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气候政策能否促进中国企业绿色转型?晋升压力与环境意识的视角

《Sustainability》:Can City Climate Policy Promote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Promotion Pressure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6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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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治理是实现“双碳”(dual carbon)战略目标和促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将中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发展试点政策(CRCDPP)的实践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检验该

  
气候治理是实现“双碳”(dual carbon)战略目标和促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将中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发展试点政策(CRCDPP)的实践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检验该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首先,政府官员面临的晋升压力(promotion pressure)抑制了该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积极影响。管理层的环境意识(environmental awareness)促进了气候政策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其次,试点政策通过加强政府治理和增加政府环境支出传导了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具有政治关联、高数字化水平、高气候风险水平、高区域法治水平或高区域污染水平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应对气候变化、完善气候适应政策、激发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中国作为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气象灾害频发、气候风险复杂交织,亟需加快绿色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然而,气候变化减缓具有经济外部性,难以仅靠市场自发实现,需借助政策工具推动企业这一微观主体进行绿色转型。现有研究多关注传统环境规制、绿色金融或碳交易等市场型政策,较少探讨气候适应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微观效应,尤其是从官员晋升压力和管理层环境意识的角度。为此,研究人员以中国2017年启动的气候适应型城市发展试点政策(CRCDPP)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CRCDPP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晋升压力削弱了该效应,而管理层环境意识增强了该效应;机制在于政策提升了政府环境治理强度和环境支出;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果在具有政治关联、高数字化水平、高气候风险、高法治水平、高污染水平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为完善气候适应政策、改革官员考核体系、激发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以气候适应型城市发展试点政策(CRCDPP)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并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选取晋升压力(PP)和管理层环境意识(MEA)作为调节变量,分别基于GDP增长率、财政盈余、失业率构建综合指数,以及基于企业环境管理信息披露得分衡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加入预定义变量、双向聚类标准误等方法处理非随机选择问题;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文本分析提取绿色转型关键词频率、绿色专利申请数)、安慰剂检验、排除同期政策干扰、缩短时间窗口、替换调节变量度量、双机器学习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中,以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频占比衡量政府环境治理强度,以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衡量政府环境支出。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国家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基准回归结果**:通过双重差分模型(DID)回归,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及其他控制变量后,政策交互项系数为0.960,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CRCDPP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验证了假设H1。

**调节效应分析**:晋升压力与政策交互项系数为?0.714,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晋升压力抑制了CRCDPP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H2;管理层环境意识与政策交互项系数为0.379,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管理层环境意识增强了政策效果,验证了假设H3。

**平行趋势检验**:构建动态效应模型,以政策实施前一期为基期,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绿色转型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绿色转型显著高于对照组。

**非随机选择讨论**:采用PSM-DID(1:3近邻匹配)后,政策效应仍显著为正;加入预定义变量(环保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及其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后,政策效应仍显著;采用企业和城市双向聚类标准误后,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为绿色转型关键词频率(取对数)和绿色专利申请数(取对数)后,政策系数仍显著为正;进行500次随机抽样安慰剂检验,估计系数集中在零附近且p值大多大于0.1,通过检验;排除低碳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等同期政策干扰后,结果稳健;将观测窗口缩短为政策前后三年(2014–2020年),政策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采用双机器学习模型(Lasso回归,样本分割比1:4),政策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替换晋升压力为市级GDP增长率与省级平均值的相对差距,调节效应仍显著为负。

**机制分析**:构建两步法机制检验模型,以政府环境治理强度和政府环境支出为中介变量。结果显示,CRCDPP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的回归系数为0.098,在1%水平上显著;对政府环境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策通过提升政府治理强度和增加环境支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异质性分析**:按政治关联分组,仅政治关联企业组政策效果显著;按气候风险水平(基于年报“气候风险”词频占比中位数)分组,仅高气候风险组政策效果显著;按法治水平(市场中介发育与法治环境指数中位数)分组,仅高法治水平组政策效果显著;按数字化水平(数字技术无形资产占比中位数)分组,仅高数字化水平组政策效果显著;按区域污染水平(省级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中位数)分组,仅高污染组政策效果显著;按区域划分,东部地区政策效果显著,中西部地区不显著。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结合晋升锦标赛理论与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两面性。实证表明,官员晋升压力抑制了政策效果,支持了晋升锦标赛理论对地方短期行为的解释;而机制分析显示政府环境治理强度促进绿色转型,从财政联邦主义视角证明了集体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偏好。因此,中国气候治理是中央宏观战略、地方官员实施偏好、集体政府长期决策以及企业差异化响应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动态场域。

**研究结论**:本研究利用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中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发展试点政策(CRCDPP)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机制,揭示以下四点发现。第一,CRCDPP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政策交互项系数为0.960,在1%水平上显著。第二,晋升压力削弱了CRCDPP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积极效应,交互项系数为?0.714,在5%水平上显著;而管理层环境意识增强了政策效应,交互项系数为0.379,在10%水平上显著。第三,CRCDPP显著提升了政府环境治理(系数0.098,1%显著)并增加了政府环境支出(系数0.004,1%显著),表明更强的治理能力和更大的财政支持是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第四,CRCDPP对具有政治关联、高数字化水平、高法治水平、高气候风险、高污染水平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绿色转型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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