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Children’s social connections, internet usage and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Global South: evidence from Disrupting 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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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前明显缺乏研究调查COVID-19疫情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尤其是关于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ies)的使用。研究人员旨在调查疫情中12个全球南方国家数字技术使用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横断
**目的**:目前明显缺乏研究调查COVID-19疫情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尤其是关于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ies)的使用。研究人员旨在调查疫情中12个全球南方国家数字技术使用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横断面关联。
**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诺琴蒂(UNICEF Innocenti)Disrupting Harm调查的数据。该调查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11,912名12–17岁互联网使用儿童的代表性样本。研究人员使用稳健线性回归(robust linear regression)和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对每个国家(除坦桑尼亚因无封锁外)以及总体样本中封锁期间的社会联系(social connection)和疫情期间的互联网使用(internet use)与六个不同福祉指标(wellbeing indicators)的关联进行建模。研究人员控制了一系列假设的社会经济和人口混杂因素(confounders),并使用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处理缺失数据。
**结果**:研究人员未发现明确证据表明封锁期间社会联系或互联网使用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存在跨国的普遍关联。相反,研究结果复杂,表明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背景(context);不仅取决于所在国家,还取决于其性别、城乡居住地(urbanicity)及其他因素。尽管如此,研究结果突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重点领域。
**结论**:需要广泛深入的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技术使用(包括互联网使用)可能如何成为全球南方国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风险因素(risk factor)或保护因素(protective factor)。
**论文解读:全球南方国家COVID-19疫情期间儿童社会联系、互联网使用与心理健康——基于Disrupting Harm证据的横断面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心理健康产生了广泛负面影响,大量证据表明封锁隔离、学校中断等导致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上升。然而,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相关证据严重不足。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占全球人口多数,且自杀等心理问题负担沉重,但针对疫情与心理健康关联的调查极为有限。同时,疫情期间青少年转向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ies)以维持社会联系的现象引发争议:一方面,数字技术可能缓解社交隔离的负面效应,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带来心理健康风险。现有研究缺乏全球南方情境下的证据,尤其缺乏跨文化验证的理论框架。因此,研究人员利用UNICEF Innocenti的Disrupting Harm调查数据,旨在探讨12个全球南方国家中,封锁期间社会联系与互联网使用频率同青少年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横断面关联,为后续研究提供假设。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基于UNICEF Innocenti与IPSOS合作的Disrupting Harm调查,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收集数据,覆盖撒哈拉以南非洲6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东南亚6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样本采用三阶段整群随机抽样(three-stage clustered random sampling),最终纳入11,912名12–17岁且在调查前三个月内使用过互联网的儿童,每个国家样本量950–1,016人。通过设计权重、无应答权重和后分层权重使样本可代表各国互联网使用青少年人口。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将多条目量表简化为单一因子得分,并检验度量不变性(metric invariance);(2)使用稳健线性回归(Huber M估计)和逻辑回归分别建模连续型和二分类结局变量,并应用调查权重和PSU(primary sampling unit,初级抽样单元)聚类校正;(3)通过链式方程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 by chained equations)处理缺失数据,并纳入辅助变量增强随机缺失假设的合理性。