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Psychology》:The influence of age on emotion-regulatory strategies, emotional work demands, and health/work outcomes: a systematic PRISMA literature review with narrative synthesis
背景:劳动力老龄化促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工作中与年龄相关的情感差异,以为年龄包容性工作场所政策与实践提供依据。本综述批判性地评估了年龄如何与工作中的情绪调节策略(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ur)和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情绪工作需求(emotional work demands)以及相关的健康与工作结果相关联。方法:遵循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指南,研究人员系统性地回顾了考察年龄、情绪调节策略、情绪工作需求与健康/工作结果之间关系的研究。一份完整的PRISMA 2020检查表见补充材料。共纳入26项研究,并采用叙述性综合进行整合。结果:在各研究中,未发现可推广的年龄相关差异模式。尽管几项研究报告了情绪调节策略与健康或工作结果之间关联的年龄差异,通常表明老年工人拥有相对更有利的结果,但这些发现并非一致地出现在所有研究中,部分研究报告了相反或无效效应。此外,报告年龄差异的研究在这些差异所反映的方面各不相同,包括所用策略的频率或类型的变化,以及这些策略如何随年龄与结果相关的方式差异。类似地,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在某些研究中随年龄变化,但未遵循统一模式。总体而言,证据表明,尽管有时观察到这些关联中的年龄相关差异,但它们并不一致,并非系统地与任何年龄组的优势或劣势相关,且其潜在机制仍不清楚。结论:年龄并未成为情绪调节策略或情绪工作需求如何与健康和工作结果相关的稳健决定因素。研究结果强调需要更整合、更具理论依据且方法上更严谨的方法,以更好地解释年龄、情绪工作需求、调节和结果之间的关联,同时应对关键的概念和设计挑战。试验注册:PROSPERO CRD42022300000,发布于2022年5月10日。
**引言**
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整体健康状况改善,延长工作寿命变得可行且必要[1]。这一转变既带来挑战也带来益处。虽然衰老与某些认知功能的下降相关[2],但对工作与组织情境中情绪能力的综述发现,老年工人在大多数情绪领域(包括情绪控制、情绪调节知识、理解他人情绪以及自我情绪调节的某些方面)的表现与年轻工人相似或略优。然而,关于特定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的年龄相关差异的证据仍然有限且混杂[3]。一些研究进一步表明,一天工作后情绪体验的年龄相关差异可能间接通过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而非直接的情绪体验年龄差异产生[4]。这种模式可能对涉及工作中情绪调节的工作角色有影响。一些研究声称,由于与年龄相关的生理灵活性下降,老年工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引发情绪唤醒的情境的影响[5]。然而,现有研究通常孤立地考察情绪工作需求、情绪调节策略及其年龄相关差异,限制了理解年龄如何影响它们与健康和工作结果的关联。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综述批判性地考察了年龄如何与情绪调节策略及情绪工作需求相关,并关联健康与工作结果。
**工作中的情绪调节策略**
Hochschild[6]将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ur)描述为通过表面表演(surface acting)或深层表演(deep acting)管理情绪表达以符合工作相关展示规则的努力。表面表演涉及展示与内在体验不匹配的情绪,而深层表演则指调节内在情绪体验,个体试图诱发或重塑感受情绪,使其外在表达变得真实。因此,情绪劳动通常被概念化为旨在满足外部展示规则的调节,常在客户或顾客互动中发生。相比之下,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更广泛地指“个体影响他们拥有何种情绪、何时拥有以及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的过程”[7, p. 275]。