游与酒店业研究中的污名问题
尽管旅游和酒店业本质上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身份关联性,但相关研究仍然较为零散(Moufakkir,2015)。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三个领域:(1)职业污名,它影响招聘、员工留存、服务质量以及员工幸福感,内化的污名会降低员工的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Fan等人,2024;Kusluvan等人,2022;Li等人,2020;Moufakkir,2023;Xu等人,2023);(2)以游客为中心的污名,它研究游客如何遭遇基于文化身份、行为或外貌特征的既有偏见(Moufakkir,2015,2020;Small & Harris,2012);(3)目的地污名化,它通过媒体报道和游客的认知来实现(Liu等人,2025;Qeidari等人,2024)。
然而,旅游学术界对与食物相关的污名问题关注较少,尤其是从有饮食限制的游客视角出发的研究。尽管早期研究已经指出食物既是吸引游客的元素,也可能成为障碍(Cohen & Avieli,2004),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满足特殊饮食需求视为一种操作上的挑战,记录了服务不统一、员工知识不足以及菜单选择有限等问题(例如Al-Ansi等人,2021;Endres等人,2021;Kwon等人,2020;Loerbroks等人,2019;Oktadiana等人,2020)。虽然有一些研究提到了敌意、尴尬和回避行为(Buttny & Kinefuchi,2020;Leftwich等人,2011;Reuber & Muschalla,2022;Salehi等人,2023),但这些发现在理论层面仍不够整合。
一个重要的缺失在于,很少有人将饮食限制视为在重复性和社会性情境中的一种可隐藏的污名。与可见污名不同,可隐藏的污名要求人们不断做出关于是否披露信息、如何管理他人印象以及如何控制自身身份的决策(Quinn,2006)。旅游则使得这些决策更加突出,因为旅行消除了许多常规习惯,同时由于身处陌生环境、频繁用餐以及沟通障碍,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此外,餐饮活动往往具有集体性质,这使得污名往往通过语气、犹豫或看似不耐烦等互动信号传递出来。因此,人们需要不断进行身份管理,以应对各种服务场景。于是,污名不再是一种单一的服务失误,而是一种贯穿始终的互动过程,它影响着人们在旅游体验中的舒适感、归属感以及信任度。
2.3 污名的表现形式
污名主要在人际、个体内部和制度层面以四种基本形式表现出来(Pryor等人,2012;Pryor & Reeder,2011):公众污名、自我污名、制度污名以及关联污名。公众污名指的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针对受污名化个体的刻板印象和歧视态度(Aziz & Khan,2022;Cruz等人,2022)。在餐厅服务场景中,这种态度可能通过工作人员或其他顾客的微妙或明显的反应表现出来,比如犹豫、不耐烦、回避或区别对待。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人们可能会产生自我污名,即将社会上的负面观念内化,从而导致羞耻感、自尊心下降以及过度自我意识(Kooij等人,2021;Chaudoir等人,2014)。在餐厅这种对话和行为都会被公开观察的环境中,自我污名可能会影响人们是否披露自己的饮食限制,以及他们的互动策略,从而增加他们遭受评判、排斥以及实际风险(如接触过敏原)的可能性。
在旅行过程中,由于缺乏那些经过筛选、能够为有饮食限制的游客提供稳定服务的餐厅,这种污名现象会更加明显。此外,旅行中的餐饮活动具有集体性质,这意味着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团队手中,有饮食限制的游客可能会感到不得不顺从他人的决定,或者反过来试图限制团队的选择(Endres等人,2021)。
制度污名则可能体现在那些系统性地损害某些群体利益的机构政策和做法中,比如僵化的菜单规定(例如菜单上明确写着“不可替换”)。在旅游环境中,由于游客更依赖服务提供者来获取准确的餐饮信息和住宿信息,这类歧视现象可能会更加严重。最后,关联歧视指的是与受歧视者有关联的人所面临的负面社会评判(Sanden等人,2015年)。在团体旅行中,当在显眼的餐厅环境中提出特殊需求时,同行者可能会感到不适、尴尬或遭受社交审视。这种状况会影响团体成员的餐厅选择、整体满意度以及预期压力。总体而言,旅游餐饮中的歧视现象同时存在于人际、个体和制度层面,从而体现出其累积性和互动性特征。
2.4 抵御歧视策略
由于歧视会带来与身份相关的压力,了解人们如何应对这一压力对于解释旅游场景中的餐饮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场景中,进食行为频繁且具有社交可见性。Compas等人(2001年)提出的框架认为,面对与歧视相关的压力时,人们可能会采取自愿或非自愿的应对方式(见表1)。
表1. 对与歧视相关压力源的应对类型
自愿应对
非自愿应对
积极应对
消极回避
问题解决
否认
生理兴奋
非自愿回避
寻求社会支持
情感调节
认知干扰
愿望性思维
反刍思维
不作为
情绪表达
侵入性思维
情感麻木
分心
冲动行为
认知重构
接纳
积极思考
自愿应对策略包括问题解决、寻求支持以及认知重构等积极策略,还有回避、否认、愿望性思维等消极策略(Dijkstra & Homan,2016年)。相比之下,非自愿应对并非由意识控制,包括生理兴奋、情感麻木、侵入性思维以及反刍思维等(Compas等人,2001年;Connor-Smith等人,2000年)。虽然应对策略能够减轻即时的心理伤害并提升适应能力,但长期来看也可能带来情感或社交方面的代价(Crocker等人,1998年;Miller & Kaiser,2001年)。
在旅游餐饮场景中,这些应对策略尤为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影响心理调适,还关乎人们的参与行为,包括他们如何选择目的地和旅伴。因此,理解应对策略对于了解游客如何应对歧视,以及歧视如何影响他们的旅行模式至关重要。理解餐饮中的歧视问题还能将宏观层面的包容性目的地发展与微观层面的服务互动联系起来,表明包容性不仅仅关乎服务供给,还涉及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归属感体验。
基于上述理念,本研究将饮食限制视为一种可隐藏且需不断协商的歧视现象,它可能引发自愿或非自愿的反应。本研究旨在了解在反复的餐饮互动中,人们是如何体验和管理歧视的,以及餐饮服务提供者如何通过更具包容性的设计和服务实践来介入其中。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
RQ1:有饮食限制的游客在外出就餐时会遭遇何种形式的歧视?这些歧视又如何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
RQ2:歧视如何影响有饮食限制的游客的就餐体验?