结局变量包括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焦虑、抑郁症状(CESD-R简化版)、自伤和自杀意念(Paykel量表)共六个指标,暴露变量为封锁期间社会联系状态(无封锁、封锁但保持联系、封锁但断开联系)和当前互联网使用频率(七级量表)。
**三、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各国福祉指标得分差异显著,尤其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儿童自伤报告率和Paykel自杀量表得分极高。修改后的CW-PWBS、焦虑量表和CESD-R支持度量不变性(ΔCFI<0.02),但Paykel自杀量表不支持度量不变性,且所有量表均不满足标量不变性(scalar invariance),因此各国间不宜直接比较得分,但可纳入国家作为协变量进行合并模型分析。
**2. 封锁与社会联系**
**跨国层面**:未发现封锁期间社会联系与心理健康指标存在普遍显著关联。但男孩(β=0.075, p=0.038)和农村男孩(β=0.110, p=0.017)在经历封锁但保持联系者中,主观幸福感略高于无封锁者;农村女孩在封锁且断开联系者中焦虑升高(β=0.119, p=0.040);城市儿童在封锁但保持联系者中自伤风险升高(OR=1.575, p=0.017),尤其城市女孩(OR=1.791, p=0.021);农村儿童无论封锁与否,自杀意念略低于断开联系者。
**国家层面**:柬埔寨——封锁但保持联系者生活满意度更高(男孩、农村男孩),但城市儿童中无封锁或保持联系者生活满意度低于断开联系者;马来西亚——城市女孩封锁但保持联系者焦虑升高,但男孩抑郁症状降低;莫桑比克——男孩和农村儿童封锁但保持联系者焦虑升高;菲律宾——农村女孩封锁但保持联系者主观幸福感降低,但断开联系者焦虑升高;泰国——女孩封锁但保持联系者主观幸福感升高,但城市儿童焦虑升高;乌干达——封锁(无论是否保持联系)均与焦虑升高相关,尤其男孩和农村男孩;越南——封锁但保持联系者主观幸福感降低,城市儿童生活满意度低于断开联系者。
**3. 互联网使用**
**跨国层面**:较高互联网使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β=0.040, p=0.009)和主观幸福感(β=0.063, p<0.001)升高相关,但农村女孩焦虑升高(β=0.061, p=0.022)。
**国家层面**:柬埔寨——互联网使用与焦虑升高相关(所有人群、男孩、农村儿童);埃塞俄比亚——互联网使用与封锁的交互作用与男孩城市儿童生活满意度升高、农村女孩焦虑升高、男孩抑郁症状降低相关,未加权分析中与女孩和城市儿童自杀意念升高相关;印度尼西亚——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升高、焦虑和抑郁症状升高相关;肯尼亚——互联网使用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升高相关,但女孩焦虑、城市儿童自伤、女孩自杀意念升高;马来西亚——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升高、焦虑降低相关,但城市男孩封锁交互作用与主观幸福感降低相关;莫桑比克——城市女孩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降低相关;纳米比亚——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升高、焦虑降低、抑郁症状降低相关,但封锁交互作用方向相反;菲律宾——农村儿童互联网使用与焦虑升高相关,但农村女孩封锁交互作用与抑郁症状降低相关;泰国——封锁交互作用与生活满意度降低、焦虑升高相关;越南——农村儿童和女孩互联网使用与生活满意度降低、男孩抑郁症状升高相关。
**4. 敏感性分析**
使用包含所有条目(包括实地调查中删除的条目)的CFA得分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与主分析基本一致。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总结**:本研究未发现封锁期间社会联系或互联网使用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存在清晰一致的横断面关联,而是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情境依赖性。研究结果不支持“数字技术使用普遍具有保护或危害作用”的简单假设,而是表明性别、城乡居住地、国家背景等因素显著调节这种关系。研究优势在于:采用各国代表性样本,覆盖通常难以触及的农村人口,并应用抽样权重提高可推广性;使用多种福祉测量工具。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多重比较校正后多数关联不显著;统计效力受限于样本量和罕见事件;量表缺乏标量不变性限制跨国比较;未考虑儿童在线活动的具体内容;多重插补过程中因计算限制未能完全纳入复杂调查设计,可能引入偏倚。
**研究结论翻译**:需要广泛深入的进一步研究,以调查本研究中涉及各国青少年在线社会联系及互联网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支持发展关于数字技术如何与儿童福祉相关联的更详细理论。该研究应采用混合方法和纵向设计,以识别可能支持或损害心理福祉的特定在线行为,了解关联的时间方向性,并更全面地理解不同民族文化和人口学背景社区的经验。此外,在开发和运用跨文化验证的福祉测量工具方面存在机遇。本研究中未能建立心理健康量表的标量不变性,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这些量表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对研究结果的解读。许多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对数字技术对心理健康的可能影响表示担忧,但调查这些担忧的样本存在严重的多样性缺乏。因此,全球北方以外地区的数字福祉研究需要显著发展,以促进全球心理健康领域的公平关怀。研究人员认为,已指出的未来研究方向应被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视为紧迫优先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