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scape Ecology》:Identifying the scale of effect of habitat for diversity and biomass of multiple arthropod ta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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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理解景观组成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是景观生态学的核心目标。由于物种对不同空间尺度环境条件的响应不同,景观效应具有内在的尺度依赖性,因此识别生态相关空间尺度对昆虫群落格局的稳健分析至关重要。目的:研究人员探究了跨栖息地景观变量在何种空间尺度下能最佳解释(I)整
背景:理解景观组成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是景观生态学的核心目标。由于物种对不同空间尺度环境条件的响应不同,景观效应具有内在的尺度依赖性,因此识别生态相关空间尺度对昆虫群落格局的稳健分析至关重要。目的:研究人员探究了跨栖息地景观变量在何种空间尺度下能最佳解释(I)整体昆虫群落、(II)不同分类与功能类群的昆虫生物量与多样性,并(III)检验经验识别的最优效应尺度是否支持关于类群移动性与营养级位置的常见假设。方法:研究人员利用德国南部179个样点1293份Malaise trap样本,在土地利用强度与气候梯度上量化昆虫群落,分析采样点周围不同半径内环境变量解释的方差。研究人员采用基于样本覆盖度标准化(sample coverage standardized)的多样性测度,以及通过测序读数估算亚群生物量的新方法,分别估计总昆虫生物量、总多样性及各分类/功能群对应的效应尺度。结果:研究发现景观变量对昆虫生物量与多样性的效应尺度存在差异。整体多样性及大多数亚群多样性由局域栖息地条件(100—500 m)最佳解释;而总生物量虽也受局域条件贡献,但更大尺度(1500—2000 m)解释力最强。稀有种与优势种格局不同。此外,研究人员未能证实关于物种移动性或营养级的常见假设。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在评估多样性、生物量或特定类群时细致选择景观尺度十分重要,并为昆虫群落研究中依目标变量选择最适尺度提供了建议。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景观生态学长期关注景观组成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由于物种对环境的响应跨越多个空间尺度,景观效应具有尺度依赖性,识别生态相关空间尺度(ecologically relevant spatial scale)是稳健分析昆虫群落的前提。既有研究常先验设定尺度(如以最大扩散距离或体型和家域为代理,常用采样点周围1000 m半径),但Jackson和Fahrig等指出此类假设可能误导,因为真实效应尺度(scale of effect,定义为物种多样性与栖息地变量关系最强的尺度)常落在最大扩散距离的30%—50%。另一路线是经验性确定效应尺度,即在多半径下比较模型拟合优度,但这要求距离区间设置合理。现有多分类群(multi-taxon)数据集仍遗留关键问题:物种在分类、营养级、移动性以及群落内相对多度上差异巨大,稀有种与优势种对景观结构的响应可能不同;同时分类阶元(目级)或功能组(营养级)是否足以预测效应尺度尚未明晰,关于移动性越高尺度越大、营养级越高尺度越大的常见假设缺乏一致实证。为此,研究人员在德南LandKlif项目框架下,利用广覆盖Malaise trap与DNA宏条形码数据,系统估计昆虫生物量与多样性及其主要分类/功能/移动型类群的效应尺度,并检验上述假设。