RQ3:有饮食限制的游客采用了哪些应对策略和积极反应来管理与歧视相关的压力?
RQ4:酒店业和旅游业的专业人士该如何应对餐饮场景中的歧视问题?
3. 方法
3.1 概述
本研究采用了顺序探索性混合方法设计。第一阶段深入探讨了有饮食限制的人在就餐过程中如何体验和管理歧视。第二阶段则利用Yelp开放数据集中的用户生成的餐厅评价,对自然出现的文本进行进一步分析。这种顺序设计既保证了研究的深度,又实现了范围的拓展。访谈提供了关于内化歧视、披露决策过程以及难以直接观察到的应对机制的丰富、以身份为中心的描述。而在线评价则让人们能够看到游客公开表达的就餐体验,有助于了解在更广泛的服务背景下,歧视性互动是如何体现的。两者结合,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歧视在私人场合和公共场合中的作用机制。
3.2 第一阶段:访谈
第一阶段采用关键事件技术(CIT)对美国32名因食物过敏、宗教信仰或生活方式而有所饮食限制的参与者进行了深入的半结构化访谈。该技术旨在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具体、值得记忆的体验经历(Flanagan,1954年;Gremler,2004年),重点关注可观察的行为和情境因素(Butterfield等人,2005年)。这种方法与本研究的目标高度契合。与旨在构建新理论框架的扎根理论不同(Corbin & Strauss,2008年;Glaser & Strauss,1967年),CIT更适合运用现有的理论框架,如歧视理论,来理解特定的体验现象(Edvardsson & Roos,2001年;Flanagan,1954年)。相比一般的主题分析方法(Braun & Clarke,2006年),CIT提供了一种更为结构化的方法,有助于提取与重要经历相关的、具有丰富情境背景的叙事内容(Bitner等人,1990年;Zhang等人,2010年)。这对于捕捉饮食身份变得突出或出现与歧视相关挑战的时刻尤为重要。此外,CIT在酒店业和服务研究领域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常用于研究顾客体验和服务补救措施(Edvardsson & Roos,2001年;Gremler,2004年),因此也非常适合本研究。
3.2.1 数据收集
半结构化访谈遵循CIT的流程进行(Flanagan,1954年;Gremler,2004年),内容包括:(1)了解受访者一般的饮食限制相关就餐体验;(2)询问在饮食需求凸显时发生的具体正面和负面事件;(3)深入探讨相关情境因素、情绪及行为反应;(4)了解受访者的应对策略以及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建议。访谈根据受访者的偏好,通过面谈、Zoom视频通话或电话方式进行,时长约为40-60分钟。这样的时长既能让受访者详细讲述经历,又能保持其参与度和回忆质量(Edvardsson & Roos,2001年;Butterfield等人,2005年)。所有访谈均在获得同意后进行录音,由受过培训的研究人员用英语完成。
3.2.2 样本选择与参与者特征
本研究通过目的性滚雪球抽样方法招募了32名参与者,旨在涵盖美国各地不同的饮食限制类型。样本包括素食者(7人)、麸质不耐受者(8人)、纯素食者(5人)、坚果过敏者(2人)、清真食品需求者(4人)、犹太洁食要求者(3人)、乳糖不耐受者(1人)以及其他过敏人群(2人)。这种多样性是有意为之,因为不同类型的饮食限制所带来的歧视体验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健康原因、宗教原因或道德考量所致。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持续评估数据饱和度,每进行4-5次访谈后就进行初步编码。经过28次访谈后达到了数据饱和状态,后续的访谈则用于确认主题的稳定性(Braun & Clarke,2021年;Morse,1995年)。
3.2.3 数据分析与编码流程
所有访谈内容都被逐字转录,然后通过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方法进行分析(Corbin & Strauss,2008年;Strauss & Corbin,1997年),这些编码方法是根据CIT的事件聚焦原则,并以歧视理论作为指导框架而设计的。这种方式使得主题能够通过归纳方式浮现,而非事先设定(Saldana,2016年)。三名独立的编码员对所有转录内容进行编码,他们每两周会召开一次会议,比较不同解读,解决分歧,并就编码定义和类别边界达成一致。编码者之间的可靠性通过Krippendorff’s alpha系数进行正式评估,要求该系数不低于0.80。所有的编码决策都会被记录下来(见附录A)。为确保研究的可信度,本研究还采用了Lincoln和Guba(1985年)提出的四项严谨性标准:可信度、可转移性、可靠性和可验证性(详情见附录A)。
3.3 第二阶段:在线评论文本分析
为了拓展第一阶段的发现,第二阶段对Yelp开放数据集中的用户生成评论进行了分析(数据来源为Yelp,日期不详)。访谈结果表明,歧视体验不仅表现为内在的焦虑或身份威胁,还体现在涉及特殊饮食要求、他人评判感知以及相应应对行为的多次公共互动中。由于访谈依赖于回顾性自我报告以及目的性样本,因此需要第二阶段来验证这些模式是否也出现在更广泛、更自然的就餐相关文本中。
起初考虑使用主题建模和基于情感强度词典与情感推理器(VADER;Hutto & Gilbert,2014年)的情感分析方法,但由于无监督分析结果主要是常规的就餐讨论内容,因此最终采用了基于歧视理论和第一阶段主题的关键词匹配方法。详细的 数据清洗和分析流程见附录B。在最初包含186,325条含有饮食相关词汇的评论中,经过筛选后最终得到了3,165条游客留下的评论,时间范围为2006年6月12日至2022年1月19日。仅选取游客留下的评论是为了确保其与旅游餐饮场景的关联性。这些评论的饮食类别包括纯素食(37%)、素食主义(36%)、乳糜泻/麸质敏感(17%)、各种过敏问题(7%),以及乳糖不耐受、清真食品需求和犹太洁食要求(各占1%)。根据星级评分,这些评论被分为正面评价(4-5星;共2,473条,占比78%)和负面评价(1-3星;共668条,占比22%)。图1展示了按饮食相关关键词和情感倾向划分的评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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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按饮食限制类别划分的正面与负面评论分布情况。条形图表示不同情感倾向的评论数量,叠加的线条则表示各类饮食限制类别中正面和负面评论的比例。