这些过程可以是自动的或受控的,可能响应内部目标或外部情境需求。Gross[7]的过程模型区分了前因聚焦策略(antecedent-focused strategies,如认知重评(reappraisal))和反应聚焦策略(response-focused strategies,如表达抑制(suppression))。Grandey[8]通过将情绪劳动概念化为在工作中实施的一种特定情绪调节形式,整合了这些观点。在此框架中,深层表演对应前因聚焦调节(如认知重评),而表面表演则对应反应聚焦调节(如表达抑制)。在本综述中,研究人员纳入了考察展示规则驱动的情绪劳动以及工作中更普遍形式的情绪调节的研究,因为两者都涉及在职业情境中管理情绪体验或表达,尽管可能出于不同目的。研究人员使用术语“情绪调节策略”(emotion-regulatory strategies)作为涵盖这些相关但概念上不同的过程的总称。这一区分对本综述很重要,因为不同研究考察的是由组织展示规则驱动的调节还是更普遍的情绪调节形式,这可能会影响情绪过程的年龄相关差异及其与健康和工作结果关联的概念化和解释。更广泛的应对构念(coping constructs)未被纳入作为独立类别,因为它们通常反映超出情绪调节策略的一般压力管理过程。然而,当应对策略与情绪调节策略概念上重叠时(如认知重评),则被纳入。
**情绪工作需求**
Hochschild[6]对情绪劳动的最初定义既包括情绪管理(通过表面和深层表演),也包括要求这种管理的组织规定展示规则。具体而言,工作聚焦视角将情绪劳动概念化为角色中固有的情绪工作需求(emotional work demands)和展示规则,而员工聚焦视角则将其定义为个体为响应这些需求而调节情绪和情绪表达的过程[9]。将情绪工作需求与情绪调节过程分离,使得应用一般压力视角研究情绪工作成为可能,区分需求作为压力源暴露和调节过程作为连接需求与健康和工作结果的潜在机制。这种分离也澄清了研究工作中情绪的不同职业健康与压力理论的相关性,例如工作需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10, 11]、工作需求-控制-支持模型(Job Demands-Control-Support model)[12]和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13]。
在职业健康科学中,情绪工作需求通常被框架为工作特征,要么作为工作角色的外部要求,要么作为暴露于情绪消耗性工作环境[9, 14]。这些需求可能包括展示或隐藏情绪的期望、暴露于情绪显著的工作情境,或情绪压力的主观体验[15,16,17,18,19]。因此,情绪工作需求在概念上区别于情绪调节策略,一些模型提出顺序关系,其中情绪工作需求触发情绪调节,进而影响健康/工作结果[19,20,21]。本综述遵循这一实践,将情绪工作需求和情绪调节策略视为不同但相关的概念,并探讨它们如何与年龄和健康/工作结果相关联。
尽管情绪失调(emotional dissonance)在情绪劳动文献中经常被考察,但由于概念不一致,它被排除在本综述范围之外。例如,Zapf[19]和Hülsheger与Schewe[17]将情绪失调概念化为导致压力的工作环境暴露。相反,Abraham[22]将情绪失调框架为情绪劳动的一个方面,而Grandey[8]将情绪失调描述为情绪调节努力(特别是表面表演)产生的负面结果。鉴于这种变异性,情绪失调被交替框架为暴露、过程或结果,因此被排除在本综述之外。
**年龄与情绪工作需求及情绪调节策略**
社会情绪选择性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是一个生命全程动机框架,通过感知时间视野(perceived time horizons)和目标优先级的转变来解释社会偏好和情绪体验的年龄相关变化[23]。随着感知未来时间变得更加有限,情感意义目标变得突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变得更加选择性,优先考虑情感意义的关系和情境。尽管SST并未明确理论化情绪调节过程本身,但在工作与组织研究中,它被用来解释年龄相关的情绪调节、情绪劳动以及对工作中情绪需求反应的差异[5]。在这些应用中,情绪调节过程通常被视为SST所描述的更广泛动机转变的含义,一些研究者推断情感意义目标的优先化可能影响情绪如何被调节或体验,而非理论本身指定的核心机制。重要的是,本文献中讨论的年龄相关差异可能既反映情绪如何被调节,也反映对工作中情绪需求的暴露和评估的差异。它们还可能反映SST强调的更广泛年龄相关变化,如社会互动中增加的选择性。虽然这种选择性在概念上可以与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如Gross[7])中描述的情境选择(situation selection)重叠,但在工作场所研究中很少被如此操作化,且在组织背景下可能受到结构限制。