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2019年德国巴伐利亚南部LandKlif项目数据:以TK25网格划分60个象限,按气候(5带)×土地利用(3类)组合选60象限,每象限选3个样点(森林、草地、农田、聚落四类中最常见者),共179样点。每样点中心置Malaise trap,2019年4月中旬—8月中旬每两周收样一次,共8期,获1293份生物量样本(1204份进入多样性与类群生物量分析)。昆虫(含蛛形纲,文中统称insects)经80%乙醇保存、称重得湿重生物量;物种身份由CO1-5P条形码判定BIN(Barcode Index Number,条形码索引号)丰富度,并以iNEXT.3D包按样本覆盖度99.8%标准化(Hill数q=0,1,2)。生物量通过宏条形码读数百分比结合个体体型近似推算亚群生物量。景观变量取自IACS/ATKIS/CORINE合成土地覆盖图,以采样点为中心100—6000 m半径(100—1000 m步长100 m,1000—6000 m步长500 m,共20级)计算各地类比例、Shannon多样性、边缘长度;气候取站点iButton温湿与DWD 1991—2020年均值。统计上用mgcv包拟广义加性混合模型(GAMM),固定季节平滑、采样时长log偏移、样点随机截距,比较各半径下景观变量对生物量(高斯族log连接)与多样性(负二项)的解释方差(调整R2),以LOESS可视化最优尺度。
研究结果
整体昆虫生物量与多样性效应尺度
总生物量解释方差在1500—2000 m最高;总多样性中常见/优势种(q=1,q=2)在100 m最强且随距离衰减,稀有种(q=0)曲线类似生物量、峰值约1500 m。
移动型类群效应尺度
飞行为主类群(占平均生物量84.2%)多样性和生物量格局同整体;跳跃与爬行类稀有种峰值1000—2000 m,常见/优势种仍在100 m最强;跳跃类生物量因占比低无法可靠评估。
功能群效应尺度
植食、腐食、传粉、寄生(寄生虫)多样性在100 m最强(稀有种除外);寄生蜂稀有种峰值100 m、常见/优势种2000 m;捕食者多样性峰值约1000—1500 m。生物量多随常见/优势种多样性走(100 m峰),仅捕食者生物量峰在1500 m。
主要分类目效应尺度
双翅目(Diptera,平均生物量60.1%)、膜翅目生物量峰1500—2000 m;鳞翅目、半翅目生物量在小尺度最高;鞘翅目生物量至1000 m内最强。多样性方面,常见/优势种(除膜翅目外)均在100 m最强;稀有种中鞘翅、半翅、直翅在1000—2500 m有峰。
传粉指示类群效应尺度
蜜蜂(Apiformes)峰值500 m;蝴蝶在100 m与3000 m双峰;食蚜蝇(Syrphidae)q0峰600 m、q2峰1000 m。
讨论浓缩
研究人员指出生物量与多样性效应尺度分离:多样性(尤其优势种)受局域过滤主导,稀有种因区域物种库与源种群扩散依赖更宽尺度;生物量因双翅目等飞行类高占比且整合多类群周转,在1500—2000 m最强。移动性假设未被支持——高飞行类反在局域尺度响应最强,因高机动性削弱景观限制;分类目级与营养级分组分辨率不足,捕食者/寄生蜂部分支持较高尺度但整体不一致。粗分类掩盖异质性,细分传粉三类群即显差异。效应尺度可能更多由景观背景与资源空间配置决定,而非单一性状;且合并多景观变量会平滑单变量尺度,出现多峰属正常。局限包括累积半径非独立(但独立比例分析趋势一致)、大半径景观同质化降低解释力、Malaise trap对跳跃/爬行类偏低但全站点标准一致故不影响跨点比较。
结论翻译
本研究考察了评估景观变量对昆虫群落(尤其多分类群数据集)效应时空间尺度的角色。结果显示昆虫生物量与多样性呈现不同格局:较大尺度对生物量更重要,局域栖息地对整体多样性最关键。多数分类与功能群多样性由局域条件预测最佳,但稀有与优势种间常存差异。与预期相反,分类与功能划分并未一致印证关于物种移动性或营养级效应的广泛假设。效应尺度并非仅由物种性状决定,而是物种与其环境空间配置互动的产物。食物、寄主植物、巢址与微气候等资源在景观中不均分布,物种响应于这些限制资源可用的空间范围。因此生态相关尺度反映了景观结构影响运动、资源获取、繁殖及种群存续的尺度。因这些过程在物种、栖息地与变量间不同,即便同一群落内也无单一尺度能捕获所有生态响应。识别经验效应尺度可改进统计推断,并为匹配物种—环境互动尺度的保护举措提供依据。
(全文约1580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