这些文本使用Python语言和NLTK库进行了预处理(Bird等人,2009年),包括删除停用词、分词以及词形还原等操作。与歧视和应对策略相关的情感内容则是通过基于Hill(2019年)情感词汇清单的词典匹配方法来分析的(见附录B),该方法有助于系统地识别出与歧视相关体验相关联的情感类别。这些情感词汇是从两个维度进行概念分类的:来源方面分为内在情感和外在情感,控制方面则分为自愿产生的情感和非自愿产生的情感,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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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按情感来源和控制类型分类的情感词汇。
为了探索其中的主题模式,本研究使用了BERTopic算法(Grootendorst,2022年),并结合了Sentence-BERT嵌入模型、均匀流形近似与投影算法(UMAP;McInnes, Healy, & Astels,2017年)以及带噪声的层次密度空间聚类算法(HDBSCAN;McInnes等人,2020年)。分析结果主要反映的是一般的就餐讨论内容,而非与歧视相关的特定叙事(见附录B,表3)。因此,本研究又采用了基于歧视理论和第一阶段研究发现的关键词匹配方法,来识别出那些涉及预期歧视和应对策略等主题的评论。所有分析结果都会经过反复审查,以确保分类的准确性。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词典的方法在识别文本中明确表达的情感内容方面尤为有效。由于在线评论属于公开撰写的叙述文字,其中更有可能出现刻意表达且便于社交传播的情感,比如沮丧、感激等,而较少出现那些内在调控的情绪反应,比如反刍思维、生理兴奋等。因此,第一阶段访谈中发现的某些非自愿应对方式,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中可能不会那么突出。这并非方法的局限性,反而体现了两种研究方法的互补性:访谈能够揭示内在的、不太容易察觉的压力反应,而大规模的评论分析则能展现歧视在各种情境下外在表现和互动特征。
3.4 两阶段的整合
这两阶段在设计上具有顺序性且相互依赖。第一阶段属于探索性研究,因为当时旅游领域的饮食限制歧视现象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论阐释,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入的定性研究来找出人们体验和管理歧视的机制。第一阶段的发现为第二阶段提供了理论基础,帮助研究者确定并在评论数据集中识别和解读与歧视相关的模式。第二阶段则弥补了访谈数据的固有缺陷,比如目的性样本、回顾性回忆以及主要发生在熟悉就餐环境中的体验。用户生成的评论则提供了一个规模较大、分布广泛且接近实际体验时间的数据库,有助于判断第一阶段发现的模式是否也存在于自然形成的公共讨论中。单靠某一阶段是无法同时涵盖歧视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层面的。两阶段的整合是通过对比性主题映射实现的,即把第一阶段得出的主题作为依据,在评论语料库中进行系统分析,以此确认、扩展或发现差异。例如,通过分析访谈中提到的预期评判,可以借助诸如“尴尬”等语言标志,以及“被认为很麻烦”之类的表述来进行判断。图3展示了本研究采用的顺序探索性混合方法设计及其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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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顺序探索性混合方法设计及整合框架。
4. 结果
4.1 歧视的类型
针对研究问题RQ1,两阶段的分析都表明,有饮食限制的人在就餐过程中会遭遇多种形式的歧视(见图4;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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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餐饮场景中已发现的歧视表现形式、影响及应对措施汇总。
需要强调的是,歧视虽然与运营难题、服务失误以及风险暴露有所不同,但往往与之相互交织,而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实际或预期的社会评价而产生的。
4.1.1 内在歧视
第一阶段发现了两种内在歧视形式:自我负担和预期焦虑(见附录C表2)。自我负担指的是将责任和不适感内化到自己身上,比如“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我得自己想办法解决需求问题”。预期焦虑则表现为担心会出现负面或“不舒服”的经历,因为他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往往导致这些人避免外出就餐,或者提前做大量准备,比如提前查看菜单(例如:“我刚开始吃无麸质食物时,很少外出就餐,因为一开始就要问这么多问题,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这些反应并非仅仅源于后勤上的努力,而是出于对社交评价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访谈中内部污名现象较为突出,但在第二阶段的在线评论中却几乎未见,只有一处明确提及(“作为素食者外出就餐可能会很尴尬……”)。这种差异表明,内化的污名不太可能被公开表达,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隐蔽性。
4.1.2 外部污名
