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al Science》：Distinct Associations of Threat and Deprivation With Changes in Affective Control during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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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逆境已被发现与情绪调节发展的中断有关，但很少有纵向研究考察逆境的特定维度是否与青少年情感抑制控制（affective inhibitory control）的变化有差异关联。本研究考察了威胁（threat）和剥夺（deprivation）经历是否在青少年早
童年逆境已被发现与情绪调节发展的中断有关，但很少有纵向研究考察逆境的特定维度是否与青少年情感抑制控制（affective inhibitory control）的变化有差异关联。本研究考察了威胁（threat）和剥夺（deprivation）经历是否在青少年早期至中期阶段差异性地预测情感抑制控制的变化。参与者为来自UEVO研究的902名青少年（51.5%为女孩），在时间点1（T1）年龄12-14岁，时间点2（T2）年龄15-16岁进行评估。情感抑制控制通过在线情绪go/no-go任务测量。青少年在T2时对愤怒no-go刺激的虚报（false alarms）少于T1，表明情感抑制控制随时间改善。潜变量变化分数模型（latent change score modeling）进一步支持了这一模式，显示基线表现较差的青少年随时间表现出更大的改善（β = ?0.66, p < 0.001）。在主要模型中，较高水平的威胁预测了情感抑制控制的改善较少（β = 0.09, p = 0.013），而剥夺与变化无显著关联（β = ?0.05, p = 0.073）。威胁和剥夺均未预测对中性面孔虚报的变化。在调整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SES）和照顾者风险的敏感性分析中，威胁仍然是改善较少的显著预测因子（β = 0.12, p = 0.004），而剥夺则成为改善较多的小预测因子（β = ?0.06, p = 0.042）。事后多组分析未提供证据表明逆境与变化之间的关联因性别而异。这些发现表明，威胁和剥夺与情感抑制控制表现出部分不同的关联，其中威胁相关逆境是青少年早期至中期改善减少的更一致性预测因子。
**论文解读：威胁与剥夺对青少年情感抑制控制变化的不同影响**
**研究背景与问题**
童年逆境（childhood adversity）是广泛存在的全球现象，与后生命程中的精神疾病风险密切相关。尽管逆境与精神病理的关联已得到充分证实，但其潜在的发育机制仍需进一步阐明。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在青春期经历关键发育，而其异常发展是精神健康问题的跨诊断成分。然而，以往研究在定义和测量童年逆境时存在概念和方法学挑战，且缺乏纵向研究，限制了理解逆境如何影响发育过程。基于逆境与精神病理维度模型（dimensional model of adversity and psychopathology, DMAP），研究人员提出童年逆境可沿威胁（threat）和剥夺（deprivation）两个核心维度组织：威胁维度涉及实际或潜在伤害经历（如虐待、目睹暴力），剥夺维度反映照护环境关键输入的缺失或不足（如忽视）。DMAP模型假设威胁和剥夺可能通过不同机制影响发育，但关于二者如何影响情感抑制控制（affective inhibitory control, 指在情绪刺激下抑制优势反应的能力）的纵向变化尚不清楚。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考察童年逆境的威胁和剥夺维度是否差异性地预测青少年早期至中期情感抑制控制的变化。基于挪威UEVO研究（一项以学校为基础的纵向队列研究，样本来自挪威），研究人员假设：情感抑制控制随时间呈规范化改善，且威胁和剥夺均与改善减缓相关，其中威胁关联更强。该研究发表在《Developmental Science》，为理解逆境特异性影响情绪调控发育提供了纵向证据，支持DMAP框架的维度特异性假设。
**主要技术方法**
样本来自UEVO研究（Hafstad et al., 2020），包括902名青少年（12-14岁基线，15-16岁随访）。威胁通过心理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和目睹家庭暴力频率的自评问卷测量；剥夺通过身体忽视、医疗忽视和情感忽视的自评量表测量。情感抑制控制使用在线情绪go/no-go任务（Hare et al., 2008），以愤怒和中性面孔作为刺激，计算错误虚报（false alarms）次数。统计分析采用潜变量变化分数模型（latent change score model, ULCS），并调整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SES）和照顾者风险。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与初步统计**
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中逆境亚型报告率较低（2.3%-17.9%），威胁和剥夺平均水平低。女孩在情感抑制控制上优于男孩（T1: d = ?0.32; T2: d = ?0.25）。
**3.2 青少年早期至中期情感抑制控制的纵向变化**
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青少年在T2的愤怒面孔虚报显著少于T1（t(573) = 10.69, p < 0.001, d = 0.45），表明总体改善。ULCS模型进一步显示，基线情感抑制控制强烈预测后续变化（β = ?0.66, p < 0.001），即基线较差者改善更大，但变化存在显著个体差异（Var = 6.52, p < 0.001）。
**3.3 威胁与剥夺作为情感抑制控制变化的预测因子**
在主要ULCS模型中，较高威胁水平预测了情感抑制控制改善较少（β = 0.09, p = 0.013），而剥夺无显著预测（β = ?0.05, p = 0.073）。对中性面孔虚报，威胁和剥夺均无显著预测（威胁: β = 0.06, p = 0.117；剥夺: β = 0.03, p = 0.237）。敏感性分析调整性别、年龄、SES和照顾者风险后，威胁仍预测改善较少（β = 0.12, p = 0.004），而剥夺预测改善较多（β = ?0.06, p = 0.042）。
**3.4 事后性别分析**
多组分析显示，约束威胁和剥夺对变化的路径相等后，模型拟合无显著恶化（Δχ2(5) = 1.41, p = 0.923），表明关联无性别差异。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支持DMAP框架，表明威胁相关逆境是青少年情感抑制控制改善减少的更一致性预测因子，而剥夺关联不一致。威胁可能通过增强对威胁线索的警觉和监测，使个体难以从情绪信息中脱离，从而抑制控制发展。局限性包括：观察性设计限制因果推断；剥夺测量未包含认知剥夺（如学习机会减少）；情感抑制控制仅使用单一任务（少量no-go试次）；样本流失导致基线逆境水平较低，可能限制变异性和泛化性。
**结论**：研究人员的发现支持DMAP框架（McLaughlin and Sheridan, 2016; McLaughlin et al., 2021），威胁相关逆境是青少年情感抑制控制改善减少的更一致性预测因子。尽管不能得出因果推断，但这些发现表明威胁相关经历对于理解情感抑制控制发育的个体差异尤为重要。未来研究应考察威胁暴露与情感抑制控制之间的机制，并阐明此类变化如何与青春期更明确的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相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