尽管其他理论视角也可能为工作中的情绪功能的年龄相关模式提供解释,但该领域现有研究大多受SST指导。因此,本综述采用SST作为主要组织框架。为进一步说明基于SST的解释如何在不同情绪需求水平下转化为情绪调节模式,本综述还借鉴了力量与脆弱性整合模型(Strength and Vulnerability Integration, SAVI)[5]。SAVI借鉴了SST启发的关于衰老与情绪的研究,同时通过纳入情绪调节中基于经验的优势(源于累积经验,“时间生活”)和在持续、不可避免或高强度条件下出现的年龄相关生理脆弱性(在情绪需求高的工作背景下高度相关)来扩展这项工作。从这个角度看,老年工人可能更善于管理日常情绪工作需求,但当情绪工作需求或调节要求强烈、慢性或难以避免时,可能更脆弱。这一区分尤其相关,因为情绪工作需求通常涉及长期暴露于难以避免或选择性管理的情绪挑战性情境。
虽然SAVI明确说明了年龄相关的情绪调节差异如何展开,突出了基于经验的优势和生理约束,而SST主要关注时间视角和目标优先级的转变,并未明确理论化情绪调节过程。此外,尽管许多综述考察了生命全程中的情绪调节(例如[3, 24]),或情绪劳动及相关的健康与工作结果(例如[17, 25, 26]),但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平行发展的。现有研究在如何概念化这些关系方面也存在差异,一些关注策略使用的年龄差异,另一些关注策略使用后果的差异,还有一些关注情绪工作需求反应的年龄相关变异。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年龄是否以及如何与工作中的情绪调节策略和情绪需求相关,以塑造健康与工作结果,特别是年龄相关的情绪调节差异和暴露于情绪工作需求如何共同与这些结果相关。
**健康/工作结果**
从压力理论视角,如工作需求-资源模型[11]和资源保存理论[13],情绪工作需求被概念化为需要持续情绪努力并可能消耗能量和心理资源的工作压力源。资源消耗可能反过来损害幸福感并削弱工作动机和绩效,从而将情绪工作需求与健康和工作结果联系起来。
与此视角一致,情绪工作需求和情绪调节策略都被考察与广泛的健康和工作结果相关。关于情绪劳动的综述和元分析记录了与倦怠(burnout)、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心理压力(psychological strain)、抑郁症状(depressive symptoms)、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绩效(performance)和离职意向(turnover intentions)的关联(例如[17, 19, 25,26,27])。基于工作压力框架的情绪工作需求补充研究同样将情绪需求性工作特征与压力、受损幸福感及不良工作结果(如倦怠、耗竭和降低的工作满意度)联系起来(例如[16, 19])。
**目标**
本综述批判性地考察并综合了年龄如何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与健康/工作结果之间以及情绪工作需求与健康/工作结果之间的关联。图1提供了综述文献中涵盖的关键构念和关系的概念性概述。
本综述由两个问题引导:
(Q1) 年龄如何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与健康/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
(Q2) 年龄如何影响情绪工作需求与健康/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
**方法**
研究人员遵循PRISMA(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指南[28]进行了系统文献综述,采用基于Popay[29]的叙述性综合方法。综述方案注册于2022年5月10日在PROSPERO (CRD42022300000) 发布。
检索策略是与信息专家合作制定的,以符合综述的目标和范围。它包含年龄相关术语(如年龄、老年、年轻、年龄差异、生命全程、高级、年轻、成熟)、情绪工作术语(如情绪劳动、情绪调节、情绪工作需求)和健康结果(如倦怠、疲劳、压力、抑郁、焦虑、心理健康、恢复、幸福感、活力)、工作结果(如工作满意度、离职、缺勤、生产力、工作能力)。情绪工作需求和情绪调节策略在构念层面定义,具体策略(如表面表演、深层表演、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反映研究操作化,而非预先定义的纳入标准。健康结果被定义为身体或心理健康的直接指标。未明确操作化为健康指标的一般情感状态,以及远端劳动力市场结果(如提前退休或残疾养老金),不被视为本综述的健康结果。完整的检索字符串及布尔逻辑和运算符见补充材料。
