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区域增强城市和森林对鸟类多样性的积极影响跨多尺度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Aquatic Areas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Urban and Forests on Avian Diversity Across Multiple Scal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6日 来源: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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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城市化正在重塑全球景观,然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相互作用如何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影响生物多样性仍未被充分理解。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西南地区一个快速城市化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在三个空间尺度(300?m?×?300?m、900?m?×?900?m和1500?

  
快速城市化正在重塑全球景观,然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相互作用如何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影响生物多样性仍未被充分理解。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西南地区一个快速城市化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在三个空间尺度(300?m?×?300?m、900?m?×?900?m和1500?m?×?1500?m)和三个时间尺度(全年、旱季和雨季)上,检验了单个景观组分及其组合对鸟类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和多度(abundance)的影响。鸟类群落于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在160个网格单元中进行了调查,并应用广义线性模型(GLMs)评估景观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三个空间尺度上,某种景观类型面积比例的增加通常对鸟类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包含水生区域(包括自然和人工水体)的景观镶嵌体(landscape mosaics)在每个检验尺度上都显著提升了物种丰富度和多度。显著的例子包括水生&城市、水生&森林和水生&农田组合。此外,这些组合的积极效应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强于对多度的影响。景观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还随季节变化,甚至在空间尺度上表现出相反效应。研究人员的发现证实,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依赖性。未来必须考虑尺度效应,以提高不同研究结论的可比性。此外,本研究强调了环境友好型水生景观在缓解生物多样性丧失中的关键作用,并倡导将其作为多尺度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关键结构要素纳入。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

全球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地表景观。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土地覆盖面积将接近320万平方公里,超过地球陆地表面的2%。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了直接威胁,据2019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报告,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风险,其中约23%的风险与城市化进程相关。在此背景下,建设生态友好型城市已成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城市景观作为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的界面,是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焦点。如何在满足城市增长需求的同时维持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球生态规划的核心问题。

**现有问题与研究必要性**

已有研究从分类群、气候条件、时间动态和空间格局等多个维度探索了城市景观规划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并认识到空间尺度的选择极大地影响了对景观特征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理解。然而,关于不同尺度下景观特征(如景观组成、配置、异质性和复杂性)效应的方向和强度,尚无一致结论。例如,在局部尺度上,城市绿地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效应已被广泛记录,但这些效应并非绝对;而在城市区域尺度上,景观要素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导致尺度效应结论分歧的一个关键原因可能是缺乏一致的尺度选择标准。“局部尺度”可能指100米、200米或数公里的空间范围,而更广泛的“景观尺度”或“区域尺度”则包含从几百米到数千公里的不一致取值范围。此外,对生物多样性模式和过程的解释通常需要明确考虑多个时间尺度,观察和分析时间尺度的差异,与研究对象空间范围的变化相结合,会导致不同空间尺度上生物多样性响应特征出现显著不一致。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单一景观要素的影响,但物种的生存依赖于多种资源(如食物、水和栖息地),这些资源由要素间的协同或拮抗相互作用塑造。在城市环境中,建成区和绿地面积及其与其他特征的相互作用强烈影响着生物多样性模式。尽管一些研究阐述了景观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森林的积极或消极效应可能取决于周围景观类型:邻近的水生区域或农田可以增强森林栖息地价值,而城市基础设施可能产生拮抗效应,削弱其保护功能。然而,对景观要素动态相互作用的系统分析仍然匮乏,这一知识空白可能掩盖关键的生态机制,并降低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因此,系统探索不同空间尺度下城市景观整合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考虑环境变化显著的季节因素,将为城市可持续管理提供必要参考。

鸟类因其高移动性和对栖息地变化的快速响应,是评估生物多样性对环境变化响应的理想指示物种,同时也是确定优先保护区的有效替代指标,可作为测试不同空间尺度上城市化和景观配置影响的模型类群。其多样性受到景观组成、配置和尺度依赖性的综合调控。