外部污名在两个阶段都存在,可分为三类:公众污名、制度/结构性污名以及关联污名(见附录C表2)。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污名不仅存在于人际互动中,还体现在组织流程和社会餐饮模式之中。公众污名体现在员工和品牌层面的互动中,表现为对消费者的评判或忽视。参与者描述了诸如翻白眼或表现出不耐烦的行为(例如:“我确实遇到过服务员生气或翻白眼的情况”,“……我们的服务员既不帮忙还很无礼……”),以及因反复解释饮食需求而产生的挫败感(例如:“甚至不是尴尬,只是那种重复的解释……”)。虽然重复本身就意味着操作上的负担,但当这类互动带有负面评价时,就会形成污名。在组织层面,当餐厅对饮食需求显得毫无准备或予以忽视时,就会出现由品牌带来的污名,这表明此类需求并不符合常规期望。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那家餐厅根本不友好对待素食者。当你点素食汉堡时,他们似乎很诧异。”这些经历表明,污名不仅由个人行为造成,还会通过更广泛的服务规范和品牌定位得以传播。
制度/结构性污名则表现为价格歧视和选择受限。访谈参与者和在线评论者都提到,即使食材没有变化,修改后的菜品也要支付更高费用(例如:“……去掉肉类就应该这么贵吗?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可选菜单有限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例如:“所有食物都是用同样的油煎的,而且都有面包”)。在线评论中也经常反映出这些问题,比如为过敏友好或素食替代品收取额外费用,以及菜单结构僵化,无法满足特殊饮食需求。这些做法表明,在服务体系中,某些饮食需求被认为价值较低或属于例外情况,从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
关联污名在第二阶段更为明显,游客们描述了同伴如何因饮食限制而受到间接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员工的反应造成了尴尬或排外的氛围,使得污名影响超出个体范围。而在其他情况下,当提出饮食需求时,员工则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和响应,这说明通过富有同情心的服务方式可以减轻礼貌方面的污名(例如:“有家人从外地来拜访,他们有饮食限制……服务员似乎没料到一个小孩子会有麸质过敏……工作人员立刻道歉并迅速解决了问题……”)
4.2 污名的影响
针对研究问题2,污名通过心理和行为两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访谈揭示了内化的后果,而评论则反映了外在的表现(见附录C表3)。
4.2.1 心理影响
心理影响在第一阶段的访谈中最为明显。当人们感觉被排除在共同体验之外,或因预期中的困难而回避社交邀请时,就会出现社会孤立现象(例如:“我的朋友们不再邀请我一起出去吃饭了,因为很难找到适合我吃的餐馆”)。即便有社交场合,参与者也常常感到被边缘化(例如:“我和另外七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的饮食限制和我不一样……看着别人吃饭并不好玩,尤其是当你花了这么多钱之后”)。情感负担则表现为持续的焦虑和尴尬,往往导致人们选择沉默不语(例如:“把食物退回去……很尴尬,还浪费食物”)。对于有过敏症的人来说,安全顾虑尤为突出,因为他们担心会生病(例如:“我甚至没吃多少,因为我害怕什么会引发我的过敏反应”)。虽然这种担忧与实际风险相关,但它往往与污名交织在一起,因为人们因担心社交后果而犹豫是否提问或为自己争取权益(例如:“我只是不想给大家添麻烦”)。这些内在的心理影响在第二阶段的评论中几乎不存在,因为用户更多关注的是污名化经历如何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而非羞愧或自责等情绪。
4.2.2 行为影响
行为影响在两个阶段都很显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选择受限、经济排斥、沟通障碍以及回避行为。选择受限表现为菜单选项有限以及场所排斥。参与者提到菜单选择越来越少,且感觉自己被忽视了(例如:“他们实际上减少了素食选项……他们完全不考虑我们的需求,这真的很不尊重人”)。这往往导致人们提前避免这种情况(例如:“我甚至不会让自己陷入那种境地”)。在线评论也提到,在外出旅行时很难找到合适的餐馆(例如:“晚上8点在[某区域]转来转去,几乎找不到素食选项”)。经济排斥则体现在价格不公上,包括加价和价值差异(例如:“我付的钱一样多,却只能吃到四分之一的食物”)。在线评论中也提到,无麸质或素食选项会被不公平地收取更高费用。许多人不得不向工作人员询问不同的定价,这再次表明,满足特殊饮食需求属于例外情况,而非常态。沟通障碍则与员工知识不足和食材信息不透明有关,往往将风险管理责任推给顾客(例如:“……有人向我保证番茄汤完全可以安全食用,可我吃了之后才发现里面用了鸡高汤”)。在在线评论中,这种问题源于员工的忽视、居高临下的态度、误解以及不安全的假设,尤其是在前往新目的地时,这又增加了规划和不确定性的难度(例如:“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说……‘我以为你可以自己挑选,我们不提供替代品’”)。回避行为则是这些障碍累积后的结果。参与者表示会避开不熟悉的场所,只依赖少数被认为“安全”的餐馆。他们还会进行大量的事前规划(例如:“很多时候我去餐馆之前就已经知道要点什么”)。第二阶段的评论还揭示了社会溢出效应,即用户常常建议其他人,尤其是有饮食限制的游客,避开某些场所(例如:“以后我肯定不会再考虑来这里吃饭了”)。
4.3 对污名的应对
针对研究问题3,对污名的应对是多维度、动态的,并且取决于具体情境,包括自愿和非自愿的应对方式。在两个阶段中,共出现了四大类应对策略:自愿参与、自愿退出、非自愿参与以及非自愿退出,其中又包含十三个子类别(见附录C表4)。
4.3.1 自愿参与