主要数据库检索于2022年5月5日在Scopus、Web of Science、CINAHL、PsycINFO和PubMed中进行,使用标题、摘要、关键词和索引术语等字段,取决于数据库可用性。检索限于以英文、瑞典语、挪威语或丹麦语出版的同行评审期刊文章。由第一作者在Scopus中进行引文检索(向后和向前)并单独筛选。数据库检索于2023年9月23日重复进行,在最终综合之前。研究识别和纳入总结于图2(PRISMA流程图;[28])。
资格标准包括定量研究,基于原始数据,且:(1) 考察至少一个情绪工作需求、情绪劳动或情绪调节构念,或这些构念的既定操作化(如表面/深层表演、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作为预测变量、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2) 评估其与至少一个健康或工作结果的关系;(3) 包含至少一项将情绪工作需求、情绪劳动或情绪调节构念与健康和工作结果联系起来的年龄相关分析。考察应对作为独立构念的研究不符合资格,除非应对被操作化为针对工作中情绪体验或表达的情绪调节策略。未将情绪工作变量作为独立预测变量考察与健康或工作结果关系的研究(如使用剖面分析或潜在类别分析的研究)被排除。用于评估资格的全部筛选问题见表1。
相关性评估:初始数据集(8,348项)导入EndNote,由信息专家使用Bramer[30]的七步流程去重。剩余5,019项转移至Rayyan[31],两位审稿人独立并盲法筛选标题和摘要,使用1a级筛选标准(见表1)。标记为纳入或不确定的研究以全文获取,由两位审稿人独立使用1b级标准(表1)筛选。冲突被分类为主要(纳入 vs. 排除)或次要(纳入/排除 vs. 不确定)。主要冲突通过第三位审稿人的全文审查解决。次要冲突通过摘要级审查解决。在持续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团队讨论和共识作出最终决定。
引文检索上传至Zotero (v6.0.26; [32]),分别对向后和向前参考文献去重。去重后,1,538项上传至Rayyan。由第一作者在标题和摘要级筛选(1a级),纳入和不确定的研究由两位独立审稿人进行全文评估(1b级和2级)。所有最终纳入决定通过团队协议确认。
排除理由:有争议的文章在综述团队内讨论,达成共识后排除几项研究。例如,Bal和Smit[33]被排除,因为它评估了三个月内的一般情感(情感状态),而非特定健康或工作结果。Andersen[34]被排除,因为其结果测量(获得残疾养老金的风险)未直接反映工人的健康或工作结果。El Khawli[35]被排除,因为情绪工作变量被组合成使用以人为本的分析方法[36]的剖面,而非作为健康或工作结果的独立预测变量分析。以人为本的方法将个体内变量模式作为分析单位,而非估计特定构念的独立效应。
数据提取由作者配对独立进行,他们完整阅读剩余文章并记录关键研究特征。提取的数据包括书目详细信息、研究设计、参与者特征、情绪工作测量、结果变量、相关结果和审稿人笔记。在独立审查后,比较笔记,通过讨论解决分歧,并作出最终排除决定。接下来,两位研究人员(TZP和ME)独立提取并绘制每项纳入研究的结构模型,映射预测变量、结果、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交互作用和年龄相关比较。然后审查图表,讨论差异,并简化以仅包含与综述问题相关的分析。对于每项纳入研究,研究人员提取了所有报告的分析,这些分析考察了情绪工作变量、年龄与健康和工作结果领域之间的关联。当报告多个模型或时间点时,记录所有这些结果领域的年龄相关效应。未根据统计显著性进行筛选。
质量评估:为评估方法学质量,研究人员审查了可用工具并选择了多样化研究质量评估工具(Quality Assessment with Diverse Studies, QuADS)[37],适用于多种研究设计。QuADS包括13个条目,按四点量表(0-3)评分,总分0-39,分数越高表示方法学质量越高。QuADS的详细评分细则见补充材料。该工具未定义低、中或高质量的分界点。两位研究人员(TZP和ME)独立评估每项研究,然后比较分数并通过讨论达成共识。研究不计划基于低质量排除;相反,质量评估得分用于在综合中解释研究局限性。
分析策略:由于研究设计、测量、人群和分析方法的显著异质性,研究人员应用了Popay等人[29]叙述性综合框架的相关步骤,该框架适用于综合多种形式的证据。以情绪工作需求和情绪调节策略的既定框架为指导,这些框架告知了研究问题和纳入标准,研究人员制表了关键研究特征并开发了纳入研究的初步描述。利用可视化和提取的检验假设(预测变量、结果、年龄比较、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人员按情绪工作测量和用于考察这些关系的分析策略组织研究。然后在这些分组内综合结果。最后,通过反思研究质量、理论一致性、情绪工作和年龄的概念定义、背景和方法学变异以及综述过程的局限性,评估了综合的稳健性。