**研究目的与核心假设**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在云南大理洱海流域——一个快速城市化热点区域——整合多尺度景观分析与季节变化,旨在识别城市扩张下塑造鸟类多样性的关键因素。研究提出三个核心假设:1)景观组成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具有空间尺度和季节依赖性;2)水生区域(包括自然水体如湖泊、河流、溪流,以及人工水体如水库、池塘、鱼塘)与其他景观类型的组合将显著提升鸟类物种丰富度和多度;3)在资源稀缺的旱季,水生区域和森林将发挥更大作用。洱海流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场所,因为快速城市化发生在由流域过程和一个大型中心湖泊生态系统强烈塑造的景观中。

**研究结论与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单个景观类型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在三个空间尺度上主要表现为负面效应,但包含水生区域的景观组合在所有尺度上均显著提升了物种丰富度和多度,且对物种丰富度的积极效应强于对多度的效应。景观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还表现出季节性变化,甚至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呈现相反方向。这些发现证实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依赖性,强调了环境友好型水生景观在缓解生物多样性丧失中的关键角色,并倡导将其作为多尺度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关键结构要素。该论文发表在《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人员在云南大理洱海流域(25°40.52′–25°43.12′ N, 100°9.20′–100°12.79′ E)开展研究,该区域位于西南地区“三江并流”区域,处于印度-缅甸、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山地三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交汇处。研究区总面积14.58 km2,被划分为162个300?m?×?300?m的规则网格(9行×18列),其中160个网格可用于鸟类调查(另两个网格位于军事基地内)。鸟类数据于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每月采集,采用固定半径点计数法,观测半径为100 m,记录所有物种、个体数量及栖息地。景观数据来源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张洪艳教授团队开发的1米分辨率土地利用底图(SinoLC-1,2021年12月影像),利用QGIS 3.36.0将研究区景观分为五类:城市、农田、森林、草地和水生区域。数据分析中,研究人员构建了三个空间尺度单元(300?m?×?300?m、900?m?×?900?m、1500?m?×?1500?m)和三个时间时期(全年、旱季、雨季),采用广义线性模型(GLMs,Poisson GLMs用于物种丰富度,负二项GLMs用于多度)评估各景观类型面积比例及其两两交互作用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并通过AIC进行模型选择。样本队列来源为160个网格单元,研究区域包括洱海湖滨带及周边城市、森林、农田和水体。

**研究结果**

**鸟类多样性概况**

共记录到88种鸟类,隶属于11目36科,共18473个体记录。其中雀形目(Passeriformes)物种丰富度和多度最高(50种,56.82%;11862只,64.21%)。在不同景观类型中,记录到的物种丰富度和多度各异:草地记录5目18科25种177只;水生区域记录11目28科52种4385只;森林记录9目21科37种1572只;城市记录7目23科41种4020只;农田记录10目32科65种8319只。共记录到1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景观对鸟类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在300?m?×?300?m和900?m?×?900?m尺度上,单个景观类型对鸟类物种丰富度表现出显著的负面效应,而在1500?m?×?1500?m尺度上,单个景观在雨季表现出正面效应。在300?m?×?300?m尺度,城市和水生区域的负面效应尤为突出。在900?m?×?900?m尺度,旱季城市、水生区域、森林和农田均对物种丰富度有负面效应,而雨季只有水生区域仍为负面关联。在1500?m?×?1500?m尺度,旱季所有四种单个景观均负面影响物种丰富度,但雨季除水生区域外均转为正面效应。

与单个景观相反,景观组合在所有尺度上对物种丰富度持续表现出正面效应,且旱季和雨季趋势相似。这种效应在300?m?×?300?m和900?m?×?900?m尺度尤其突出,涉及水生区域的两两组合(与城市、森林或农田)对物种丰富度表现出特别强的正面影响。具体来说,水生区域抵消了城市、森林和农田景观的负面效应;随着水生区域面积比例增加,物种丰富度停止下降并稳步上升。随着尺度增大,景观组合的正面影响先增强后减弱。跨尺度分析显示,仅300?m?×?300?m尺度上检测到含水生区域景观组合对物种丰富度的显著正面交互效应:较高水生区域面积比例(Mean?+?1?SD)逆转了物种丰富度与城市、森林和农田面积的负相关关系。在900?m?×?900?m尺度,水生&城市和水生&森林组合的正面效应减弱,在1500?m?×?1500?m尺度变为不显著。

