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care》:Meaning in Life, Social Support, and Happiness in Older Adul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ail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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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心理幸福感、生活意义、社会支持和日常活动是已被充分证明显著影响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因素。然而,关于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幸福感的共同影响的研究有限。本研究旨在探讨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横断面设计的定量研究,
背景:心理幸福感、生活意义、社会支持和日常活动是已被充分证明显著影响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因素。然而,关于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幸福感的共同影响的研究有限。本研究旨在探讨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横断面设计的定量研究,对221名在普里什蒂纳日间照料中心参加活动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使用了四个经过验证的量表:Pemberton幸福指数(PHI)、生活意义问卷(MLQ)、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和格罗宁根活动限制量表(GARS)。统计分析包括线性回归和交互效应,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结果:生活意义(β = 0.614,p = 0.039)和社会支持(β = 7.695,p = 0.012)是幸福感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GARS未显示出直接的主效应,但作为一个显著的调节因素出现。MLQ × GARS(p = 0.037)和MSPSS × GARS(p < 0.001)的交互效应表明,功能限制增强了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结论: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是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心理社会决定因素,尤其是在存在功能限制的情况下。研究结果强调了在社区和医疗服务中采取综合的、以人为中心的方法的重要性,这些方法应同时关注心理社会福祉和功能能力。对心理社会和功能需求的常规评估可能有助于支持旨在改善老年生活质量和健康老龄化的更有效干预措施。
**研究背景、问题与开展原因**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预计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增加一倍以上,对医疗保健和社会支持系统提出更高要求。虽然长寿反映了公共卫生的进步,但慢性病、功能限制和社会脆弱性也在增加。当前研究认为幸福感是多维的,包括享乐幸福感(如快乐、生活满意度)和自我实现幸福感(如生活意义与目标)。生活意义被视为核心心理资源,与社会支持一起,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然而,尽管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影响,但关于功能能力(即日常活动能力)如何调节这些心理社会资源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十分有限。现有研究多使用更宽泛的健康指标作为调节变量,而非具体的日常功能能力,且来自东南欧,特别是科索沃地区的证据尤为匮乏。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一个基于社区的老年人样本,同时检验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以及功能能力(使用格罗宁根活动限制量表GARS评估)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以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为理解老年人幸福感提供更全面的、整合的理论视角。
**主要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发现,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是老年人幸福感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而功能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而非直接决定因素。具体而言,功能限制的增强会放大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制定健康老龄化干预措施时,应采用综合性的、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不仅关注功能康复,还应同步强化心理社会资源。该研究发表在《Healthcare》期刊上。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项定量、描述性分析、横断面设计的研究。研究样本来自普里什蒂纳(Pristina)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通过有目的抽样招募了221名65岁及以上的社区居住老年人。研究使用了四个经过验证的心理测量工具:Pemberton幸福指数(Pemberton Happiness Index, PHI)评估幸福感;生活意义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评估生活意义;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评估社会支持;格罗宁根活动限制量表(Groningen Activity Restriction Scale, GARS)评估日常活动能力和功能限制。统计分析采用了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了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并使用均值中心化处理交互项以降低多重共线性。
**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特征**
大多数参与者为男性(76.9%),阿尔巴尼亚族(95%)。年龄在65-70岁之间的群体最大(40.7%),其次为71-75岁(33%)。大部分参与者(79.6%)居住在城市,多数(73.3%)已婚。经济状况普遍较低,58.4%的参与者月收入在111-250欧元之间。这一人口学特征表明样本并非完全代表普通老年人群,特别是性别比例存在偏差。
**3.2 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模型解释了幸福感总变异的很大一部分(R2 = 0.730, p < 0.000)。诊断检验证实了模型满足回归假设,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平均VIF = 1.45)或异方差性.
- **生活意义(MLQ)**:通过对MLQ和PHI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意义是幸福感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系数 = 0.614, p = 0.039),表明更高的生活意义感与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相关。
- **社会支持(MSPSS)**:MSPSS对幸福感表现出高度显著且较强的正向效应(系数 = 7.695, p = 0.012),其效应量大于生活意义。
- **功能能力(GARS)**:GARS并未显示出对幸福感(PHI)的直接预测作用(系数 = –0.142, p = 0.767),表明日常活动能力本身不直接决定幸福感。
- **调节效应**:交互项MLQ × GARS(系数 = 0.013, p = 0.037)和MSPSS × GARS(系数 = 0.084, p < 0.001)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功能能力(GARS)显著调节了生活意义(MLQ)和社会支持(MSPSS)与幸福感(PHI)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功能限制(GARS评分升高)的增加,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积极关联更强。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证实了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是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子,这支持了自我实现幸福感模型和社会关系保护作用的文献。然而,研究的关键贡献在于发现功能能力(GARS)是一个调节因素。尽管功能能力本身不直接预测幸福感,但它显著地改变了心理社会资源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强度。这一发现与压力缓冲模型一致,即当个体处于脆弱状态(如功能受限)时,心理社会资源作为补偿机制的重要性会增加。功能限制可能限制了老年人通过多样化的活动获得幸福感的途径,从而使其更依赖内在的心理资源(如生活意义)和人际资源(如社会支持)。研究结果对医疗保健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强调了对日间照料中心内的老年人进行常规筛查,不仅要评估心理社会因素,还要评估功能能力,并为制定整合心理社会支持与功能促进的综合、以人为中心的护理模式提供了证据。研究也指出了局限性,如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样本代表性受限(男性居多、来自日间照料中心)、未能测量健康状况等关键协变量,以及高R2可能部分源于心理社会构念之间的概念重叠和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 尽管有大量研究探讨了生活意义、社会支持和功能能力作为幸福感的预测因子,但很少有研究检验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本研究通过探索日常功能如何调节老年人的心理社会资源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填补了这一空白,提供了对晚年幸福感的更整合的理解。研究结果显示,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幸福感呈正相关。虽然日常功能并未直接预测幸福感,但它显著地调节了生活意义、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随着功能限制的增加,生活意义、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强,这表明在功能更受限的个体中,心理社会资源与幸福感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结果强调了当身体功能下降时,心理和社会资源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本研究通过证明日常功能在生活意义、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结果对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多个群体具有实际意义,支持在常规功能评估中纳入简短的生活意义和社会支持测量,并为制定综合的、以人为中心的老年人护理模式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