自愿参与策略在两个阶段都很常见,代表着主动、有意识地努力满足饮食需求。在第二阶段,这类策略在评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在正面评论(78%)还是负面评论(82%)中都有出现。在正面评论中,自愿参与往往能得到积极回应,从而引发诸如关怀喜爱(38%)、愉悦兴奋(23%)以及热情振奋(10%)等积极情绪。例如,有一位游客写道:“……他们对我们的无麸质素食需求非常包容。我很期待再次光临,尝试其他菜品。”相反,当类似的尝试遭到拒绝或忽视时,则会导致负面反馈(例如:“我要求多加些蔬菜,但我确定我的请求被拒绝了”)。其中一种重要类型是集体倡导,即人们将个人经历扩展为对整个群体的关注(例如:“如果你朋友中有素食者,帮他们个忙,别带他们来这里”)。倡导也是一种策略,即人们主动教育他人,为自身需求发声,体现了向更坚决的沟通方式的转变(例如:“我是无麸质人群……我试图解释,但没人理解,于是我请经理出来处理”)。主动解决问题也很常见,包括提前规划并建立良好关系,以建立预防机制(例如:“通常当我们从外地去某个城市时,我会事先做好调研,找出能满足我纯素生活方式的餐馆”)。一些访谈参与者还制定了具体的预防策略:“我会带上小份开胃菜,确保桌上备有水。”尽管这些策略有效,但它们需要大量的认知努力,尤其是在旅行时(例如:“我是个素食者,还对贝类过敏,在[某地区]即使是短途三天的旅行,也很难找到合适的食物”)。情感表达则涉及在需求得到满足时主动分享积极的感受和感激之情(例如:“有些地方会特意为我寻找合适的食物或按我的要求进行调整,我总是很感激”),而情绪调节则体现为在面对挑战时刻意保持冷静(例如:“我选择不去在意。我知道他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不生病,我真的很感激这一点”)。寻求社会支持则意味着利用与朋友、家人或其他游客的关系。参与者提到,同伴会帮助他们调研餐馆、为他们发声,或在困难时刻提供情感支持(例如:“我在[某地区]最好的朋友……他会帮我查看各种餐馆,看看我们去那儿时我能吃什么”)。认知重构和积极思维则涉及将饮食限制视为与个人价值观相一致的体现(例如:“我选择成为素食者的原因之一是,我认为动物和我们一样能感受到痛苦和快乐……我所不满的只是动物所受的待遇,而不是我自己的处境”),或者专注于成功的经历并保持希望(例如:“这样我的菜单选择就只剩下鹰嘴豆泥了。不过那真的很好吃!”)。同样,接纳则表现为主动接受自己的处境(例如:“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我必须自己想办法知道能吃什么”)。
4.3.2 自愿退出
自愿退出策略包括通过回避或远离来减少污名暴露,包括隐瞒、主动回避以及行为妥协。尽管这两种策略在两个阶段都存在,但在在线评论中较少出现,尤其是隐瞒行为,即故意隐藏饮食限制,以避免负面反应和潜在偏见(例如:“我不想让别人因为不了解我而对我有偏见……我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我通常不会告诉他们我是符合犹太教饮食规范的”)。主动回避则表现为避开那些已知无法满足饮食需求的用餐场合或特定餐馆(例如:“15年来我从没再去过那家店,他们没有无麸质选项”)。行为妥协则表现为为了减少冲突而接受次优的体验,比如只吃符合饮食要求的部分食物(例如:“我只吃食物内部,留下外皮”)。一厢情愿则表现为对更好结果的期待。参与者和评论者提到,希望餐馆“也许能做一些不同的搭配”,或者希望自己的体验“能更好”,并期待下次再来时服务能有所改善。
4.3.3 非自愿参与
非自愿参与的反应是指对污名化经历的自动、无意识的反应,即对社交评价的本能性生理和心理反应,而非有意识的策略。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生理和情绪上的激动(例如:“这让我感到头脑昏沉……压力很大,我不是担心会遭雷击,只是感觉不对劲”)。这些反应往往会在经历之后持续存在,表现为反复思考、侵入性想法以及冲动行为。参与者提到会不断回想起那些负面的互动,有时甚至在事件发生很久之后仍会如此。许多评论者表示,事后应该采取行动(例如:“我当时应该打电话告诉他们情况”)。侵入性想法则是突然出现的、不必要的念头,大多与安全相关(例如:“如果我对土豆过敏怎么办……”)。冲动行为则包括草率的决定或突然的行为,比如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直接离开,不吃东西。
4.3.4 非自愿退出
虽然第一阶段的访谈揭示了一些非自愿反应(见附录C表5),但第二阶段的评论中只有很少的相关证据。极少数评论提到了情绪 withdrawal 和不作为,而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认知干扰和非自愿回避现象。在第二阶段中,这些类别的代表性不足,很可能反映出在线评价的自愿性和反思性,而非这些反馈无关紧要,这凸显了整合多种方法的必要性。4.3.5 不断发展的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并非一成不变,也不存在相互排斥的情况。一些参与者描述了他们随时间变化的应对方式,通常是从回避逐渐转向更积极的应对策略:“我刚开始坚持无麸质饮食时,不太外出就餐……但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而且必须这么做,于是我就越来越得心应手了。”这种演变表明,虽然回避策略能立即避免遭受歧视,但积极应对策略则能为长期适应提供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同时,人们很少只依赖一种策略,而是会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多种策略,这体现了应对措施的情境性和动态性。然而,第二阶段的评价仅反映了某一时刻的经历,无法展现这种时间上的发展变化。4.4 去除餐饮体验中的歧视现象 针对研究问题4,两个阶段的研究结果都指出了餐饮服务提供商如何为有饮食限制的人创造更加包容的用餐环境。相关主题是从第一阶段归纳出来的,并通过第二阶段得到验证(附录C,表6)。在所有数据来源中,参与者都强调,消除歧视需要一致且系统化的措施,而非零散的特殊安排。最终形成了九个相互关联的类别:菜单设计与沟通;员工培训与知识水平;员工态度与同理心;公平的价格与价值;通过一致性建立信任;系统与技术;菜单的多样性及质量;防止交叉污染;以及服务补救措施。清晰的菜单设计及有效的沟通能让顾客独立选择菜品,减少不适感以及反复解释的需要。在前往新地方就餐时尤其如此(例如:“我从外地来,本以为只能吃到不健康的意大利面……但他们不仅提供了热量信息,还有每份食材的宏观营养信息……这让我毫不犹豫就尝试了。”)同样,菜单的多样性与质量也会影响顾客是否感觉被真正接纳,而非只是表面上的照顾。员工的培训与知识水平有助于增强顾客的信任与满意度,因为具备足够知识的员工能减少不确定性,体现企业的专业能力。除了专业知识外,员工的态度与同理心也对建立信任和提升舒适度起着关键作用。提供公平的价格与物有所值的服务则是另一种企业层面的策略,它能表明相关安排是常规做法,而非特例或例外待遇。