鉴于研究设计、操作化、结果测量和分析方法的异质性,定量荟萃分析不适用。因此,结果通过叙述性综合呈现,利用报告的回归系数、交互效应、中介分析和统计显著性模式。由于缺乏定量汇总和设计的多样性,未应用报告偏倚的正式评估(如漏斗图)或标准化的证据确定性框架(如GRADE)。
方案注册与修正:在稿件准备期间,某些元素比PROSPERO注册中描述的更明确地操作化,以增强透明度和一致性。具体而言,纳入标准被澄清为情绪工作变量必须作为独立预测变量、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与健康或工作结果相关。这一细化未改变综述的范围或目标,但澄清了分析要求。尽管PROSPERO注册表明将使用不同的批判性评估工具,但后来由于纳入研究的设计和分析方法的异质性,选择了QuADS工具。此外,在稿件准备期间澄清了情绪工作需求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概念区分,以增强理论精确性。这些澄清未改变综述的人群、核心构念或目标。由于研究设计、测量和分析方法的显著异质性,未进行荟萃分析。
**结果**
共有26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这些研究发表于2007年至2023年间,主要在欧洲国家(如荷兰、德国、波兰、克罗地亚、马其顿、芬兰、希腊、丹麦和瑞典)进行,但也在中国、美国、台湾、印度和泰国进行。大多数研究人群来自护理和服务行业,参与者年龄范围从16岁到79岁。15项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1项采用重复横断面设计,6项采用日常经验取样方法,4项为纵向设计。关键研究特征总结于表2,按检验的基本假设分组。
质量评估:QuADS[37]总得分范围为17至28(M = 23.96, SD = 2.83),见表3。几乎所有研究在条目12(研究设计或实施中考虑研究利益相关者的证据)上得分为0。其他常见局限性包括研究人群选择理由(条目5)和数据收集工具选择理由(条目6)。
结果概述:结果(见表2)分为两个主要部分:(1) 情绪调节策略和(2) 情绪工作需求。总共19项研究考察了情绪调节策略(如情绪劳动或情绪调节),7项研究考察了情绪工作需求(如情绪需求、情绪负荷、敏感性需求)。所有纳入研究都考察了年龄与至少一个情绪工作变量和至少一个健康或工作结果的关系。然而,这些研究在概念化和分析这些关联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一些研究考察了特定情绪调节策略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是否随年龄不同(即策略是否在不同年龄对结果有更强或更弱的关联),通过将年龄建模为调节变量或比较年龄组。其他研究考察了年龄是否通过策略使用的类型或频率的差异与结果差异相关(即策略使用的年龄差异是否解释了结果的年龄差异),检验情绪调节策略作为中介变量。相比之下,调节分析检验了策略使用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是否随年龄不同。最后,考察情绪工作需求的研究探讨了暴露于这些需求,或它们与结果的关联,是否随年龄不同,通过将年龄建模为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或跨年龄组比较这些关联。在每个领域内,结果根据年龄的分析角色构建。在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中,结果进一步根据这些策略在考察的年龄-结果关系中的分析角色(如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组织。鉴于研究设计、测量和分析方法的异质性,结果以叙述性综合呈现,优先识别跨研究的主要模式和不一致性。选择性引用个别研究以说明这些模式,而详细的研究特征和结果报告于表2。
在综述的研究中,发现并未汇聚成一个关于年龄、情绪调节策略和情绪工作需求如何与健康和工作结果相一致的结论。跨研究,对于年龄差异在结果中是否反映特定策略使用变异、这些策略如何与结果关联的差异,或情绪工作需求如何与结果相关的年龄差异,做出了不同的假设。然而,实证发现并未一致支持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个。相反,结果是混合的,在某些情况下是矛盾的,一些研究表明老年工人有相对更有利的关联,其他表明反向模式,还有一些发现无年龄差异。此外,关于情绪工作需求的发现表明,年龄相关效应取决于情境因素,进一步限制了总体结论。总体而言,尚不清楚年龄相关结果差异主要受策略使用差异、策略如何与结果相关的差异,还是情绪工作需求的情境特定影响驱动。因此,审查的证据揭示了既不一致的年龄相关效应模式,也未就年龄在情绪调节策略、情绪工作需求与健康和工作结果关系中的作用达成共同概念化。