**景观对鸟类多度的影响**

单个景观类型对鸟类多度的影响在三个空间尺度上高度显著,正面效应比例随尺度增大而增加。在300?m?×?300?m尺度,城市表现出显著负面效应,水生区域在旱季为正面效应,雨季为负面效应。在900?m?×?900?m尺度,旱季所有四种单个景观均对多度有负面效应,仅农田在雨季为正面效应。在1500?m?×?1500?m尺度,旱季所有四种单个景观均负面影响多度,雨季和全年时期转为正面效应。

与单个景观效应相反,景观组合在300?m?×?300?m和900?m?×?900?m尺度对多度表现出显著正面效应,尤其水生&城市和水生&森林组合。在1500?m?×?1500?m尺度,组合效应显著增强。与物种丰富度模式一致,含水生区域景观组合的最强正面交互效应出现在300?m?×?300?m和900?m?×?900?m尺度:较高水生区域面积比例(Mean?+?1?SD)在全年和旱季放大了城市和森林景观的正面效应。在1500?m?×?1500?m尺度,森林相关组合在旱季表现出正面效应,雨季转为负面,且水生&森林交互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季节特异性响应:仅在旱季,高水生区域逆转了多度与森林面积的负相关关系,而雨季在所有水生水平下多度随森林面积弱增加。

**讨论与结论**

**讨论总结**

研究结果表明,景观类型对鸟类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尺度和季节依赖性。在较小尺度(300?m和900?m),单一景观类型(如城市、森林、水生区域、农田)大多表现出负面效应,研究人员推测这是因为在较小尺度上,单一土地利用类型主导的网格只能提供有限类型的资源。随着尺度扩大到1500?m,单个景观的影响逐渐从负面转为正面,原因可能是大尺度景观不仅包含更大的连续栖息地面积,还包含内部异质性(如边缘区、林隙、小湿地等)。季节变化进一步调节了这种尺度效应:旱季资源有限,单一景观难以满足鸟类多样需求;雨季资源约束缓解,大面积森林、水生区域或农田可提供相对稳定的栖息地,正面效应更明显。

景观组合与单个景观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呈现明显相反的模式,而水生区域是决定这种相反模式能否发生的关键因素。在较小尺度,景观组合能同时提供多种资源和栖息地,增加栖息地异质性和生态位多样性。涉及水生区域的组合(水生&森林、水生&农田、水生&城市)在多尺度和多季节表现出强正面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水生区域提供饮水、水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等食物资源,而周围森林和城市进一步提供巢址和丰富食物资源,形成资源互补关系。研究表明,这种效应并非源于洱海作为区域物种库的空间溢出效应,因为单一水生区域面积增加在大多数尺度和季节呈中性或负面效应,只有与水区域与其他景观共存时才出现正面效应,表明景观协同是增强鸟类多样性的核心因素。

**研究结论翻译**

总之,本研究显示,鸟类对景观的响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差异。单个景观在较小尺度对鸟类物种多样性产生负面效应,但在较大尺度逐渐转为正面效应,且鸟类多度受影响更为显著。相比之下,景观组合在较小尺度表现出突出的正面效应,尤其是与水生区域相关的组合,能显著提升鸟类多样性;然而随着尺度增大,季节间的相反效应增强。大型水生区域能支持更高的鸟类物种多样性,作为重要的水源和食物来源,它们不仅直接增加栖息地多样性,还间接提高了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对鸟类多样性的贡献。季节变化改变了特定空间尺度上景观对鸟类的影响:在旱季,水生区域和森林对鸟类生存起到关键支持作用,但这一趋势在雨季不显著。这些发现强调,在城乡规划和发展中需要全面考虑多尺度效应,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和恢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未来研究应在方法标准化的前提下,通过跨区域和多研究的整合与比较,推动城市可持续性理论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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