通过服务的一致性与准确性建立信任,对于鼓励顾客再次光顾至关重要(例如:“那种‘适合麸质敏感者’的煎饼简直太棒了!我总是带外地朋友来这里……”)受访者指出,系统与技术(如标准化的过敏原处理流程)有助于减少对员工个人经验的依赖,使服务流程更加标准化。在防止交叉污染方面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对于那些有过敏问题的人来说,关乎安全感的根本。最后,有效的服务补救措施是决定歧视性事件是导致顾客回避还是保持忠诚的关键因素。及时承认并解决错误能够减轻负面体验,而不足的服务补救往往会成为许多顾客不再光顾的转折点,这一现象在在线评价中屡见不鲜(例如:“虽然她道了歉,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弥补……不用说,我再也无法推荐这家餐厅了。”)重要的是,第二阶段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任何单一措施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缺陷。例如,仅有菜单多样化而没有一致性,或者仅有产品供应却没有妥善管理,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包容性体验(例如:“嗯,那个素食肉丸三明治确实很棒,但不要点它,因为几乎99.9%的时间他们都没有这个菜……如果你不在意服务态度和潜在的污染问题,那倒还好”)。相反,消除歧视需要持续的投入以及全方位的措施协调,让运营、人际交往和组织层面共同发挥作用,从而降低实际障碍以及顾客感知到的社会风险。5.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一个核心贡献在于表明,旅游领域的饮食歧视不应被视为一系列孤立的负面用餐事件,而是一个循环过程——内在化与外在化的歧视在多次互动中不断相互强化。这直接回应了歧视研究中的碎片化批评观点(Mirabito等人,2016年),该观点往往将内在歧视、公开歧视和结构性歧视视为彼此独立的分析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当被歧视的特征是可以隐藏的,且服务场景具有重复性时,这些形式的歧视就会紧密交织在一起。本研究将旅游中的饮食限制歧视重新定义为一种预期性、累积性的过程,而非一系列独立的服務失误。第一个重要发现在于内在歧视的隐蔽性。访谈参与者经常提到自我负担、预期焦虑、尴尬情绪,以及不愿被认为给他人带来不便,而这些情绪往往在实际服务发生之前就已存在。这些担忧促使他们采取预防性行为,比如精心规划、尽量减少需求表达,或是隐藏自己的饮食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经历在公众评价数据中几乎完全不存在。这一差异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凸显了饮食歧视的隐秘特性:其一些最严重的后果是内在化的,因此在消费者公开表达的意见中很难被察觉。因此,服务提供者可能会因为受影响的消费者选择沉默或私下调整行为,而低估歧视的普遍性或影响力。第二个发现是,外在歧视远不止于明显的人为偏见。虽然参与者提到了员工轻视态度等典型的公开歧视表现,但两个阶段的研究还揭示了嵌入在定价政策、菜单设计、服务灵活性不足以及安全措施不统一之中的结构性与制度性歧视。这些发现表明,歧视是通过组织系统得以延续的,因为这些系统会隐性地将某些饮食需求视为特殊或不合理。与之相关的歧视还会进一步影响到社交层面,因为饮食限制会影响同行者以及整体团队体验。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旅游餐饮领域的歧视同时存在于人际、制度和社会关系多个层面。综合来看,这些内在与外在的动态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循环圈。内在歧视会促使人们隐藏需求、妥协以及自我限制,这虽能暂时缓解社会上的不适感,但也会掩盖未被满足的需求,并使排他性的服务条件常态化。而这些条件又会反过来验证最初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未来人们的回避心理、焦虑情绪以及不愿公开需求的倾向。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两个阶段中,回避行为都如此普遍。参与者要么避开不熟悉的场所,要么限制自己的选择,要么只选择熟悉的选项,要么建议他人远离有问题的餐厅。这些行为并非孤立的应对决策,而是反复遭遇歧视后累积的结果。要实现真正的去歧视,就需要在服务系统的各个层面进行协调改革,包括政策、设计、培训以及组织文化等方面。旅游活动会加剧这一循环,因为旅行会不断重新引发人们的不确定感和依赖感。在评价中,沟通不畅、食材信息不明确以及对服务提供者的信任度低等问题尤为突出,游客们常常表达出沮丧、不信任以及在异地就餐时的高度警惕。与日常用餐不同,旅游会让人们在陌生且容易被观察的环境中,不得不反复协商自己的饮食需求。团体旅行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参与者提到,在涉及同伴的就餐决策时,他们需要在维护自身需求与保持团队和谐之间寻找平衡。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凸显了旅游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表明,饮食歧视不仅影响个人的用餐满意度,还会影响人们参与目的地活动的积极性。这些研究结果还挑战了关于歧视应对的简单化假设。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受歧视消费者会选择回避(例如Kwon和Lee,2012年),但本研究中的参与者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应对方式。许多人在选择回避之前,还会主动进行研究、发声、与服务提供者直接沟通并建立良好关系。有些人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从选择沉默逐渐转变为积极表达自己的需求,不过这种转变所带来的情感代价仍需进一步研究。这种时间上的变化本身就证明了该循环的累积性质,因为反复的互动会逐渐改变人们的应对方式。