**情绪调节策略**
在19项考察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中,9项研究检验了年龄作为调节变量[38,39,40,41,42,44,45,46],2项研究比较了年龄组[47, 48],8项研究检验了中介效应[4, 49,50,51,52,53,54,55]。Johnson [51]检验了情绪劳动策略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因此分别报告两次,每次对应不同的假设检验。
年龄作为情绪调节策略与结果之间关联的调节变量:大多数研究将年龄作为情绪调节策略与健康和工作结果之间关联的调节变量,发现所考察的策略与老年工人相比年轻工人有相对更有利的结果关联,这种模式通常被解释为反映年龄相关的情绪调节优势。例如,Peng等人[39]发现,表达抑制与老年员工相比年轻员工的身体压力更低和幸福感更高相关。类似地,Yeung和Fung[45]以及Yeung和Wong[46]报告,表达抑制与老年工人更少的负面情绪、更低的压力和更高的工作满意度相关。深层表演与Khetjenkarn和Agmapisarn[38]中更低的倦怠相关,与Rudolph和McGonagle[41]中更高的感知工作能力相关,这些关联在老年员工中比年轻员工更有利。此外,Peng等人[40]发现,认知重评与老年工人更低的组织偏差相关。然而,并非所有发现都与此模式一致。Walsh和Bartikowski[44]报告,深层表演与年轻员工(而非老年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正相关,表面表演与老年工人(而非年轻工人)的离职意向正相关。在这些研究中,年龄差异主要反映在策略使用与健康和工作结果之间关联的强度和方向上,而非跨年龄组策略使用频率或类型的一致差异。
少数研究考察了情绪调节前因或策略使用本身的年龄差异。Scheibe[43]表明,情绪调节目标激活的年龄差异与负面情绪差异相关,指向调节前因的年龄相关变异,而非特定策略有效性的差异。类似地,Scheibe和Moghimi[42]发现,在应对更强烈的负面事件时,年轻员工比老年员工更增加表达抑制使用并减少接受使用,这些模式与更低的工作满意度和更高的疲劳相关。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表明年龄可能调节情绪调节策略与结果之间的关联。然而,这种调节的证据并不一致。观察到的差异在研究间方向不同,一些研究未发现调节效应。虽然一些发现表明某些策略对老年工人有相对更有利的关联,但其他显示反向效应,且尚不清楚这些差异是否反映策略使用变异或策略如何跨年龄组与结果相关的差异。
年龄组比较在情绪调节策略与结果之间的关联:两项比较年龄组在情绪调节策略与结果之间关联的研究也产生了关于年龄差异的不一致发现。一项研究表明这些关联在年轻员工中可能比老年员工更强,而另一项未发现年龄差异。具体而言,Kafetsios和Loumakou[47]发现,认知重评与年轻员工更高的积极工作情绪和工作满意度及更低的消极工作情绪相关,而老年员工中未观察到这些关联。相比之下,年轻组中表达抑制与更低的积极工作情绪和工作满意度及更高的消极工作情绪相关。这些发现被解释为情绪调节策略可能与年轻员工的工作情感体验和工作满意度关联更强,而老年工人中证据有限。相反,Kaur和Malodia[48]报告情绪劳动与工作满意度负相关,未发现情绪劳动或工作满意度的显著年龄差异。综合来看,这些发现提供了关于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情绪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关联的年龄差异的有限且不一致证据,一项研究暗示年轻员工中关联更强,另一项未提供年龄差异证据。
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年龄-结果关联的中介变量:在8项考察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年龄-结果关联中介变量的研究中,发现是混合的。5项研究报告了通过情绪调节策略将年龄与健康和工作结果联系起来的显著间接效应,而3项未发现支持这种中介。在报告间接效应的研究中,具体策略、结果和模型结构差异很大,未出现一致的中介机制。
例如,Cheung和Tang[49]发现,深层表演部分中介了年龄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表明老年工人中更高水平的深层表演与更高的工作满意度相关。Johnson等人[51]也报告了多个间接效应,表面表演中介了年龄与更低的耗竭和玩世不恭的关系,预期性深层表演中介了年龄与更高的专业效能和工作投入的关系。Peng等人[54]确定了一个更复杂的系列中介路径,其中表面表演、深层表演和组织玩世不恭共同中介了年龄与工作场所偏差之间的关系。
