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有毒元素被视为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它们通过自然和人为排放源进入环境,这些排放源包括森林火灾、火山爆发、土壤侵蚀、机动车、工业活动、燃料燃烧、采矿以及农业活动(Fedeli, 2026; Aksu 2015; Bibi et al. 2024; Chen et al. 2021; Cowden and Aherne 2019)。潜在有毒元素排放带来的环境和人类健康风险,主要源于其在食物链中的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进而会对生态系统完整性、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不良影响(Mao et al. 2022)。
传统的大气环境监测站主要用于测定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化氮、二氧化氮、臭氧、PM10和PM2.5等气体的浓度(Castell et al. 2017),而潜在有毒元素很少被纳入常规监测项目。此外,这类监测站的建设和运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每台约5,000至30,000欧元),还需持续维护,这就限制了监测网络的空间分布密度。因此,监测站通常设置在人口密集的城区和居民区,目的是确保符合空气质量标准,而非反映污染物分布的空间差异性。虽然这种布局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监测数据,但却往往无法捕捉到精细的污染梯度以及局部的高污染区域,而这些信息对于准确评估暴露程度至关重要。在那些存在大量点源污染的小型工业城市,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另外,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固定的大气监测设施十分稀少甚至完全缺失(Castell et al. 2016; Monaci et al. 2023),这进一步增加了暴露特征评估和生态风险分析的不确定性。
苔藓被广泛认为是衡量大气污染的有效生物指示物(Chaudhuri and Roy 2024)。由于苔藓没有发达的根系,无法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因此它们会优先通过干沉降和湿沉降直接从大气中吸收元素(Jafarova et al. 2025; Schr?der et al. 2023; Frontasyeva et al. 2020)。苔藓还有其他优势,比如能够耐受较高浓度的潜在有毒元素,具备较强的元素积累能力、较高的阳离子交换容量,以及较大的表面积与体积比(?wis?owski et al. 2022; Jafarova et al., 2025)。与传统仪器监测不同,后者只能在特定的采样时间点获取污染物浓度,而苔藓生物监测则能整合更长时间范围内的大气沉降情况。而且这种方法成本相对较低,也不需要复杂的监测设施(Chaudhuri and Roy 2024; Harmens et al. 2010)。正因如此,苔藓被广泛用于全国范围的环境质量评估,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Capozzi et al. 2016; Chaudhuri and Roy 2024; Uro?evi? et al. 2023; Zinicovscaia et al. 2024; Sfetsas et al. 2025; Gerdol et al., 2014)。
目前,大多数利用本地苔藓物种进行的被动生物监测研究,都是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空气污染对天然植被和作物影响国际合作计划”(ICP Vegetation)的框架下开展的。该计划始于1990年,负责在欧洲各国开展系统的苔藓调查,通常每五年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进行一次调查。多年来,参与该计划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这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可苔藓作为重金属及其他污染物大气沉降可靠生物指示物的作用(Frontasyeva уet al., 2020)。
城市环境是潜在有毒元素排放的重要来源。但由于城市中天然苔藓覆盖较少或根本不存在,因此人们采用主动生物监测方法,即把从未受污染的参考地点采集的苔藓样本置于受污染的城市环境中,这种方法在城市地区更为常用(Zinicovscaia, 2025; Shvetsova et al., 2019)。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数国家,除了彼尔姆市外,利用本地苔藓物种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评估的研究仍然较少(Gatina et al., 2024)。而那些小型工业城市,由于长期以来科学界对其空气质量关注度较低,其潜在有毒元素污染问题却构成了严重的环境、经济和公共卫生隐患。由于这些城市高度依赖工业生产、采矿或能源供应,潜在有毒元素的排放不仅会影响大气质量,还会对土壤和水资源造成污染(Rodríguez et al., 2023)。
本研究旨在利用基于本地苔藓物种的被动生物监测方法,评估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彼尔姆州三个主要工业城市——索利卡姆斯克、别列兹尼基和古巴哈的空气污染状况。据我们所知,此前尚未有研究利用苔藓来评估这三个城市的大气中潜在有毒元素的沉降情况。本研究通过多元统计技术和生态污染指数,来评估大气污染程度,并确定潜在有毒元素排放的主要来源。