这也意味着人们有可能打破这一循环,让那些因隐藏需求而被忽视的需求信号重新传递给餐厅。在线评价还揭示了集体性的应对方式,比如消费者会互相提醒、表彰那些具有包容性的餐厅,并通过公开评价施加声誉压力。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应对歧视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仅仅是防御性的行为,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抵抗手段。然而,人们需要付出如此多的努力,恰恰反映出歧视带来的沉重负担。最后,关于消除歧视的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干预措施不能仅仅依赖于单次的特殊安排。参与者一再强调,实现包容需要在运营、人际交往和组织层面保持系统化的一致性。菜单的透明度、公平的价格、员工的专业能力与同理心、防止污染的措施以及有效的服务补救措施,这些都是相互支撑的,而非各自独立就能解决问题。这与发展中的相互强化模型是一致的:如果歧视是在系统中不断产生的,那么消除歧视也必须采取系统化的措施。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这意味着饮食包容性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餐饮服务问题,而是一个更广泛的无障碍设施与目的地管理问题。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阐明了所提出的相互强化模型与以往关于歧视的理论有何不同。线性模型将歧视视为从负面特征到歧视性结果的单一方向的过程,而阶段性模型则将其视为由单次互动构成的独立服务失误。这两种模型都无法解释当前研究的结果:一个可隐藏的特征加上重复出现的场景,会形成一个循环,使得内在歧视与外在歧视不断相互强化,因此问题并不源于某一次特定的互动。重要的是,这一循环并非固定不变的。应对策略表明,存在一些关键时刻,歧视可能得以延续,也可能被打破,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零散的干预措施很难真正消除歧视。5.1 理论意义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做出了多项贡献。首先,它提出了一个相互强化的歧视模型,解决了歧视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即以往的研究往往将歧视过程视为孤立的现象来考察(Mirabito等人,2016年)。该模型并未将内在歧视与外在歧视视为截然不同或依次发生的现象,而是认为它们会随着时间不断相互强化。该模型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饮食歧视的反复性与累积性。由于旅行期间的用餐是不可避免的、容易被观察到的,且会反复发生,每一次互动都会影响未来的期望与行为,从而形成一种内在歧视与外在歧视相互支撑的累积循环。通过将重复性与累积性视为关键机制,该模型将歧视理论从消费研究与旅游研究中常见的线性路径拓展了出来。由此,它将餐饮场景确立为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用于理解歧视是如何在日常服务互动中不断产生与延续的。其次,本研究通过将饮食限制视为旅游体验中的一种隐蔽歧视形式,进一步拓展了歧视理论(Goffman,1963年)。与那些显而易见的障碍(Rocha和Veloso,2024年)不同,饮食限制在需要公开之前一直是隐藏的。一旦被公开,这些看似普通的特征就可能引发负面评价和排他性对待。通过强调隐蔽的身份特征需要在多次服务互动中不断公开,且这些服务环境往往并未为这类需求做好准备,本研究将关注点从物理上的无障碍条件转向了影响人们参与旅游体验的心理与互动障碍。第三,本研究通过证明结构性因素会通过持续的公开要求而延续歧视,进一步丰富了包容性旅游的相关研究(Scheyvens和Biddulph,2018年)。饮食限制会带来依赖互动的挑战,迫使人们在那些并未为满足其需求而设计的系统中不断协商自己的需求。因此,包容性不能仅仅从能否获得服务的角度来理解,还需要考虑人们在旅游环境中所面临的社交与心理负担。总的来说,这些贡献都是通过相互强化模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饮食歧视的隐蔽性解释了为何公开需求会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而结构性缺陷则有助于长期维持歧视的循环。因此,该模型将歧视的个体层面、人际层面与结构层面整合到一个框架之中,用以理解排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设计出更具包容性的旅游体验。5.2 实践意义:消除歧视与实现包容的策略 本研究认为,旅游领域的饮食歧视应被视为目的地层面的包容性挑战,而非一系列孤立的服務失误。研究结果表明,歧视是一个反复出现且具有累积性的过程,它在旅行开始之前就已经形成,并在多次用餐互动中不断发展。因此,有效的干预措施应着眼于打破这一循环,打破不确定性、公开需求的负担以及负面互动之间的相互强化关系。首先,目的地管理组织可以通过集中整理并标准化可靠的饮食信息,来减轻游客在出行前的预期焦虑。这可能包括制作精选的餐饮指南、在目的地网站上加入饮食筛选功能,以及鼓励或激励餐厅提供透明的食材信息和过敏原信息。通过提高抵达前的可预测性,目的地可以提升其易接近性,减少与旅行规划相关的焦虑,进而影响游客的选择。其次,目的地应在整个旅游体系中加强包容性标识的可见性和一致性。如果饮食信息不一致或缺失,旅行者就需要反复评估风险和披露情况,从而增加压力和决策疲劳。旅游发展机构可以通过实施全目的地的标识系统(如针对常见饮食需求的图标)以及认可符合包容性餐饮标准的餐厅的认证计划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举措能够将饮食包容从一种隐秘、临时的做法转变为目的地体验中可见且值得信赖的部分。第三,研究结果强调了从“特殊处理”模式向“常态化”模式转变的重要性。许多行业做法实际上将饮食需求视为特殊情况(例如限制性的替代政策或单独的菜单板块)。目的地层面的指南和行业合作应鼓励企业将饮食选择纳入标准服务中,从而减轻因要求调整而带来的社会和心理负担。