相反,三项研究[50, 53, 55]未发现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年龄-结果关联中介的证据。在这些研究中,中介未获支持,因为年龄与提议的中介变量无关,或中介变量未显著贡献于间接路径,挑战了情绪调节策略解释工作和健康结果中年龄相关差异的假设。
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年龄-结果关联的调节变量: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年龄-结果关联调节变量的证据有限。Johnson等人[51]未发现年龄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双向交互作用的证据,仅识别出一个三向交互作用。该交互作用表明,年龄与专业效能之间的关联取决于深层表演和顾客相关压力源,在高压力与低压力条件下模式不同。未观察到其他策略或结果的其他年龄相关交互效应。这些发现为情绪调节策略在年龄-结果关联中的调节作用提供了有限证据,仅识别出一个特定情境下的效应。
**情绪工作需求**
考察情绪工作需求是否与年龄交互作用预测健康或工作结果,或跨年龄组比较效应,结果混合。在这些研究中,年龄调节在Mijakoski等人[56]、Reh等人[57]、Scheibe等人[58]和Van der Heijden等人[59]中检验,而年龄组比较在Irehill等人[60]、Mauno等人[61]和Zoer等人[62]中进行。关于情绪工作需求的研究通常关注各类情绪工作需求与健康和工作结果之间关联的年龄相关差异。
年龄作为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关联的调节变量:关于年龄作为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关联调节变量的发现是混合且情境依赖的。虽然几项研究表明情绪工作需求改变了年龄-结果关系,但这些效应的方向在不同情境和结果中变化。例如,Reh等人[57]发现,情绪幸福感(反映在积极情绪中)随年龄下降,而工作满意度相对稳定;然而,在非常高的情绪工作需求下,两个结果都观察到更陡峭的年龄相关下降。相反,Scheibe等人[58]报告了一个更分化的模式,年龄相关差异取决于情绪工作需求的类型。具体而言,高情绪敏感性需求与老年员工相比年轻员工更大的恢复需求相关,而展示需求未观察到年龄相关差异。其他研究强调了情境特定模式。Van der Heijden等人[59]发现,情绪需求预测了荷兰老年护士(而非年轻护士)的倦怠,而波兰观察到相反模式。类似地,Mijakoski等人[56]报告,高情绪需求与马其顿老年护士更高的去人格化相关,但克罗地亚护士中未观察到。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年龄在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因情境而异,并未遵循一致的年龄相关模式。
年龄组比较在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在比较年龄组的三项研究中,发现未表明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关联的一致年龄相关优势或脆弱性模式。相反,效应因年龄组和结果而异。具体而言,Mauno等人[61]发现,情绪敏感性需求与中年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及工作奉献负相关更强,相比年轻或老年工人,提示中年职业生涯中更大的脆弱性。Zoer等人[62]报告,中高情绪工作负荷与年轻工人中更高的压力、疲劳和倦怠相关,而工作压力与所有年龄组的这些结果相关。相反,Irehill等人[60]发现,领导者中情绪需求与倦怠或活力之间的关联无年龄差异。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关联的年龄差异不一致,且可能情境依赖。
**讨论**
本综述综合了关于年龄如何与情绪调节策略、情绪工作需求及健康和工作结果相关的证据。在综述的研究中,未出现一个单一、一致的年龄相关差异模式,表明在任何年龄组中,情绪调节过程或情绪工作需求如何与健康和工作结果相关有明确优势或劣势。虽然一些发现表明某些情绪调节策略与结果对老年工人有相对更有利的关联,但其他研究显示反向效应或无年龄差异。类似地,关于情绪工作需求的发现表明,需求与健康和工作结果之间的关联随年龄变化,但年龄相关差异并非一致观察到,且当存在时,未遵循明确的优势或劣势模式。结果并未汇聚于一个关于情绪调节策略和情绪工作需求如何与健康和工作结果相关的年龄相关差异的连贯解释。观察到的异质性可能部分由研究测试的不同且通常隐含的假设解释,即年龄、情绪调节策略、情绪工作需求和结果如何相关。一些研究将健康和工作结果的年龄相关异质性概念化为反映所用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或类型的差异。其他研究考察了情绪调节策略或情绪工作需求与健康和工作结果的关联是否随年龄变化。在下文中,研究人员将这些模式与SST和SAVI模型提出的机制联系起来解释。这些理论框架在此用作解释性透镜以将发现置于背景中。然而,综述的研究很少测试这些框架提出的核心机制,本综合也未为其在工作场所背景中的解释性假设提供直接支持。研究人员还考虑了可能解释观察到的异质性的方法学和情境因素。
**情绪调节策略与结果之间关联的年龄差异**
关于第一个研究问题,综述的研究表明年龄可能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与健康和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影响并不一致。虽然一些发现表明某些策略与老年工人的相对更有利的健康或工作结果相关,但其他研究报告反向模式或无年龄相关差异。总体而言,证据不支持情绪调节策略如何与结果相关的明确或系统的年龄相关优势或劣势。
这种模式表明年龄可能塑造情绪调节策略与结果之间的关联,但并非以统一或可预测的方式。虽然一些发现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有助于解释结果中的年龄相关差异,但此证据是混合且并非一致观察到。重要的是,综述的研究不允许得出关于观察到的年龄差异主要反映所用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或类型的变异,还是这些策略如何跨年龄组与健康和工作结果关联的变异的确切结论。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有助于健康和工作结果中的年龄相关差异。然而,审查的证据既不一致地支持这一解释,也不允许关于年龄和情绪调节策略如何共同影响健康和工作结果的明确结论。
**情绪工作需求与结果之间关联的年龄差异**
关于第二个研究问题,综述的研究表明年龄可能影响情绪工作需求与健康和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影响并不一致。跨研究,这些关联中的年龄相关差异有时被观察到,但在方向上变化且并非一致存在。总体而言,证据不支持情绪工作需求如何影响健康和工作结果的明确或系统的年龄相关优势或劣势模式。
这种变异性表明,情绪工作需求的效应并非仅由年龄决定,而是很可能由情境因素塑造,如工作环境和职业角色的差异,这些可能影响情绪工作需求如何被体验和管理。因此,年龄似乎作为影响情绪工作需求如何与健康和工作结果相关的几个因素之一,而非主要或一致的决定因素。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情绪工作需求并非统一地影响所有年龄组的工人,而是显示情境依赖的关联,限制了得出关于年龄相关差异的总体结论的能力。
**理论意义:社会情绪选择性理论**
SST[23, 63]提出,感知时间视野的年龄相关转变导致优先化情感意义目标,这反过来可能影响情绪体验和幸福感。尽管几项综述研究通过此框架解释情绪调节策略的年龄相关差异,但实证证据仅提供对SST在工作场所背景中的部分和间接支持。
一方面,一些发现被解释为与SST关于老年人优先化情绪幸福感的命题一致,体现在某些情绪调节策略或情绪工作需求与老年工人的健康或工作结果之间相对更有利的关联。然而,这些研究并未直接测试SST的核心机制,如感知时间视野或目标优先级的转变,而是从观察到的结果年龄差异推断此类过程。另一方面,这些模式并不一致,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反向或缺失的,这挑战了工作中情绪功能普遍年龄相关优势的概念。此外,综述的研究并未明确区分观察到的差异是否反映所用情绪调节策略频率的变异、所用情绪调节策略类型的变异,还是情绪调节策略如何跨年龄组与结果关联的变异。SST并未明确解决这些区分,因为其主要焦点是与感知未来时间视野相关的动机转变,而非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或这些策略如何与健康和工作结果关联的年龄相关差异。这可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借鉴SST的研究以不同方式概念化了年龄的作用。
一个进一步的局限性涉及年龄的操作化。SST基于感知未来时间视野,但综述的研究主要依赖按时间顺序年龄(chronological age)作为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