让饮食多样性常态化可以减少陌生感,降低披露信息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第四,员工培训不应仅限于技术知识,还应包括沟通能力和对偏见的认识。由于信息披露环节是偏见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员工的反应可能会加剧或缓解被排斥的感觉。因此,培训计划应强调尊重性的沟通、响应能力以及对待饮食需求的常态化处理,使员工能够自信且无偏见地应对相关情况。基于情景的培训,尤其是涉及团体用餐和/或跨文化背景的培训,可能会特别有效。总之,目的地管理者和餐饮服务提供商应共同努力,因为包容性的餐饮环境能够为整个旅游业带来连锁效应。有饮食限制的人在团体用餐决策中往往具有“否决权”(Endres等人,2021年),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被排除在外,团体的消费可能会转向其他餐厅甚至其他目的地。消除对饮食体验的偏见,能让所有游客充分参与旅行和外出就餐中的文化及社交活动,进一步强化旅游业作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社会联系的载体作用(Gursoy & Maier,2023年)。5.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数据中某些与偏见和应对策略相关的方面表现不够明显。第一阶段中关于关联偏见的证据有限,这表明传统的访谈方式可能无法完全体现饮食限制如何影响同伴或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同样,非自愿的应对反应也几乎不存在,尤其是在第二阶段,这可能是因为在线评价和回顾性访谈更适合捕捉有意识的反思,而非自动反应。虽然第一阶段展示了应对策略随时间的变化,但第二阶段仅能反映某一时刻的情况,难以探究偏见管理是如何随时间发展的。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双人访谈或明确要求参与者思考自身状况如何影响用餐同伴的访谈方案,来研究同伴的体验。此外,设计专门用于捕捉对与偏见相关的压力源的自动反应的方法,比如使用生理指标的实验设计或在真实餐饮环境中的观察研究,能够实时捕捉应对反应。其次,尽管访谈和在线评价相结合为了解偏见体验提供了丰富信息,但这些数据只能部分展现时间动态。访谈揭示了应对策略随时间的发展变化,而评价则反映了零散的个体体验。因此,相互强化模型所提出的递归和累积过程无法直接观察到。未来的研究应超越对该模型的描述,进而对其进行验证。由于该模型认为存在递归循环而非单向路径,横断面设计无法证实其核心观点。通过纵向研究,在不同时间点测量内在偏见、披露行为以及感知到的包容程度,可以检验早期的内在偏见是否会导致后来的隐瞒行为,以及早期的不充分包容是否会导致后来的内在偏见。实验设计和双人设计则可以分别探讨各个环节:通过操控餐厅包容性提示的可见度,可以测试从外部信号到内在偏见的传导路径;而对用餐者及其同伴的双人研究,则可以阐明这一循环在团体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第三,这些研究结果应结合抽样和情境限制来解读。访谈参与者是通过目的性滚雪球抽样招募的,这种方式可能会过度代表那些愿意讨论偏见相关体验的人。同样,在线评价也存在自我选择偏差和积极倾向。此外,两项研究都仅限于英语内容。未来的研究应探讨在不同类型的饮食限制、人口群体和文化背景下,这些关系是否存在差异。跨文化比较可能尤为重要,因为所提出的关联强度和方向可能取决于团体用餐的重要性、集体主义规范如何影响人们不愿“惹麻烦”的心理,以及人们对健康信息披露的态度。在具有不同饮食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确定该模型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还是受文化因素影响。最后,除了验证该模型之外,未来的研究还应探讨其适用条件及干预机会。通过研究目的地层面的信息系统、饮食认证计划以及沟通培训项目,可以找到基于证据的方法来减少偏见并促进包容性。此外,数字平台也是偏见管理领域一个重要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研究在线社区如何帮助有饮食限制的人分享信息、获得社会支持以及共同应对问题,有助于深入了解偏见过程在面对面服务之外的运作机制,并发现可能强化或打破这一循环的新途径。影响声明本研究展示了饮食限制如何形成一种可隐藏的偏见,进而深刻影响游客的用餐体验。通过对32次深度访谈和3000多条在线评价的分析,研究揭示了偏见如何在个人、人际和制度层面发挥作用,引发各种应对机制,往往阻碍游客充分参与文化及社交活动。研究结果提供了可在餐厅、酒店和目的地实施的实用策略,如包容性菜单设计、员工培训、透明沟通系统以及安全的食品处理措施。这些工具能够帮助旅游和酒店服务业者及目的地扩大市场覆盖范围,提升游客满意度。除了商业利益之外,减少餐饮服务领域的偏见还有助于提升公共福祉和公平性,确保有饮食需求的人能够放心用餐并实现社交互动。作者贡献说明Lisa Slevitch: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正式分析、方法论、可视化、初稿撰写、审稿与编辑。Soyoung Park: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正式分析、方法论、可视化、初稿撰写、审稿与编辑。Cortney L. Norris: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方法论、初稿撰写、审稿与编辑。Matthew J. Bauman:概念构建、数据整理、初稿撰写、审稿与编辑。“Jenna” Seung Hyun Lee:概念构建、数据整理、初稿撰写、审稿与编辑。Lisa Slevitch|Soyoung Park|Cortney L. Norris|Matthew J. Bauman|“Jenna” Seung Hyun Lee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地址:375 Human Sciences, Stillwater, OK, 74078,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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